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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动家、思想家、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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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法维新运动中，四川涌现出一批名闻全国的活动家、宣传家、思想家，其中最著名的是杨锐、刘光第、宋育仁。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救亡图存形势下，四川巴县人邹容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成为著名的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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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杨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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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锐（1857—1898年），字退之，后改叔峤，四川绵竹人，1874年考中秀才，1875年入尊经书院肄业，1885年中举人，1889年授内阁中书，参与修纂《大清会典》，书成，升内阁候补侍读。甲午战后，在京积极参加公车上书活动，同康有为等组织强学会，鼓吹开发民智，讲求经济之学，学习西方科技等自强之道。1898年3月，杨锐与刘光第等人在京成立蜀学会，创办蜀学堂，招收川籍在京人士，兼习中西学业，并参加保国会，受到光绪皇帝召见，赐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时人称之为“大手笔”，誉为“才学淹通，志性端谨，切究当世之务，绝无浮夸之习”，为光绪皇帝起草诏书，深受信任。1898年9月14日，光绪皇帝觉察到慈禧太后即将对变法维新进行反扑，即召“治毅，可属大事”的杨锐入宫，交与密诏，要求杨锐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杨锐复奏大纲三条：“一言皇太后亲挈天下以授之皇上，应宜遇事将顺，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意；二言变法宜有次第；三言进退大臣不宜太骤。”9月21日，慈禧太后突然发动政变，光绪皇帝被囚于瀛台，戊戌变法失败。9月24日，杨锐被捕。9月28日，杨锐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同时遇难，史称“戊戌六君子”。杨锐一生著作甚丰，尤长诗文，有《杨叔峤文集》《杨叔峤诗集》等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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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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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第（1859—1898年），字德星，号裴村，四川富顺人，1882年中举人，1883年中进士，授刑部广西司主事。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于是年冬上《甲午条陈》（《论战守与愿皇上专政权以图变法》），文章痛陈时弊，指出：“兹外洋逼我，门庭堂奥，无处不通”，“今倭已形猖獗，恐俄亦隐然思逞”，面对这种形势，皇上应“勃然发愤，内断于心，披览史册，鉴古今之成败，周知海内，酌中外之利害，然后用开创之规模，为继述之事业”，因而提出“当时之所行、将来当变通者”的四条建议即变法主张：一是光绪帝大权独断，二是去蒙蔽、取直言，三是严责罚、操胜算，四是修武备、振积弱。《甲午条陈》并未送达光绪皇帝之手，但在京城内外广为流传。刘光第在主张变法的同时，还主张学习西方的参用民权议院等主张。1898年3月，刘光第与杨锐等人在京成立蜀学会，4月组建保国会。9月，受光绪帝召见，赞其能“力陈时事艰危，与中外积弊，非力矫冗滥，无以图治”，授四品卿衔，与杨锐、谭嗣同、林旭并为军机四卿，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9月24日，与杨锐等同时遇难，为“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的哲学思想深受廖平影响，主张变通因革。他长于诗文，“时辈罕与抗手，诗尤独造，可以名家”，其诗文原刊有《衷圣斋文集》《衷圣斋诗集》，1986年汇为《刘光第集》出版，收录文56篇、诗688首、书信65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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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宋育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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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育仁（1857—1931年），字芸子，又字芸岩，号道复，别号向琴阁主，四川富顺人，1875年考取秀才，入尊经书院学习，1882年中举人，1886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87年写成《时务论》初稿，1889年改任翰林院检讨。1894年出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留心考察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写成《采风记》4卷，以英国议会制君主立宪为标本，提出实行“君民共治”的政治主张。1895年解职回国，参加强学会，负责主讲“中国自强之学”，被推为“都讲”。所著《时务论》和《采风记》出版后，风行一时，被称为“新学巨子”。1896年，宋育仁主持四川矿务并担任商务总局监督，大力兴办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参与创办《渝报》《蜀学报》，组织蜀学会，积极宣传推行变法维新主张。在哲学思想上，宋育仁主张复古改制，尊今抑古，著《周礼十种》和《周官图谱》，以西学解释中学的典章制度，力图阐明西方国家制度符合中国古代圣人之道和先王之制。宋育仁提出中国古代圣人之道，认为“其始务在富强，其术在六经，而《周官》尤备”，指出“取证于外国富强之实效，而正告天下以复古之美名，名正言顺事成，而天下悦从，而四海无不服，舍此而再思其次，则无策以自救，因此则拨乱而反治，转败而为功”。他的这些变法主张，对四川乃至全国思想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被称为“四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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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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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失败后，有识之士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救亡图存必须革命，不能再走改良主义老路。在孙中山领导下，不少志士投身革命，加入民族民主革命的队伍当中。邹容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走上革命道路，成为著名的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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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1885—1905年），原名绍陶、桂文，字威丹、蔚丹，四川巴县人。幼年受康、梁维新思想影响，1902年春夏之交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同文馆学习。留学日本期间，他认真研读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著作，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并开始写作《革命军》一书。1903年春，因反对清政府迫害学生，邹容带头剪除留日学监姚文甫的发辫，受清廷和日政府迫害，被迫辍学回国，在上海结识章太炎等革命志士，参加上海爱国学社和拒俄义勇队运动，并发起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在此期间，他奋笔疾书，完成了《革命军》一书，署名为“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此书由章太炎作序，柳亚子等人筹集经费，于当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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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从哲学高度论证了革命是“天演之公理”“世界之公理”，献身革命是每个中国人的天职。在这部书中，邹容响亮地提出建立“中华共和国”的主张，提出中华共和国采用议会制度，大总统由选举出来的议员投票公举。在《革命军》末尾，邹容发出了令世人振聋发聩的喊声：“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革命军》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的著作，产生了极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一经出版，便风靡全国，辛亥革命前就已重印20余次，发行110万册。1903年7月初，清廷勾结英巡捕房，制造“《苏报》案”构陷，邹容被判刑两年，1905年4月3日死于狱中。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追赠邹容为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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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学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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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川涌现出不少知名的文学家，最有名的是李调元、张问陶等人。在散文方面，彭端淑、彭肇洙、彭遵泗，号称“丹棱三彭”，享誉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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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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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调元（1734—1803年），字羹堂，号雨村，四川罗江县人，被称为清代蜀中奇才，在学问、散文、对联、诗词、赋文、戏曲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1760年李调元中举人，1763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吏部文选司主事、考工司主事、奇工司员外郎等，后因结怨权贵，流放新疆。乾隆五十年（1785年）回乡，积平生心力，编刻《函海》丛书，收录有关巴蜀著作150种以上。他“好读书，博学多闻，才气豪放不羁，诗文亦如其人”，尤其在他回川后，“啸傲山水，以著述自娱”，完成《童山文集》20卷、《诗集》42卷（包括李调元之父李化楠的诗作）。李调元的诗“才豪力猛，雄健挺拔”，多具战斗性，揭露朝廷的腐败。李调元还是有名的文学批评家，著有《蜀雅》20卷、《赋话》《诗话》《曲话》《剧话》各2卷。他的著作十分丰富，达50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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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调元的文采不仅得到了江南文人的欣赏，还东传到朝鲜半岛受到赞誉。1778年朝鲜士大夫李德懋出使清朝，就请求李调元为自己的著作写序，认为得到他的序，自己的书就可以“不朽”。李调元在《雨村诗话》里面选入朝鲜文人柳琴的诗，柳琴的侄儿在给叔父的墓志铭上就写道，李调元的《雨村诗话》收入了叔父柳琴的几首诗，这个荣耀已经传播到整个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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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问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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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问陶（1764—1814年），字仲冶，号船山，四川遂宁人，27岁中进士，曾任翰林院检讨和山东莱州府知府。张问陶是清代全国各大诗派中，继袁枚而起的性灵派的代表人物，袁枚称他为“蜀中诗人之冠”。他15岁开始作诗，一生诗作十分丰富，留下4000首诗，有《船山诗草》20卷、《船山诗草补遗》6卷行世。张问陶的诗，注重真情实感，他的《论诗十二绝句》道出其创作态度：“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饤饾古人书”，“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他的诗长于描摹景物，亦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如“浑河九曲终千里，大鸟三年始一鸣”，借景物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又如“凌云西岸古嘉州，江水潺潺抱郭流。彩影一堆漂不去，推船三面见乌尤”（《嘉定舟中》），情景交融，生趣盎然。他的诗还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体现出他接近人民、同情人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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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丹棱三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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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端淑（1699—1779年），字乐斋，号仪一，四川丹棱人，雍正十一年（1733年）中进士，晚年辞官回川。他主讲成都锦江书院20年，著有《白鹤堂诗文集》。他的散文，文风清畅，平易近人，深入浅出。其散文名篇《为学一首示子侄》写道：“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指出了学者治学的方向和道路，富有深刻的哲理。其弟彭肇洙、彭遵泗，亦均有名气，彭遵泗著有《蜀碧》4卷、《蜀故》27卷，对研究巴蜀风土人情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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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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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川词作亦多，川籍词人有词作传世的达100人以上，其中最有名的有费密、先著、李调元等人。费密有《诗余》2卷行世。先著，字渭求，号蠲斋，泸州人，有《劝影堂渤》《词说》行世，李调元称其“亦词坛中飞将也”。李调元有《雨村词话》《蠢翁词》传世，“惟《浣溪沙》《谒金门》为集中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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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曲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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