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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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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为了加强中共在国统区的工作,巩固抗日统一战线,撤销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在重庆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香港、澳门和海外地下党的工作。原驻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群众周刊社等中共机构的大部分人员,在当年秋天随国民政府迁往四川重庆。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名单,有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廖承志、邓颖超、董必武等13人。他们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与国民党谈判,和各界人士交往,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局,坚持团结抗战原则。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重庆成立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负责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政府的军事联络,也办理八路军、新四军的后勤事务,动员大后方的抗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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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方局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为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做了大量工作。如中共中央确定百团大战等作战方案时,即电告南方局,再由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呈报国民政府批准或备案。有时国共双方要联手打击日军,或国民政府军委会要求中共军队配合国军作战,都会以书面形式呈交八路军办事处,或由周恩来、叶剑英转达。此外,办事处也负责向国民政府军委会呈交中共军队打击日军、伪军的战报,将作战时间、地点、部队、经过、战绩、损失、敌情等信息呈报统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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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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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还与国民政府之间分享对敌情报,实现两党、两军之间的情报中转,保持对日、伪军方面的情报交流。中共中央会将搜集到的敌、伪情报电告南方局,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呈报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也会把《敌伪广播》《敌情通报》等信息送发给八路军办事处,再转呈中共中央。双方的情报交换,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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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建立,加强了对四川共产党组织的领导,推动了四川的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对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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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抗战胜利后的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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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共重庆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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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取得彻底胜利。抗战结束后,国内时局出现了有利于国共合作,成立联合政府,和平建设新中国的大好时机。但是,蒋介石却继续执行反共政策,企图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内战。由于蒋介石尚未做好内战准备和部署,便玩弄和平花招。1945年8月14、20、23日,蒋介石接连3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为避免内战,尽可能通过“和谈”方式实现全国人民和平、民主的愿望,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提出国民党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成立全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等六项要求,并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渝,与蒋介石共商团结建国方针。8月28日,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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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9月3日,毛泽东与蒋介石单独会谈了3次。9月10日后,周恩来、王若飞继续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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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双方围绕和平建国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党派合法化、军队国家化等12个问题进行了谈判,双方对其中的大多数问题达成了协议,但在政权和军队这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在政权方面,中共提出由共产党人担任山西、山东等五个省的主席,国民党则认为共产党应该参加政府,各地官员要经政府认可才能留任。在军队方面,中共主张中共方面应保留48个师,而国民党最多只允许中共保留16个师。10月10日,国共双方共同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协定共12条。双方认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合法化等问题的解决,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双方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自由、承认党派合法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对解放区政权和共产党军队两个问题则留待继续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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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国共双方在会议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国民党要求中共交出军队,中共则要求必须先实行政治民主化,先改组政府。国共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一直未能达成一致。经过协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改组国民政府、施政纲领、军队问题、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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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协议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激烈反对。在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顽固派公开决议推翻政协关于宪法草案的各项民主原则。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讲,实际上推翻了政治协商会议形成的协议。6月中旬,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和国民政府连续发表演讲,声称日本既已投降,共产党再无存在之理,鼓吹对共产党要实行军事解决。6月22日,国民党军队22万人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内战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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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对四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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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在重庆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以加强对四川的统治。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分化、瓦解四川地方实力派的势力,并大力扩充在重庆的军警、宪兵和特务编制,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镇压人民的法令,强化对四川人民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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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国民党加紧了迫害共产党的步伐。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报馆,软禁了249名在重庆的中共人员。中共人员被迫从重庆撤离,迁至延安,中共四川省委工作中断,致使中共地下党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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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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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抗战的消耗,四川的经济走向破败和恶化,大量工厂、企业倒闭,钢铁产量、煤炭产量、发电量都大幅下降,农业也日趋式微,法币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非常困难。强烈的通货膨胀对经济摧残严重,1937年的一百元法币可以买到两头牛,但是在1947年只能买到一个煤球,或是三分之一盒的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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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在白区对国民党的对策》,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随着内战的继续,重庆、成都大中学校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组建了“反内战、反饥饿委员会”,提出了反对内战、实现民主、改善师生待遇等要求。1946年底,成都、重庆发生了反驻华美军的学生运动,四川大学的学生发动游行,参加者有500多人。到1947年初,重庆大学、女子师范学院等31所学校举行反美联合会议。重庆民生机器厂的工人也支持学生的运动,参加了游行。在当年2月的一次大规模游行中,示威者与国民政府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导致了重伤10余人的惨剧。到当年5月,成都学生数千人举行罢课和请愿,向四川省政府示威。重庆大学、女子师范学院、西南学院等院校学生在中共川东特委的组织下,成立“反内战反饥饿学生联合会”,举行大规模的罢课,并鼓动工人罢工。1948年的成都,也发生了反饥饿、争温饱的请愿静坐运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重庆、成都教师反饥饿、争温饱的运动,结合学生运动,动摇了国民政府在四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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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也在四川的工厂、矿山、农村组织活动,提出“要温饱、要生存、要活命”等口号,组织兵工厂的工人怠工,减少了国民党的武器生产。1947年中共重庆市委拟定《川东农村工作提纲》,提出发展农村武装力量和城市工作相结合的方案。在川东的农村,组织起大量的游击武装,统一为华蓥山游击队,袭击国民政府的军队、警察和各地的保安队,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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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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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三大战役以后,国民政府已面临崩溃。蒋介石在1949年6月提出,东部要以舟山群岛、海南岛、台湾等作为沿海基地,西部以四川、西康、云南、贵州为基地进行“反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10月8日决定将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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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11月1日,人民解放军开始了解放四川的战役。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贺龙率华北第十八兵团及第一野战军一部由陕南、甘南入川,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主力及第四野战军一部由湘西、鄂西、黔北入川,第二野战军一部由桂西经云南包抄,彻底解放四川及大西南。11月上旬,蒋介石急忙从台湾飞到重庆指挥顽抗。11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迁往成都。11月下旬人民解放军逼近重庆。11月30日,蒋介石逃离重庆到成都。当天,重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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