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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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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四川佛教较为兴盛，四川佛教团体的数量就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民国早期，四川的“五老七贤”联合几大佛教团体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的四川支部。1914年袁世凯取消中华佛教总会四川支部，引起了四川佛教界的抗议。从晚清张之洞《劝学篇》以来，主流舆论是要废除寺庙改建学校。四川内战期间，各路军队不尊重寺庙的财产和自治管理，而且也有废寺庙为学校的越界之举。1919年，中央军军长的司令部就强行设立在成都文殊院内；1922年杨森驻防成都期间，也曾有部队驻扎文殊院，并禁止僧侣在早上诵经、敲钟。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等军阀混战期间，田颂尧驻守寺庙，而刘文辉则向寺庙开炮射击。有军队还以捕捉土匪为名，抢夺寺院所种植的柏树。田颂尧、刘湘、邓锡侯等还曾强行买卖各地寺庙财产，驱赶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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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政府继承了晚清以来思路，多次改庙产为学校。针对这些越界的要求，四川省佛教会主张应该由寺庙自行办学，以佛教经律为主，兼辅历史、地理和数学等。1941年，四川省政府规定，各县办学不许破坏寺庙财产或捣毁佛像，自此毁庙兴学才告一段落。但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要求僧侣接受壮丁的军事训练，以参与抗战保家卫国。但是大量僧人感到两难，想要为国效力，就要接受杀生的军事训练。对此，太虚法师提出意见，认为僧人可以加入军队的救护队，而不必加入战斗部队，僧侣帮助军队救治伤兵，但仍然穿僧侣的短装。除了救护以外，四川佛教界还通过佛教宣传活动，呼吁抵抗日本侵略，保卫世界和平。太虚法师还组织了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联合东南亚各国佛教社团共同呼吁制裁日本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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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四川道教和佛教一样，在晚清以来毁庙兴学的大舆论背景下，大量道教宫观被改为他用，道士也大量减少，只有青羊宫、青城山等处道观保存较好。在各个军队防区，大量道教宫观的地产被变卖，充作军费或地方团防费，导致很多宫观的经济能力被严重削弱。北洋政府颁布的《管理寺庙条例》《修正管理寺庙条例》，国民政府颁布的《寺庙管理条例》都用强制手段规定寺庙、宫观必须兴办公共慈善事业。四川道教界也和佛教界一样，兴办慈善和学校。如青城山道士就曾兴办过青城山第一小学和第二小学，青羊宫也划出庙产兴办青羊宫小学，三台县云台观也兴办过小学。二仙庵还成立医院，给贫民提供医疗服务，救助抗战受伤战士，并向贫民施舍食物、医药、棺材；此外，还兴办了桑蚕传习所，为社会培养桑蚕技术方面的人才。云台观也建立了医疗所，给贫民提供治疗服务。大竹县的道士杨载阳，在大竹赡养孤老，施舍食物，修桥修路，死后受到了人们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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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以后，四川道教人士积极响应抗战，一些宫观从每年收入中提取部分资金用于优待抗日战士的家属；或在青城山举行法事，祭祀超度抗日牺牲将士；青羊宫还将六十亩水田租给中央军校，作为马厩和工作场基地。此外，四川道教人士还积极参加军事训练，灌县就组织起道教徒的军事训练队一百余人；彭县道士徐光明等多人还直接削发入伍，出川参加抗战；合川县二仙观道长则掏出多年积蓄，购买了珍贵的楠木棺材，安葬抗日英雄杨瑞符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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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四川的基督新教发展了爱国自立运动，如自贡教会组成自立教会，自聘牧师，实行自治、自传、自养。四川基督教还组建中华基督教改进会，该会反对外国人对中国信徒的干预和歧视，主张“中国人自办教会，不让外国人插手”，教会权力归中国人。该会认为，要反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要求本国基督教信徒要具备爱国思想。在抗战之中，全国基督新教也积极投入爱国抗战的活动，组织起了救济委员会和妇女会等，宣传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救亡，募资捐款，组建红十字会、医疗队、医护队在战区服务。另外也兴办医院、诊所、孤儿院、养老院、幼儿园等，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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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天主教也持中国化的立场，将天主教的教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融合，大量培养中国籍的神职人员，出现了很多中国人担任主教的情况。在抗战期间，天主教爱国人士积极响应，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众多爱国教徒捐钱捐物。天主教神职人员在成都圣修医院和其他几个教堂组织了医疗救护队，帮助抢救伤员。1941年，四川爱国天主教人士还组建了四川天主教信徒战时服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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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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