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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第四章 宗族组织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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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历史上宗族组织的发展,一般是由继承式宗族逐渐演变为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但是,在移民、战乱等特殊环境中,宗族组织的发展也会背离正常的轨道,呈现出某些变异形态。本章拟分别考察闽西北山区、闽东南沿海及清代台湾地区宗族组织的发展进程,并探讨社会生态环境对宗族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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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闽西北山区宗族组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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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北山区包括闽江上游和汀江流域,明清时代共设有四府一州,即建宁府、延平府、邵武府、汀州府和龙岩州。这一地区山多田少,自然资源较为贫乏,宗族聚居的规模相对较小,加上交通闭塞,社会流动性不大,宗族组织的发展较为平稳,较少出现剧烈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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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闽西北地区的宗族聚居形态,清末及民国初期编修的各县乡土志均有所论列,但大都语焉不详。民国三十年刊行的《崇安县新志》,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试略作分析。据记载,“本邑氏族之大,首推周、吴、王、李、陈、张、黄、徐各姓……其次则彭、邱、杨、林、余、衷、郑、翁、祝、连等姓为盛”[1]。这18大姓的总户数近1万户,平均每姓约500户。但是,就每姓的聚居形态而言,又是相当分散的。其中前十姓的分布形态,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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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在同一乡镇范围内聚居达100户以上的族姓,一共只有16个,而聚居规模最大的族姓,也只有278户人家。此外,在排名第十一至十八的大姓中,还有五个聚居达100户以上的族姓,依次是:双梅乡杨氏,169户;西霞乡衷氏,140户;文仙乡林氏,125户;五夫乡连氏,115户;黎口乡余氏,102户。至于本县的另外69个小姓,则一般只有数户人家,难以构成有影响的聚居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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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安县新志》的作者论及“各族户口之盛衰”,曾指出当地宗族的发展颇不稳定,“盛于昔者衰于今,盛于此者衰于彼,不可一概而论也”。例如,“柳盛于宋,钱盛于清,而今无其人;曹墩以曹姓得名,肖屯以肖姓得名,哀墩、哀岭后以哀姓得名,而今无其族”[2]。他认为,这是由于受到元代、清初及清末民初战乱的影响。实际上,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见解。闽西北历史上虽然经历过多次战乱,但其持续时间及破坏程度远远不如闽东南沿海地区,而后者的世家大族并未因此而完全衰落。另一方面,在闽西北地区,直至近代仍有不少历史悠久的世家大族,只是由于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这些大族未能长期维持聚居形态,被迫不断地向外迁徙,以缓解本地的人口压力。因此,闽西北地区较为古老的世家大族,一般都是散居宗族,而不是聚居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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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闽西北地区的宗族聚居规模较小,其组织形式也较为简单。根据笔者所见资料,闽西北地区的绝大多数聚居宗族,直至清中叶以后才开始建祠堂、修族谱。例如,崇安县五夫子里的王氏宗祠,始建于咸丰十年;彭氏宗祠,始建于咸丰十一年;张氏宗祠,始建于同治年间;刘氏宗祠,始建于光绪六年。而其他如连氏宗祠、占氏宗祠等,则迟至民国初年才陆续建成。在此之前,各族往往只是在祖厝或寺庙中合祭祖先。然而,闽西北聚居宗族的组织形式不完备,并不意味着其内部组织不严密。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当地民间保存了大量的“祭产簿”“人丁簿”“合同”“分关”等家族文献。在聚居宗族中,这些家族文献是实行内部管理的有效工具。试以瓯宁县屯山祖氏宗族为例,具体分析闽西北山区聚居宗族的组织形式及其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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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山祖氏一世祖“溪西公”,于南宋末年自浦城县上湖村迁来,其后裔遂定居于此。[3]祖氏迁来之前,当地已有程、江、占、龙、谢、吴、官等姓聚族而居。此后,由于祖氏人口不断增多,陆续介入其他各族的聚居地,在当地居民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清道光初年,祖氏族人在《屯山地舆图引》中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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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乡居山泽之间,虽难比都会,而亦为麻(溪)里尤著者。……第古昔相传,如今之尚敦坊,昔为程居也;土主路上,是江宅也;社仓属古厝坪;夏塘属龙家巷;游凤坊有前谢、后谢之分;中坊吴有上房、下房之别;临水宫大坪,官姓居也。按其形势,星罗棋布,联络成乡。想乡以“谢屯”名,或者谢姓居先乎?抑亦谢姓较众乎?皆未可知。余族自南宋始迁于斯,卜筑土主庙旁。其后,里人以吾姓聚处之坊号曰“前浦”,以明我始祖来自浦邑,溯厥初也。迄今绵绵延延,各坊皆吾祖姓错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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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及民国初年,屯山祖氏共传历27代,聚居200余家,丁口1000余人,而历代又有不少外迁的族人,“支分派别,子孙散处,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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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氏定居于谢屯村之后,前五代人丁稀少,且大多失传,至第六代始分为乾、坤两房,时为明洪武年间。这一时期的祖氏族人,可能已形成以历代祖墓和某些祭产为中心的继承式宗族组织。据记载,祖氏自始祖以下,“列祖俱起墓祭”[5],“历宋元明,先人春秋墓祭第饮福于家”[6]。清代后期祖氏族内的公共产业中,也包括了上五代祖先的坟山,其中一处于嘉庆二十五年让与某族人“开坟一宾”,以换取年收租谷20箩的祭田,“充入始祖墓下,永作烝尝”[7]。此外,祖氏族内还有一座“晏公庙”,据说也是“溪西公所遗传之惠泽”[8]。不过,在明中叶以前,祖氏历代祖先均未设立专门用于祭祖的族产。如云:“溪西公肇基以来,未有祭田。想其时基业甫定,丁男未蕃,祀产之立盖有待及榕公。”“夫墓祭本先代所有,祭田非先代所立”[9]。明正德至嘉靖年间,祖氏乾、坤两房开始分别为本支祖先设立祭田,由派下子孙世代相承。自此之后,祖氏历代祖先都留下了数量不等的祭产,继承式宗族不断地得到了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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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山祖氏依附式宗族的形成,可能肇始于明代后期。这一时期,祖氏族内出现了一些“置产豪富”的大地主和低层士绅,开始在当地的社区生活中崭露头角。嘉靖三十六年,谢屯村的善男信女应前山凌云庙住持僧之请,集资组成一个神明会,举办佛教大道场,“自仲春启诵,迄冬方完。忏用之余,转放一年,得金十八两,乃立佃田三塅于苦竹坑场,计完苗外岁得谷六十余石,可足僧徒一岁日食之需,香灯赖是其有永也”。在“预会”信士、信女51人中,祖氏族人共占11人,而此事的发起人及撰写碑记者,即祖氏族内最早的生员“阳岩山人”祖英。[10]万历十一年,谢屯村居民再集一会,启诵经忏,并用余资购置庙田两塅。在此次捐资入会的50余人中,祖氏族人共占9人。[11]与此同时,祖氏族人也致力于宗族内部的整合。试见下引《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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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溪里谢屯前浦堡祖益等,承祖置有松杉杂木山一片,坐落本族门前仙亭岭……先年出卖本里吴桂锯作火薪,族众祖垂泽、祖垂宪、祖淮、祖日新、祖升、祖明等,思得此山乃对门宾山,若树木砍伐,有伤风水,办价取赎,存留在众,永远作宾山遮荫树木无异。延至万历十一年,益等以前山杂木虽尔族众取赎业,而山坭之契系益等祖禄、父椿自己创置物业,向众取贴。时凭众人公议,垂泽等出价银一两五钱,再买祖益祖禄、父椿山坭在众,永远存留树木,作对门宾山,遮荫风水。(余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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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一年 月 日 祖垂泽、垂宪、日新、宣、有杰、汉、济、淮、泗、益、升、明、季、康德、恒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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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合同》,原来属于族内某一支派的山林,已经转变为全族共有的产业。值得注意的是,此举的目的在于保护本族的“风水”不受外人的伤害,而这种“风水”观念无疑反映了祖氏族人基于地缘关系的共同利益。少数族人以维护聚居宗族的地缘利益为己任,对其他支派的内部事务实行干预,必然导致依附式宗族的形成。另据记载,祖氏曾于明末编成一部族谱,“记十二世以上”[12],这无疑也是依附式宗族形成的标志之一。不过,由于明末清初战乱的影响,这一依附式宗族未能得到稳定的发展,旋即趋于解体。如云:“国朝顺治乙丑六年秋八月一日,流贼范延儒统党千余人肆虐屯乡,房屋尽付祝融,宗谱俱为灰烬,故十三世以下缺焉。”[13]在此情况下,屯山祖氏的统一宗族组织已不复存在,族内的不同支派得到了相对独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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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年间,屯山祖氏的两大支派各自建祠堂和置族田,加强了对本支族人的控制,相继实现了从继承式宗族向依附式宗族的转变。康熙八年,祖氏十一世祖“榕六公”派下四大房子孙在祭祖之际,开始议及建祠之事。其族人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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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酉秋七月致祭我公,子孙咸在,叔祖遗承公、遗捷公、万茂公慨然曰:“人莫亲于祖宗,礼莫重于祠祀……祠宇未立,非所以崇报也。汝诸侄其力图之!”……是役也,作于康熙庚戌,迄壬子而祠落成。……作祠费千金,取诸我公之羡息及孙曾之捐助。嗣逢春秋二仲,筮吉致祭,必先事祠堂,然后展拜诸墓。[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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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祠堂的崇拜对象,最初只限于第六代长房(乾房)“永宁公”至第十一代“榕六公”的历代直系祖先,号曰“世德祠”。由于建祠的费用出自“榕六公”祭产的收入及其派下子孙的捐助,因而这一祠堂实际上只是榕六一支的“私祠”。不过,后来“永宁公”派下的其他族人也依附于世德祠,遂使之演变为永宁支的公共祠堂。例如,清光绪二十五年,永宁支族人“登三公”支派“因念先代未建有专祠,恐其先灵无处栖身,特向世德祠榕六公支派裔孙相商,将其先代牌位祀入祠内,以妥先灵”。为此,登三派共向世德祠捐献祭田二塅四处,年收租谷36箩。世德祠建成之后,祖氏的另一支派坤房“永明公”派下也接着创建了本支祠堂“继善祠”。这一祠堂于清康熙三十七年开始筹建,康熙四十一年正式动工,至雍正五年才告落成,前后历时近30年,“靡金数百,皆出自祭产生殖余羡与夫各房乐助丁资”[15]。永明支六至十代均为一脉单传,自第十一代以后“子孙渐蕃”,而建祠者则为其派下第十四、十五代裔孙。永明支的公共祭产,始创于第八代“敏一公”,第九代“屯景公”和第十代“阳岩公”也续有增置,这是建祠经费的主要来源。因此,继善祠从一开始就是永明支的公共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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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支和永明支分别建立本支祠之后,其有关祭产不再实行按房轮收,而是交由祠堂的“理事”统一管理。这种以“理事”为首的宗族组织,可以说是典型的依附式宗族。例如,继善祠的《谷雨祭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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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簿内旧遗祭产并续置田塅,公举派下子孙廉正公直者总理,收租完粮。查谷雨何日,预先具票,拟定丁簿,派祭首二十位(登山祭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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