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59413
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1706657153]
1706659414
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基层社会的自治化
1706659415
1706659416
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体制，可以分为“公”与“私”两大系统，即国家与乡族的双重统治。国家政权对于基层社会的统治，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一般说来，只有在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之下，才有可能对基层社会实行直接统治，否则就只能实行间接统治。由于国家的间接统治主要表现为某种程度的乡族自治，因此，我们把中央集权的削弱和乡族势力的增强称之为“基层社会的自治化”。明清时期的国家统治体制，经历了从直接统治向间接统治的演变过程，基层社会的自治化程度不断提高。在福建地区，至迟自明中叶以后，家族组织已直接与里甲制度相结合，演变为基层政权组织。在此着重考察家族组织在户籍管理和赋役征派体制中的职能，以期反映明清福建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
1706659417
1706659418
明代的户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里长户、甲首户、畸零户等里甲户籍；二是民户、军户、匠户、盐户等专业户籍。这两种户籍都是征派赋役的基本单位，但社会功能有所不同，其管理方式也各有特点，兹略作分述。
1706659419
1706659420
明初规定，军户、匠户、盐户等必须世代相承，专门为官府提供特种劳役，其后人不许分户异籍，“盖虑其分异而窥避”[48]。因此，这些专业户籍从一开始就是世袭的。明代福建的专业户籍，以民户和军户占绝大多数，而“军户又视民户几三之一，其丁口几半于民籍”[49]。由于军户必须世代充军服役，其派下子孙为了共同承担有关义务，势必形成以家族为本位的赋役共同体。永春县《荣房郑氏族谱》记载：
1706659421
1706659422
洪武初年，四方尚未荡平，朝野未获安靖，国朝分派我祖抽军，到南京留守左卫军住营镇守。我三世祖添二公身自担当抽军，军名郑魁老；四世祖仁六公，到卫把守；长房七世祖文宣公，军名郑闵仔；二房九世祖德二公，军名郑德仔；前后五人，历年递到南京把守军营。我族各房鸠银，历年解送到南京卫中割付，其支理辛勤力役，不胜劳苦。[50]
1706659423
1706659424
从明初至明末，郑氏的历年军役由派下各房轮流承担，而不服役者则必须逐年“贴解军装盘费银”。如嘉靖九年，“计收过户族军装盘费银三十四两七钱二分正。五月十一日，收过三房文真及洪业银十四两三钱六分；又收过洪十分下贴银九两，长房洪辉分下银乙两八钱，又收过德一郑真分下银九两”[51]。有些家族为了支付有关费用，在分家时专门提留一部分田产，由派下子孙共同继承。例如，建阳县军户李氏于宣德年间分家析产后，“外有田地五十四亩，充作军庄，永作军前盘缠，轮流各房收管”[52]。军户除了承担军役之外，依法可以“免一丁差役及三顷地杂役”，其余丁、田则一律编入里甲户籍服役当差。[53]永安县军户余氏家族，于明初编为甲首户，其有关差役同样是由全体族人共同承担。如云：“六甲现役，祖制分作三股轮充：仲荣公与子信公房一次；仲敬公与均禄公房一次；仲达公房与子九公房一次；周而复始。”[54]这些军户的户籍管理与赋役征派，从一开始就是由家族组织自行承办的，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与自主权。《福州郭氏支谱》记载：
1706659425
1706659426
1706659427
吾宗之军，始于人房祖建公代役泽朗寨弓兵。……永乐三年，建公病故，营无次丁，发册行勾。惟时公孱弱，地房尾公拈阄赴补，合族嘉其义举，津贴以壮行色。尾公入伍后，擅改军名郭建为贵轻。至永乐十四年，尾公回籍置办军装，公议纠银五拾两，令尾公手立收约，再不来祖家取讨盘缠，尾公遂携胞弟贞公入陕。贞公之孙彪公、玉公、英公入籍西乡，枝条蕃衍。嘉靖元年，尾公曾孙雄公同军伴游江、张风岐回闽探亲。其时，我族众屡被里书藉词补勾，生端扰害，雄公以西陕现有余丁，无容行勾本籍，赴县呈明，经领执照。万历乙亥年，雄公曾孙鸠宇贸易建阳，因便省祖，族中公醵一十一金以赠。四年后复来一次，后遂不复至矣。[55]
1706659428
1706659429
永乐十四年后，郭氏的某些支派以充军服役为条件，擅自脱离原籍在外省立户，而留在原籍的族人实际上已经不再承担军役，这无疑是一种违法行为。然而，地方官只关心军中是否有人服役，对军户人丁的增减并不过问。这就表明，在承担既定军役的前提下，军户家族的户籍管理与赋役征派可以自行其是，外人不得干预。由于对军户的户籍管理失去控制，往往无从勾补逃军，以致祸及亲邻。弘治年间，仙游县缙绅郑纪在《与庞大参书》中写道：“去年兵部勘合，有逃军十分为率、清出三分之例。……迩者郭绣衣按闽，欲立奇功，以邀显擢，故将十年里老，加以必死之刑。或妇翁丁尽，则报其女子，名曰‘女婿军’；或籍前军后，则考其谱图，名曰‘同姓军’；或买绝军田产，则受争田之人告争，名曰‘得业军’。朝锻夕炼，务足三分。……并里老之家，丁户俱尽，而根株犹未息绝。”[56]这种务事株连的“清军”苛政，迫使大量的民户转化为军户，从而也就使更多的户口脱离了官方的控制。明人周忱在分析江南地区的户口流失原因时，认为军匠容隐是逃户的主要去向之一。在福建地区，由于军户原来就占有很高的比重，再加上官府一再逼民为军，此类现象势必更为严重。由此似可得出如下推论：在明初的户籍制度下，军户家族组织的形成可能早于民户，其发展速度也可能快于民户。
1706659430
1706659431
1706659432
明代福建的里甲户，最初只是负责办理基层政权的某些公务，此后负担日益加重，成为各级官吏的主要剥削对象。明人何乔远在《闽书》中记述：“里甲之役，其始催征钱粮、勾摄公事而已，后乃以支应官府诸费，若祭祀、乡饮、迎春等事，皆其措办。浸淫至于杂供私费，无名百出，一纸下征，刻不容隐。加以吏皂抑索其间，里甲动至破产。”[57]明初规定，里长户及甲首户必须由里甲内部丁、粮居多者充当，并依据各户人丁事产的变动，每隔十年“大造黄册”，重新编制里甲户籍。然而，由于里甲之役过于烦苛，民间往往花分子户以避重役，甚至千方百计隐瞒户口，使官方的户籍编审失去实际意义。从永乐年间开始，福建各地的里甲户口已经大为减少，里甲组织日趋解体。如仙游县，明初共设有六十四里（图），至永乐、宣德年间，“赋役重并，虎瘴交灾，人户消磨，十去八九。正统、景泰间，只有一十二里。天顺间，又将外县流民附籍，增加为一十四里”[58]。里甲户口的减少与里甲组织的解体，表明官方对里甲户籍已经失去控制，十年一度的户籍编审无法正常进行。因此，至迟在成化、弘治年伺，各地已相继对里甲户籍实行定额管理，其有关赋役也由里长及甲首阶层实行定额承包，基本上不再依据各户人丁事产的变化进行定期的户籍编审。成化七年，安溪县移民康福成兄弟入籍永春县六七都九甲，“顶其绝甲陈佛成户籍，收其随甲田租一百二十石，并其绝甲黄伯孙美安地基及院内废寺墌后头山林等处”[59]，当即向里长承诺：“或是现当，约定协当两个月日；或差遣远近长解，路费依照班下丁米科贴；间年杂唤使费，约贴银八钱，不敢反悔。如是出办不前，或子孙不能承当粮差，累负里长，将田业退还，不敢出卖。如有变卖，执合同当官告理。”[60]至成化十年，又由里长立约声明：“愿将绝甲首陈佛成户租民田……出送甲首康福成，前去十年冬下为头管掌，递年随业理纳。……日后但遇均徭，随时征贴里长派科粮派，及带无征米五斗。”[61]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永春县的里甲户籍及有关赋役，实际上是责成里长定额承包，而后再由里长向甲首转包。在此情况下，里长户和甲首户是世代相承的，其权利及义务也是相对固定的，从而也就导致了里甲户籍的世袭化与赋役负担的定额化。此后不久，仙游县缙绅郑纪在《新里甲目录序》中，也记述了里甲之役的定额化过程。其略云：“予弟今年备名里正，因会集同事，澡神涤虑，议定供应事，日萃为一录。自圣寿、祀饮而下，至于役夫、什廪之征，量轻酌重，务条类目。……岁计用银不满五百，每甲一岁出银不过二三十两，视诸往年则七八之一。录成，呈白县堂，随与里甲百四十户合盟以坚之，以为一岁共需之则。”[62]据记载，仙游县的里甲之役，原来是按里甲轮流的，“每甲轮一日”。由于每天的支应费用各不相同，这种轮流值日的办法势必导致苦乐不均。经过此次改革之后，每里的全年费用已经相对定额化了，然后再在本里之内按甲分摊，各甲的负担自然也就趋于均衡和定额化。不仅如此，这种相对定额化的赋役负担，既然是由“里甲百四十户合盟以坚之”，可能已经定额承包到户，因而其里甲户籍也是相对稳定的。
1706659433
1706659434
明中叶前后，为了解决里甲之役苦乐不均的矛盾，福建地方官对有关征派办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63]其核心内容，是把原来由里甲户轮流承担的“出办上供物料”及“支应官府诸费”，直接摊派到全县的人丁和田亩上。不过，由于这一时期官府对里甲户籍已经失去控制，其摊派办法实际上仍是按里平均分摊的，各里甲的户口只是一种法律虚构。何乔远在《闽书》中记云：“今庶民之家，登册者名为官丁，不登册者名为私丁。……有司编审之时，率视米多寡，量注丁口，皆非实数也。”[64]有些地方官甚至直接按户或按粮摊派人丁，使里甲户口成为一成不变的常数。如万历四十年，永安县令“详请上司，每户额派十丁，不论故绝，永为定式”[65]。康熙二十五年，德化县沿袭明代“成例”，把全县丁粮原额按里甲均摊，“每里编米六百三十余石，派丁二百八十丁。具文详请，永为定例”[66]。由于户籍编审的形式化和里甲之役的定额化，民间在分家时一般也就不再分别立户，而是由派下子孙共同继承原来的里甲户籍，并分担有关义务。因此，明中叶以后，福建的里甲户籍往往成为家族组织的代名词，甚至“每一甲为一姓所据”。试见永春县《荣房郑氏族谱》的有关记载：
1706659435
1706659436
有明之初，朝廷编定民间户口、赋役，各给户由。我仁六公充当四五都一甲（甲首），值壬年策应公务，计管甲三户：本都大帽刘玉，即今溪头张偷；德化石山吴隆；景山李早，即今柯舜、柯兴隆。顺治戊子年，依明制编户籍，吾族仍一甲之班。嗣是军兴旁午，最苦大当，荷先祖默佑，米产如故，实赖一二贤子孙支持之力。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以后，上宪严革里役之弊。至庚午，制台兴公又设均苗法，每班酌定五十三石零。吾族丁米不减于前，邑官吏循私受贿混拨，将户内管甲拨出他班，而本族依旧居四五都一甲十班之首，自古及今，大造编审，米有增减，户头易名，难以详载。康熙辛丑年编审，尚有四十余石，配官丁十丁，户名今称郑泰矣，嗣后又再易郑雄。[67]
1706659437
1706659438
郑氏在明代属于军户，因而族人不得分户异籍，但清代并无此类禁令，郑氏也始终只有一个里甲户籍。这就表明，郑氏族人不愿另立新的里甲户籍，宁愿对原来的户籍和有关义务实行共同继承。在康熙二十九年以前，郑氏尚有“管甲三户”，而此后则完全由本族成员共同承担各种额定赋役。对郑氏家族来说，从明初至清末，其里甲户籍历来都是全体家族成员的一种认同标志，其户籍管理与赋役征派也历来都是家族内部的一种公共事务。因此，里甲户籍的世袭化与里甲之役的定额化，必然导致家族组织的强化。
1706659439
1706659440
在家族内部，为了共同管理里甲户籍及分摊有关义务，必须采取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以适应族人社会经济地位的不断变化。试以永春县《官林李氏七修族谱》的有关记载为例，探讨家族内部的户籍管理与赋役征派方式的演变。[68]官林李氏定居于明初，至第二代始“立户输粮”，占籍永春县九十都四甲。第三代分家时，“即抽田租一百五十石，以俾子孙轮流听年及十年一次策应大当”。此后至嘉靖年间，“历来长、二、三房轮流听年以及策应大当无异”，其有关役田也由各房轮收轮管。这一时期的李氏族人，共同构成了以平等协作为基础的继承式宗族。嘉靖时，第五世某房族人汉杰“以贫不肖，遂将一百五十石之田献卖郡乡宦王福”，后经呈控，“断令族人敛银赎回”。为此，“长房汉元于嘉靖三十四年集众会议，仍将赎回前田以三房均分，每房得租五十石。里役照原三房拈阄，分月日策应，告官钤印以为定规”。役田由各房分析之后，原来的继承式宗族已经趋于解体，但由于里甲户籍仍是由全体族人共同继承，各种差役必须由各房“协同策应”，因而宗族组织并未完全解体，而是开始向合同式宗族过渡。至万历年间，由于三房之间的贫富分化日益加深，“分月日策应”的平均分摊办法逐渐改为“照丁米”轮流。如万历十七年的《合同》规定：“照丁米六年轮流：长房应听一年；二房应听三年；三房应听二年。”至万历四十六年，“因三房米少，会众再立《合同》，以五年轮流：长房照原一年；二房照原三年；三房只听一年”。这种“照丁米”派役的做法，表明族内各支派之间的人丁和事产是可以相互核算的，因而才有可能依据各房“丁米”的消长而调整其赋役负担。与此同时，各房内部的派役基准也不断下移，原来以三大房为基本成员的合同式宗族又开始趋于解体。万历年间，李氏三大房的役田已陆续被“盗卖”“公卖”，此后虽集资赎回其中一小部分役田，但由于经费出自少数族人，“其田付出银之人管掌”，实际上已演变为“私田”。如云：“二房涌泉公赎回应得之田，私立为听年田，与通族、本房俱无预。”至明末清初，李氏族内的户籍管理与赋役征派已逐渐为少数族人所控制，与此相关的合同式宗族也就随之演变为依附式宗族了。试见清代李氏族人的有关记述：
1706659441
1706659442
其听年，本朝以来俱系二房催办。至顺治十七年，长房始催一年；十八年，三房朝序始催一年。越康熙十一年，三房朝序、朝郡方与二房合约，照丁米听催，五年轮流：二房听四年；三房听一年；长房以米少不与，每年只贴听年人租五石，以为辛劳。而通族复议：杂派繁重之时，每石产贴听年人辛劳银贰钱；如杂派少，每石产只贴银一钱，永以为例。通族听年租，仅有得福插入本户为甲长充银十两，公议将此银置租为听年辛劳之资。……又绝甲林旺存银五两，今康熙五十三年三月，将此银五两买得光降田土名青蛇仔，租贰石一栳，田认回自耕，租纳听年人。……又长房光谋、时钦等贴听催人租五石，总计通族听年租只有六百七十五觔。原本族听年只有一人，因奉宪均苗，拨出本户李重米入二甲内，故于康熙三十三年甲戌正月，再议本族设听年二人，以便催纳。其通族听年租，应照二人均收。其听年二人，涌泉公房递年轮一人出听；传建公房一人，碧溪公房一人，赛赐公房、赛瑞公房共一人，递年轮一人出听；周而复始，不得推诿。若我寨山公房……总计有听年租一千三百一十六觔半，凡系寨山公派诸孙听催，则照人均收此租，或有缺年，则将租存积，粜银再置；通族听年人不预。
1706659443
1706659444
清代李氏族内的“听年”之人，专门负责催征本族赋税，这无疑是以有效控制各支派的人丁和田产为前提的。因此，这种以家族的名义行使户籍管理权与赋役征派权的“听年”之役，只能由少数财势两全的族人承担，而其余族人则处于无权的依附地位。清初的里甲之役，除了“听年”之外，还有各里甲十年一轮的“大当”之役，其有关费用仍是由族人“照丁米”摊派。如云：“本朝鼎革，诸派浩繁，里役策应俱照丁米。顺治十二年，每丁、石费至三十余两；康熙四年，每丁、石费近三十两；十四年比前较省，费七两；廿四年时正升平，每丁、石费三两。”至康熙五十年，“通县公议，照米递年出银帖解费，县官自收自解，详文府、司、院批准遵行，永革大当名目。”因此，清中叶以后的里甲之役，主要是负责催征所属钱粮花户的田赋。值得注意的是，康熙时因“奉宪均苗”，把李氏族人的部分田产拨归外甲，而李氏家族却并未因此而放弃对有关田赋的催征权，仍是由本族委派“听年”之人统一催征。由此可见，历明清两代，李氏家族始终对本族的人丁和田产实行了有效的控制，从而把全体族人纳入了同一户籍与赋役的共同体。此外，李氏还先后接收了“绝甲顾永贵塔心田共租五十石”，“绝甲林旺存银五两”及“徐福插入本户为甲首充银十两”。这表明李氏家族属于里长户，因而对所属甲首的户籍和田产也有不同程度的控制权。
1706659445
1706659446
户籍的世袭化与赋役的定额化，不仅强化了家族组织，而且使某些家族组织发生变形。明人林希元在《家训》中说：“本户先世因人丁稀少，有将养男收入册籍者，以相帮当门户也。今宜以此为诫，已入籍者不许收入家谱。”[69]这就说明，明代福建养子之风的盛行，与户籍的世袭化与赋役的定额化有密切关系。尽管林希元把“养男”视为非类，但既然养子与亲子共同继承同一户籍，实际上也就属于同一家族组织。万历年间，惠安县骆氏家族发生“养男”后裔与嫡系子孙的纠纷，其原因也是在于对里甲户籍的共同继承。据记载，骆氏先人曾将养子“俱收入籍”，共支户役，而又“虑世远健奴乘主，严历传家，族谱记载详悉”。从明初至明后期，“里长差役两房轮当，户下甲长各有分属”。因此，有的养子后裔不甘心被视为非类，“掇采谱记糟粕，声惑宦家代笔志铭”，公然以骆氏嫡系长房自居。[70]清代福建各地的家族组织，虽然对“螟蛉异姓”不无限制，但一般都允许把养子及其后裔收入族谱，并参加有关的祭祖活动，使之成为依附式宗族的正式成员。清人对养子及其后裔的这种宽容态度，固然是现实利害关系使然，但无疑也是为了尊重“共支户役”的历史事实，即所谓“不慎之于始，而慎之于后，亦非折衷办法也”[71]。与此相反，在血缘关系相当密切的族人之间，如果分立若干不同的户籍，却有可能导致家族组织的分化或解体。长汀县《范阳邹氏族谱》记载：
1706659447
1706659448
忆吾家昔年同叶嵩伯公明顶小邹里长，后因小邹绝军（勾补），几累倾家。叶嵩伯公父子袖手旁观，不用半文，曾云永当十甲甲首，誓不当十甲里长。至嘉靖二十一年，廷槐兄弟有违父命，复言十甲（里长）伊亦有分，要得顶当，凂生员马怀芹、马肖乐编立合同，冒名篡顶三番。至隆庆六年，方换廷梅名字顶户，吾家自顶四图四甲里长也。[72]
1706659449
1706659450
在邹氏族内，由于里甲户籍的分立和变易，使族人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直至清末仍有“上、下祠畛域之分”[73]，未能形成统一的家族组织。邵武县《黄氏族谱》记载：“我先祖富五公始去建阳，家邵武，占籍四都一图十甲，于是里役起矣。传五世，康九公徙勋潭，产寄五都龚氏户，子恭保公遂改籍八甲，而留水尾者仍故籍。”因此，“邵武黄氏世隶二籍，与它族异”[74]。顺治十六年，康七派下子孙黄应栢等脱离五都户籍，回原籍四都“承役当差”，引起了五都族人的不满，在族谱中记云：“本族应柏带二子发、赞承役，原系八甲白鹿观甲首。因发钱粮数广，带归原户十甲当役，财势两全，不带丁差，丢累黄长一族。”[75]在这里，族人一旦脱离了原来的里甲户籍，实际上也就是脱离了原来的家族组织。
1706659451
1706659452
清中叶前后，福建各地陆续革除了里甲“大当”之役，“摊丁入地”的过程也基本结束，里甲户籍作为赋役征派单位的作用已经不复存在。然而，由于官府未能直接控制各花户的田粮实数，催征赋税仍须借助于里甲户籍，道光年间，诏安知县陈盛韶在《问俗录》中记云：“官陂廖氏、附城沈氏，及为许、为陈、为林，田不知其几千亩也，丁不知其几万户也，族传止一、二总户名入官，如廖文兴、廖日新、许力发、许式甫是也。更有因隐避役徭，数姓合应一户，如李、林等户合为关世贤，叶、赵等户合为赵建兴是也。户长、总催轮流充当者外，有草簿名花户册，按年催输，唯渠是问。无则承差沿流而下，亦有此册，不难逐户征收。”[76]这里的所谓“总户”，即各族世代相承的里甲户籍。有些家族虽有不少新立的钱粮花户，但也仍是附属于原来的里甲户籍，并未脱离家族组织的控制。邵武县《黄氏族谱》记载：“自雍正以来，有积欠之累，乾隆年间又有征谷、采买之累，于是立户纷纷矣。”但与此同时，各花户的田粮却仍是由家族组织统一征收。如云：“本甲向推一人料理承差规礼及钱粮、本仓之事，谓之管年。每岁众派谷若干，以为辛劳之费，凡十五年而一换。……至乾隆十五年，无人接管，三大股始各自料理，立有合同议约。”此外，黄氏还专门提取若干田租，“归册里收，凡本甲立户安粮概不用钱”[77]。有些家族虽然在形式上是由粮差催征本族钱粮，但也始终没有放弃对所属花户的控制权。试见下引契约：
1706659453
1706659454
立认册并约字人林芳章，因李姓前向陈伯炎买断得办理九十都四甲李际盛民册一班，因昔年章祖林允紫向李姓认来办理，亦有立约付李执据，因年久数目舛错，章央公再向李祖友公派下认纳办理。所有粮产，三面核算辖实，不敢含混。既立约后，倘产册内条目若有差错弊混，愿将产册经管付李吊回自办，章不敢生端异言。其工资谷亦依前约，每石米议贴谷乙拾觔。至收产无论官民，时议贴笔资钱乙百贰拾文，其不上亩者当以乙亩为例，亩余者长短随送。约十年一次，章应盘造李姓通族册全本及各户家册，付李收存。今欲有凭，立认册并约字并照。
1706659455
1706659456
公亲陈映官先生
1706659457
1706659458
光绪七年五月□日，立认册并约字人林芳章
1706659459
1706659460
凭见 林芳好[78]
1706659461
1706659462
在这里，每个花户的钱粮数额，必须得到家族组织的确认，而粮差也只有经过家族组织的认可，才有可能直接向花户催征钱粮。因此，家族组织对花户仍然保持有效的控制，而粮差只不过是家族组织的代理人。李氏家族规定，粮差必须定期修订有关册籍，并经由“三面核算辖实”，以免“年久数目舛错”。据记载，光绪二十一年，粮差林氏又再次向李姓“认册办理”，并立约声明：“历年依照册派征付完纳，不敢含混。”[79]由此可见，清后期的钱粮催征体制，仍然是以家族为本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