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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170665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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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四、里社制度与神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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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社”，原来是指“土地之主”，后来也引申为土地之神或行政区域的象征。先秦时代，立社祀神是贵族阶层的等级特权，与“分土封侯”制度密切相关。《礼记·祭法》云：“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秦汉以降，由于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社”逐渐演变为行政区域的象征，如“州社”“县社”之类。明代以前，虽然民间也有立社祭神之举，但似乎并未形成统一的规制，与行政区域亦无必然联系。明代初期，在全国建立了统一的里社制度，才正式把民间的社祭活动纳入官方的行政体制。明清时期，由于里社制度与民间神庙系统直接结合，导致了基层行政体制的仪式化，对区域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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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民间早期的里社，实际上就是神庙，不同于官方的“郡邑之社”。刘克庄在《宴云寺玉阳韩先生祠堂记》中说：“古乡先生殁，祭于社。社者何？非若郡邑之社不屋而坛也，有名号而无像设也。三家之市、数十户之聚，必有求福祈年之祠，有像设焉，谓之‘里社’是也。祀乡先生于是，敬贤之意与事神均也。”[43]这就是说，“郡邑之社”只有神坛和神名，不设庙宇和神像，而“里社”既有庙宇也有神像，还可以用于奉祀乡贤。莆田民间的神庙，最初只是巫祝的活动场所，不在官方祀典之列，因而往往被视为“淫祠”。两宋之际，由于士绅阶层积极参与神庙祭祀活动，民间神庙的仪式传统与象征意义逐渐发生了变化，有些神庙开始纳入官方的祀典。例如，绍兴八年（1138）的《有宋兴化军祥应庙记》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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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北十里有神祠，故号“大官庙”。大观元年，徽宗皇帝有事于南郊，褒百官而肆祀之，于是诏天下，名山大川及诸神之有功于民而未在祀典者，许以事闻。部使者始列神之功状于朝，从民请也。次年，赐庙号曰“祥应”。其后九年，亲祀明堂，复修百神之祀，而吾乡之人又相与状神之功绩，乞爵命于朝廷。……乃宸笔刊定“显惠侯”，时则宣和之四年也。谨按，侯当五季时，已有祠宇，血食于吾民。……曰“大官庙”者，相传云，乡人仕有至于大官者，退而归老于其乡，帅子弟与乡之耆旧若少而有才德者，每岁于社之日，相与祈谷于神。既而彻笾豆，陈斝，逊而升堂，序长幼而敦孝悌，如古所谓乡饮酒者。乡人乐而慕之，遂以名其庙。……旧庙数间，历年既久，上雨旁风，无所庇障。元丰六年，太常少卿方公峤，始增地而广之。政和六年，太子詹事方公会，又率乡人裹金而新之。今神巍然南面，秩视王侯，其冕服之制，荐献之礼，皆有品数，视前时为不同也。祈甿跪拜，卜史荐辞，瞻望威容，进退维慎，亦视前时为不同也。春祈秋报，长幼率从，酒洌肴馨，神具醉止，退就宾位，执盏扬觯，有劝有罚，莫不率命，又不知往日人物若是否？远近奔走，乞灵祠下，时新必荐，出入必告，疾病必祷，凡有作为必卜而后从事，又不知往日人物能若是否？以至天子郊祀之后，郡侯视事之初，又当来享来告，以荐嘉诚，此亦前时之所无也。是数者，皆与前时不同，宜其视旧宫为犹隘，寖以侈大，亦其时哉！[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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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祥应庙”原是民间“神祠”，北宋时期被改造为“大官庙”，至北宋末年获赠庙号和封号，正式纳入官方祀典。在此过程中，士绅阶层也不断改革祭祀仪式，使之符合儒家祭礼与官方祀典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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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莆田有不少地方神获赠庙号和封号，这就使当地士绅更为热衷于神庙祭祀活动，从而推进了神庙祭祀仪式的改革。北宋宣和五年（1133），奉祀湄州“通天神女”的“圣墩祖庙”获赠“顺济”庙额，当地豪绅李富为之重建庙宇，同时也作了祭礼改革。有人提出质疑：“旧尊圣墩者居中，皙而少者居左，神女则西偏也。新庙或迁于正殿中，右者左之，左者右之。牲醴乞灵于祠下者，宁不少疑？”李富的门人廖鹏飞答曰：“神女生于湄州，至显灵迹，实自此墩始；其后赐额，载诸祀典，亦自此墩始，安于正殿宜矣。”[45]这就是说，神的地位不是取决于本地的传统，而是取决于国家的祀典。廖鹏飞还认为，里社的象征意义在于国家的祀典，而不是神的“威灵”。他说：“里有社，通天下祀之，闽人尤崇。恢闳祠宇，严饰像貌，巍然南面，取肖王侯。夫岂过为僭越以示美观？盖神有德于民，有功于国，蒙被爵号，非是列以彰其威灵也。”[46]这种与国家祀典相结合的里社，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家认同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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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莆田士绅还利用赐封制度，把家族神灵纳入国家祀典，为祖先崇拜寻求合法性依据。如水南“显济庙”奉祀的神灵，原是朱氏族人，据说生平有灵异事迹，殁后祀于朱氏“群仙书社”，民间称之为“朱总管”。建炎四年（1130）获赠庙额及封号，宝祐四年（1256）加封为“福顺彰烈侯”。“于是，族人见恩宠褒光，一时盛事，乃去‘群仙书社’之名，匾金额曰‘敕赐显济庙’，其祖庙亦如之。其后子孙环居众多，分为上、下庙，仍祀五谷之神，及为春祈秋报之所，祠堂则仍其旧。”水南朱氏为莆田望族，南宋时期“衣冠蕃衍”，有功名者“凡四十有二人”[47]。他们把祠堂附设于神庙之中，自然是为了使祖先崇拜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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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年间（1368—1398）推行的里社制度，要求全国每里建一社坛，奉祀社稷之神，每年于二月和八月的第一个戊日举行祭社仪式。与此同时，要求全国每里建一厉坛，奉祀无人祭拜的鬼神，每年举行三次祭厉仪式。《明会典》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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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民间各处乡村人民，每里一百户内，立坛一所，祀五土五谷之神，专以祈祷雨阳时若，五谷丰登。每岁一户轮当会首，常时洁净坛场，遇春秋二社，预期举办祭物，至日约聚祭祀。其祭用一羊、一豚，酒、果、香烛随用。祭毕，就行会饮，会中先令一人读抑强扶弱之誓。……读誓词毕，长幼以次就坐，尽欢而退。务在恭敬神明，和睦乡里，以厚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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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各乡村，每里一百户内，立坛一所，祭无祀神鬼，专为祈祷民庶安康、孳畜蕃盛。每岁三祭：春清明日、秋七月十五日、冬十月一日。祭物牲、酒，随乡俗置办。其轮流会首及祭毕会饮、读誓等仪，与里社同。[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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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每年五次的祭社和祭厉活动之外，禁止民间的其他宗教活动。《明会典》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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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者，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里长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其民间春秋义社，不在禁限。[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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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明代法定的民间祭祀制度中，只有里社的祭祀活动是合法的，而其他宗教活动都是非法的。从表面上看，明代的里社制度只是试图建立统一的祭祀仪式，把民间的宗教活动纳入官方法定的祭祀制度之中，以免各种“邪教”趁机作乱。然而，由于这种里社祭礼直接套用了官方的祭社和祭厉模式，不建庙宇，也不设神像，这就使之完全脱离了民间原有的里社传统，无法在各地全面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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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初莆田推行里社制度的具体情形，目前尚未发现较为翔实可靠的资料。不过，从后人的追述及现存的文物古迹看，明初莆田曾经普遍推行里社制度，而且各里也依法建立了社坛和厉坛。然而，明初规定的里社与乡厉祭祀仪式，似乎并未得到全面实行，而民间传统的宗教活动，也并未受到彻底禁止。弘治《兴化府志》在述及里社制度时，曾明确提出：“乡社礼久废，为政君子宜督民行之。”[50]而在述及每年上元节的“乡社祈年”习俗时，又有如下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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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社会首于月半前后，集众作祈年醮及舁社主绕境。鼓乐导前，张灯照路，无一家不到者。莆水南独方氏、徐氏、邱氏，筑坛为社，春秋致祭，不逐里社邀嬉，其礼可取。[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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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表明，当时除少数大姓之外，莆田民间已不再按官方规定举行里社祭礼，而是普遍恢复了原来的迎神赛会传统。同一时期编纂的《八闽通志》，对兴化府属的元宵“祈年”习俗也有类似记载：“自十三日起，至十七日，里民各合其闾社之人，为祈年醮。是夜，以鼓乐迎其土神，遍行境内，民家各设香案，候神至则奠酒菓、焚楮钱，拜送之。”[52]主持编纂《八闽通志》的莆田名儒黄仲昭认为，这种以迎神赛会为中心的“祈年”仪式，“亦古乡人傩之遗意”[53]。他在晚年乡居期间，曾吟诗曰：“春雨初过水满川，神祠箫鼓正祈年。我来亦欲随乡俗，急典春衣入社钱。”[54]他虽然深知迎神赛会不符合官方规定的里社祭礼，但还是采取入乡随俗的宽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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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叶，由于莆田民间的神庙祭祀活动日益盛行，引起了少数士绅的不满，强烈要求地方官“毁淫祠”，重新推行“洪武礼制”。成化年间（1465—1487），彭韶在《与郡守岳公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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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中故蛮地，淫祠特多，虽豪杰之士时出，未之能革。所祀神，类不可晓。奸黠之魁，每月指神生日，敛钱祭之；时出祸福语，以惧村氓，妖言之兴，多由于此。此间有儒生林邦俊，酷怪淫祀，乞特委之，俾行四境，遇淫祀处，悉令除毁。就以所在庙宇，依洪武礼制，设立乡社、乡厉二坛，使乡老率其居民，以时荐祭，庶足以祀土谷之神，而不馁若敖氏之鬼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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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韶是天顺元年（1457）的进士，曾任刑部主事，后丁忧乡居，此信是他应兴化知府岳正垂询“本土政俗”而写的。岳正于成化元年（1465）到任，五年离任。[56]乾隆《莆田县志》记载，岳正在任时“尝建涵江书院及孔子庙，又毁淫祠”[57]。可见，他的确采纳了彭韶“毁淫祠”的建议，但实际效果不明。到了正德年间（1506—1521），又有莆田知县雷应龙，在士绅阶层的支持下“力毁淫祠”[58]。据说，雷应龙在任六年，“毁非鬼之祠八百区，专祀文公、诸贤，以隆道化”[59]。不过，有些民间神庙通过改头换面，仍继续得以保存。如当时涵江龙津社改为“忠烈祠”，圣妃宫改为“寿泽书院”，显然都是为了规避“毁淫祠”[60]。又如，涵江新有社据说存有文天祥题写的匾额，“知县雷应龙毁淫祠时，见公笔迹，委员重修”[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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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以后，莆田民间的神庙祭祀活动逐渐复兴，而官方也不再发起“毁淫祠”运动。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后期的莆田士绅，积极参与民间神庙的修建活动，而且大多是以“社”的名义修建神庙的。例如，嘉靖初年以“议礼忤旨”致仕还乡的兵部侍郎郑岳，在主持兴修水利和桥梁之余，“乃又即佛刹旧址，为屋四楹，以祀土、谷二神，旁祀他神，前辟为门，后栖巫祝，且聚土植木，而社又成”[62]。这种以神庙和社坛相结合的形式，兼顾了神庙仪式传统和里社制度的要求，逐渐成为莆田民间神庙的基本模式。此后不久，同样是以“议礼忤旨”而削职还乡的监察御史朱淛，也参加了本乡重修“义齐东社”的活动。这一里社据说“重建于洪武二十四年”，而到嘉靖时“老屋撑支，弗称祀典”，实际上也是一座神庙。[63]与此同时，当地的其他古庙也陆续修复。朱淛在《桥西神宇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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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西神宇，初名“圣堂”，与里社相向。华藻静洁，塑捏鬼物，诡怪离奇，皆胡元旧俗。……余少时读书其中，故甚记之，向后风雨摧败。至正德间，知县蒙化雷侯应龙毁折淫祠，尽去土偶，其趾崩坏，沦为深渊，沙堤大观于此独缺。余与给舍张君八峰谋之，假合众力，重修屋宇。……尚有水云宫观，废为瓦砾丘墟久矣，因循失于恢复。事出于人情之所乐，谈笑而成；财捐于众力之有余，咄嗟可办。兹寻旧址，爰拓新规。……经始于丁未四月朔，至秋告成，董其役者则某某也。[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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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丁未”纪年即嘉靖二十六年（1547），离雷应龙“毁淫祠”不到30年。由此可见，在正德年间“毁淫祠”之后不久，莆田民间的神庙系统已经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不仅如此，明中叶以后修建的“里社”，一般也都与神庙相结合，而且也都设有神像，具有社、庙合一的特点。万历十六年（1588），曾任工科给事中的方万有在《重建孝义里社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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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义里社，故在玉井街孝义坊之东，国初参军林公用率里人创建者，后被武夫侵毁。正德庚戌，其六世孙都事公有恒、都宪公有守，购地于其东葵山巷中徙建焉，以是里人至今称林氏为檀越主云。社位癸向东，中堂祀土谷、圣王诸神，东偏一室为仙姑坛。嘉靖壬戌，毁于兵燹。寇退，都事子别驾仰成倡众修葺，时诎力乏，暂以栖神耳。余岁时伏谒，心窃不安，欲议改建，而未之逮也。岁丁亥不雨，众祷于神。……是秋九月，有邻儿游社中，见圣侯像恍然竦而立者三，告之人，弗之信。翌日巳候，怪风一阵声隆隆，而像辄倾出龛外，几卧地。众咸惊愕，奔告于予。……乃介文学卓先生中立为主盟，高君文、彭君思鹏募众，各捐金有差，而缙绅士多乐捐助。……会兹仲月上戊，太尹高公□仞、参政彭公文质、运判林公应腾、宪□陈公祖尧，率诸里隽举祈谷礼，读誓诫，济济彬彬。[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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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孝义里社的历次重建过程，都是由士绅阶层主持的，而且都是以神庙建筑为中心的。这说明，明后期莆田的里社祭祀活动，已经与民间神庙系统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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