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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州风物 [:170666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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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州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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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桂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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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州风物 星岩水月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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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与历史的交织，亦真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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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样的风尘，都消弭不了水月宫曾经的美丽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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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光绮丽的七星岩风景名胜区内，有一幢红墙绿瓦、巍峨雄壮的宫殿坐落在七座石山之一的石室岩南麓。宫殿背靠石山，面临湖水，占地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四周有一丈多高的红墙相围，自成一体，仅在正对着湖水的南面开了一道大门，可供游人出入。整个宫殿由大殿、观景楼、两厢、门楼和三面红墙组成。作为宫殿主体建筑的大殿是钢筋混凝土仿古殿式结构，雄居于中央，外观高大雄伟，内饰富丽堂皇。左右对称的两厢由曲折的回廊与大殿和红墙门楼相连。大殿的正后方有一高台，台上为一座两层高的观景楼。大殿的正前方则是一座宽阔平整的庭院。庭院靠近大殿正门处有一块较大的空地，中间站立一个长方形的古香古色的香炉。庭院内花草繁盛，两对齐高的菩提树和棕榈树分别站立在庭院两侧，活像两对可爱的孪生姐妹，在红花绿草之中亭亭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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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座庭院被一条约2米宽的南北向道路分割成东西两片，道路的北端连着大殿的正门，南端则通往进出宫殿的红墙门楼。门楼红墙绿瓦，飞檐斗拱，比两边的红墙高出丈余，阔十余米，进深约4米，显得颇为壮观。门楼正中，开一拱形大门，宽约2米，有两扇红色木门启闭。进入门内，有一扇屏风迎面相挡，游客只能从门内的左右两侧，或折入庭院，或进入曲折的回廊，再通往大殿。门楼基座高出地面数尺，有几步台阶与内外的地面相连。门楼外侧左右两边，蹲着一对端庄古朴的守门石狮子。门楼正中高高的门楣之上，悬挂着一块白色长方形的匾额，上面以隶书横向写着“水月宫”三个大字。这就是这座宫殿的名字，也是七星岩内一道著名的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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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月宫地理位置绝佳。在四面环水的石室岩周围，其他地方均狭窄不堪，仅容一条小路供游客通行，稍阔之处，也不过四五米宽。唯有水月宫所处的位置，有1万余平方米的平地伸出湖面，成为石室岩四周最为开阔平整的地方。水月宫的正门外面，就是一片开阔平地，与湖水相连。从湖的对岸看过来，这里就像一个宽阔的水上舞台。在舞台的中间位置，几棵古老的参天榕树由东向西一字排开，张扬的枝干，茂密的树叶，几乎将整个舞台笼罩了下来。即便是烈日当空、炎热无比的夏天，这里也是光影斑驳、凉风习习的清凉世界。站在水月宫前面的这块平地上，往东可以看到湖中光彩夺目的五龙亭，往南可以欣赏碧波荡漾的中心湖，往西可以仰望怪石嶙峋的天柱岩，真可谓湖光山色，尽入眼帘。因此，这里成了游客们休憩、观景的好地方，人气向来特别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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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凡是来到这里的游客，都会被北面这座依山而建、红墙绿瓦的水月宫所吸引。人们纷纷踏门而入，从两边经过曲折的回廊和厢房，或径直走庭院中间的那条直道，很快就到了水月宫的主体建筑大殿的门口。大殿里面空间很大，被装饰得金碧辉煌。大殿的中央，供奉着三尊高大的铜像。位于中间的铜像，名叫摩利支天，又称天后。她花冠璎珞，玉身赤足，两手合掌，两手擎日月，两手握宝剑。位于两旁的铜像是两位天女，她们手捧托盘，侍立在天后左右。左盘中盛有一个羊头，右盘中盛有一个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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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利支天是何方神圣呢？据古籍记载，摩利支天是中国道教中的神灵，全称为“大梵先天斗姥圣德巨光天后摩利支天大圣圆明道母天尊”，简称为“摩利支天”或“斗姆”、“斗姥”、“天后”。“斗”指北斗七星；“姆”是母亲之意。道经中说，斗姆是北斗七星的母亲。据《玉清无上灵宝自然北斗本身真经》记载，斗姆原是龙汉年间周御国国王的爱妃，号“紫光夫人”，先后为御王生下九个儿子，其中老大为天皇大帝，老二为紫微大帝，其余七子分别是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和破军，也就是北斗七星。在道教理论中，北斗七星统御天地万物，作为七星之母的“斗姆”自然就是道教神谱中极为重要的先天神祇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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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斗姆为什么会被供奉在这里呢？又是什么时候开始供奉的呢？这些问题牵涉到明朝末年一段极富传奇色彩的历史。这段历史又主要由三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熊文灿、郑芝龙、刘香——和一场发生在粤东洋面的惨烈战役——田尾洋海战——编织而成。三个传奇人物、一场惨烈海战，直接促成了水月宫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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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文灿是明末著名的官员，进士出身，最高职位做到了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郑芝龙是著名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父亲，海盗出身，最风光的时候，他亦商亦官，既是明帝国的福建总兵官（相当于福建军区司令员），又是东方海上世界的霸主，拥有商船战舰三千余艘，部众数十万人，几乎垄断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海上贸易，每年收入上千万，富可敌国。刘香也是海盗，曾经是郑芝龙的拜把兄弟，后因对郑芝龙归降明朝不满，与之决裂，兄弟自此反目成仇。郑芝龙被朝廷招安后，刘香率众另立山头，成为海盗首领，并与郑芝龙水火不容。他们三人，经历不同，身份各异，但都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都具有传奇色彩，甚至连最终的命运也惊人的一致：三人均死于非命。刘香在海战中被郑芝龙剿杀；熊文灿因招抚郑芝龙、扫灭刘香等海盗有功被召入朝廷委以重任，却因招抚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失败，被明崇祯皇帝斩杀；明朝灭亡后，郑芝龙投降了清朝，不久因与矢志抗清的儿子郑成功通信被朝廷发现而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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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文灿（？—1640）是四川泸州人（《明史·熊文灿传》记为贵州永宁卫人，误），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不久当上了湖北黄州的推官（负责刑狱等事）。此后，他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相继担任过礼部主事、郎中，山东左参政、山西按察使、山东右布政使（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等官。熊文灿在任礼部郎中期间，还曾受朝廷派遣，出使属国琉球（今日本冲绳县），册封中山国王。在山东右布政使任上，因家父身故，熊文灿辞官回家，为父亲料理后事，继而在家守孝三年。明崇祯元年（1628）初，熊文灿被朝廷重新起用，升任福建左布政使。同年三月，当熊文灿到达福州上任之时，朝廷又发来一道任命书，升他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也即福建巡抚，成为福建省的最高军政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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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地处东南沿海，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而且所属海域是通往东洋和南洋的海上交通要道，因此历来是海盗非常活跃的地方。加强海防，抗击海盗也就成了福建最高当局最为重要的政务之一。熊文灿升任福建巡抚后，很快就和海盗打起了交道。在和他打交道的海盗中，影响最大、最为著名的就是郑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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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芝龙（1604—1661），字飞黄，小名一官，福建南安县人。他生而姿容秀丽，长而状貌奇伟，气宇轩昂，膂力过人，好弄拳棒，胆略超群，智勇双全，且颇有文才，于音律歌舞无所不解。难怪后来日本美女田川松第一眼见到郑芝龙时，就为之倾倒，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郑芝龙在十五六岁时，因家庭生计艰难，带着弟弟芝虎、芝豹前往广东香山县投靠在澳门从事海外贸易的母舅黄程，做他的帮手。当时的澳门是中外贸易中心，各国商贾云集，货积如山。在这里，郑芝龙学会了经商，在与葡萄牙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又学会了葡萄牙语，甚至受其影响还加入了天主教，取教名为“尼古拉·一官”。黄程见郑芝龙很能干，就派他送一批商货东渡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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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善于交际的郑芝龙很快就结识了几位日本政要和寓居日本的著名华商李旦和颜思齐。李旦和颜思齐都是福建人，与郑芝龙有同乡之谊。他们见郑芝龙年纪轻轻，却有勇有谋，胆识非凡，于是对其赏识有加。郑芝龙对二位前辈也十分敬重，像对待自己父亲一样侍奉他们。李旦死后，郑芝龙就继承了他的海商事业。不久，郑芝龙又随颜思齐离开日本，率众回国，在台湾开辟海上活动基地，从事海上亦商亦盗活动。明天启五年（1625），颜思齐病逝，郑芝龙被众人推举为新的首领。郑芝龙随即着手组建严密的军事化组织，分设先锋、左军、中军、冲钎、游哨、监督等名号，督造战舰，招兵买马，扩大船队。不久后，郑氏的船队就成为东南海面势力最强的武装集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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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芝龙以台湾为基地，不断攻掠沿海各地。明天启六年（1626），郑芝龙率领舰队先后攻击福建漳浦镇、金门岛和中左千户所，大败都督俞咨皋（即抗倭名将俞大猷之子）率领的朝廷水师，全闽震动。俞咨皋兵败被免职入狱，郑芝龙却因此“威名震于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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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芝龙不同于一般的海盗，他秉承“盗亦有道”的原则，从不滥杀无辜，甚至对战败的官兵也不追杀。他要求部众不许掳掠妇女、焚毁房室，不许打劫穷人，对于富民只令其“报水”（指拿出钱财助饷），也不滥杀。甚至郑芝龙还打出了“劫富济贫”的旗号，慷慨接济贫苦百姓。在贫民眼中，郑芝龙不是海盗，而是靠山。因此，大批无衣无食的贫民如流水一般，纷纷投奔到郑芝龙的队伍里。郑芝龙的势力因此日益膨胀，不久就发展到“大船千艘，拥众十万”的规模。郑氏势力大张，朝廷为之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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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即位后，全国的军事形势进一步恶化：北方的满洲势力步步进逼，辽东战局连连失利；西北及中原的农民起义大有燎原之势；东南沿海的海盗及荷兰、葡萄牙等西方殖民者的侵袭日益加剧。其中，满洲势力和农民军对明王朝政权的危害最大，被视为心腹之患。为集中力量对付心腹之患，新皇帝决定将东南海疆的“清剿”政策改为“招抚”政策，命令兵部和福建巡抚熊文灿对势力发展最快的郑芝龙集团进行招抚，以较小的代价拉拢郑芝龙，进而借助他的势力来稳定东南海疆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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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芝龙势力的膨胀也引起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及其他海盗集团的不安，他们开始找机会削弱郑芝龙的势力。郑芝龙知道接受招抚不仅可以避免与朝廷对抗，而且可以获得政治权力，在与西方殖民势力及其他海盗集团的争斗中能取得优势，这将更加有利于他的海上事业。其实，郑芝龙早就有意归顺朝廷以获取政治优势。他在攻打中左千户所之前与官军的交战中，曾生擒金门游击卢毓英，随即放回，要他转告都督俞咨皋，他愿意归顺，“为朝廷效死力”，保卫东南海疆，但遭到俞咨皋的拒绝。卢毓英则被俞咨皋视为郑芝龙的奸细，被打入大牢。郑芝龙求抚不成，大为恼火，于是率众攻占中左千户所，重创俞咨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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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文灿任福建巡抚后，正在为海疆之事发愁。得到新皇帝改“剿灭”为“招抚”的诏令后，熊文灿转忧为喜，立即从大牢中放出卢毓英，派他出海与郑芝龙联系。郑芝龙见到卢毓英后，知道朝廷是诚心招抚，于是欣然接受，并表示要抗击夷寇，剿平诸盗，为国效力。熊文灿闻讯，心中大喜，立即奏请朝廷，授郑芝龙为海防游击，发给官服印信。这样，郑芝龙由海盗摇身一变，成了朝廷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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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芝龙受抚之后，开始打着朝廷的旗号，借助朝廷的政治势力，打击、吞并海上其他海盗集团，继续壮大自己的力量。与此同时，郑芝龙作为海商海盗的本质并未改变，他仍然与日本及南洋各国进行广泛的贸易，仍然对海上过往的其他商船抽收保护费，并因之积累了巨额财富。熊文灿和朝廷当然知道，郑芝龙受抚的真正目的并非“为国效力”，而是要壮大自己的力量，借朝廷之力使自己成为海上霸主。但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之下，只要郑芝龙不反朝廷，通过扶植他成为海上霸主，来稳定东南海疆的局势，也符合朝廷的根本利益。因此，熊文灿对于郑芝龙仍然经商、收保护费都从不过问，对郑芝龙打击其他海盗集团及驱逐西方殖民者，则给予坚决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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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廷和熊文灿的支持下，郑芝龙在几年时间里先后剿灭了李魁奇、杨禄（亦称杨六）、杨策（亦称杨七）、钟斌等势力较大的几股海盗集团，将其船只、财富和部众收归己有。与此同时，郑芝龙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的较量中也屡屡获胜。明崇祯六年（1633），郑芝龙率领的船队在福建金门海战中重创荷兰人的舰队，取得了东洋和南洋的制海权。从此，各国商船往来，只要向郑氏交纳保护费，获得郑氏令旗，就能通行无阻。保护费“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郑氏因此富可敌国。郑芝龙的通商范围也遍及东洋、南洋各国，掌控的兵力达到二十万之众，大小战舰三千余艘。士兵之中，不仅有汉人，还有大量日本人、朝鲜人和非洲黑人。郑芝龙成了名副其实的海上霸主。福建巡抚熊文灿则因成功招抚郑芝龙，并借助他的力量剿平了数个海盗集团，击退了荷兰殖民者的侵略，使得福建海警渐息，而屡受朝廷表彰，不断加薪晋级。可见，熊文灿和郑芝龙在福建的合作既愉快，又富有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