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67788 西藏百年史研究 [:1706665655]

1706667789 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节 十三世达赖喇嘛坐床与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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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7791 1895年，在西藏地方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亲政，开始与驻藏大臣一起掌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更为凸显。1899年，西藏发生了“第穆事件”，十三世达赖喇嘛成功地除掉政敌，稳固了自己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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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7793 一 十二世达赖灵童的寻访与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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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7795 1875年4月25日（光绪元年三月二十日，藏历木猪年三月二十日），十二世达赖喇嘛赤烈嘉措在亲政两年后，圆寂于布达拉宫。根据西藏僧俗官员公推，经驻藏大臣奏报，由光绪皇帝批准任命十世功德林寺活佛达擦济咙呼图克图阿旺班丹确吉坚赞为摄政[28]，并主持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事宜。十二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地方按照寻访转世灵童求神问佛的惯例，首先请八世班禅丹白旺秋打卦问卜，八世班禅答复说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已经出世，其方向在拉萨东南。后又求教于乃穷寺的多吉昌丹等护法神，也说灵童已在拉萨东南方向出生。根据这些线索，摄政济咙呼图克图阿旺班丹和噶厦派出众多僧俗官员分头寻访转世灵童。在访查过程中，上密院卸任堪布罗桑达吉及其随从人员，根据群科杰寺管理员呈报的情况，前往达布地区查访。结果发现，那里的情况与圣湖显影、神佛预言的情况完全相符。随后，寻访人员致函噶厦，详细呈报情况。噶厦收到呈报信件后，立即派遣近侍堪钦强久朗卓和噶厦秘书拉旺罗布等官员前往该地区寻访灵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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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7797 根据藏文木刻版《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记 稀奇珍宝链》所载：1876年6月26日，即藏历第十五饶迥火鼠年五月五日，早晨太阳刚刚升起时，土登嘉措降生在郎林拉巴山东部不远的下达布地区一户普通农家。在拉萨东南部达布地区，有一处地方群山环绕，山清水秀，在许多山梁里面，有一条山梁形状像昂首的大象，因此当地人把这条山梁下的村庄命名为“朗顿”（意为“象前”），该地气候温和，农产丰富，还出产蜂蜜。在朗顿村里有一户农家，其血统不是贵族，但照西藏人的说法，也不是“杀生作恶”这一类人。这家的主人名叫贡噶仁钦（也作工噶仁青），妇人名叫罗桑卓玛，她于藏历火鼠年五月五日，生下一个广额、黑发、头顶上有几茎白发等特征的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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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7799 经过对该灵童的多次考察和辨认，八世班禅额尔德尼、摄政济咙呼图克图阿旺班丹确吉坚赞及各寺高僧一致认为他确是前世达赖喇嘛的转世。按照定制，由八世班禅额尔德尼丹白旺秋、摄政及三大寺堪布等联名向驻藏大臣松溎禀报，请驻藏大臣转奏清朝皇帝，因灵童只有一名，且征兆殊异，经各方公认，故请免予金瓶掣签，予以认定。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所存藏文“济咙呼图克图为认定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事致驻藏大臣松溎呈”和“阖藏大众请认定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免予金瓶掣签事公禀”等档案，清楚地反映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征选、免于掣签等过程。在摄政济咙呼图克图的呈文中，首先追溯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灵童的寻访经过，提出“据乃穹曲结降神占卜授记、曲科杰寺圣母湖中观显影及其他高僧活佛之预言征兆等，对前后报来之各幼童之异兆核查结果，其中以达布朗顿降生之幼童为众望所归。故祈请转奏皇上恩准免于金瓶掣签，着由我处直接认定，即行坐床，则对西部所有释教众生是格外恩赐，众生定会诚心喜悦，共享暂远利乐”[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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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7801 历史上，九世达赖喇嘛隆朵（多）嘉措就是经由西藏僧俗上层提请，通过驻藏大臣转奏免于掣签，并得到嘉庆皇帝批准。同时，嘉庆还要求驻藏大臣转告僧俗上层“此系仅见之事，且征验确凿，毫无疑义。嗣后自应仍照旧章，不得援以为例。倘因稍有端倪，即附会妄指，一经查明，必当治以虚捏之罪”[30]，也就是说嘉庆皇帝认为，达赖喇嘛圆寂后应多方寻访灵童，找到多位候选人后，再按照乾隆时期定下的金瓶掣签办法，甄选转世灵童，而不能援引此例将免于掣签常规化，将章程所定的掣签制度弃之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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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7803 九世达赖喇嘛坐床七年后就圆寂了。在寻找其转世灵童过程中，西藏僧俗上层又一次提请驻藏大臣转奏，要求直接认定理塘灵童为转世灵童。为此，嘉庆皇帝曾严厉批评驻藏大臣玉麟[31]等人，以九世达赖喇嘛之例，申斥免于掣签之不可取：“玉麟等奏，藏中僧俗人等求定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一折，甚属非是”，“此事殊有关系，玉麟等于第穆呼图克图[32]率众呈请时不严行驳饬，辄代为陈奏办理，实为错误”。“前九辈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出世时，据玉宁[33]等奏称，早悟前生，诸多征验，实系五辈达赖喇嘛复出，朕俯允所请，免其入瓶掣定，乃甫及七八年旋即圆寂。如果所称征验俱属确实，自应长久住世，宣扬格鲁派，何以不能永年”。嘉庆帝又一次重申了设立金瓶掣签制度的必要性：“从前自达赖喇嘛以及各呼图克图圆寂后，各处呈报呼毕勒罕出世每多附会，后争端渐起，弊窦丛生，皇考高宗纯皇帝洞烛其情，特设金本巴瓶缄名掣定之制，睿谟深远，自当万世遵行。”并进一步指出，“所述灵异，只出该处僧俗人等之口，何足征信”，若不执行掣签，所定章程将形同虚设，日渐废止，而西藏地方又可能出现营私舞弊的现象，明确要求必须通过金瓶掣签选定灵童。“此次里塘所报幼孩亦不必驳退，即作为入金瓶掣签之一。仍饬该呼图克图等再行上紧寻访，俟其有具报者，总须再得其二，方可将三人之名一同缄封入瓶，遵照定制，对众讽经。彼时玉麟、珂实克二人，一人封名，一人掣签，不令该喇嘛等经手”。嘉庆帝对可能存在的舞弊现象十分警惕，要求只能由驻藏大臣亲自经办掣签事宜。同时，他还明确提出，严禁摄政等派人来京求情，“着将此旨明白传谕第穆呼图克图，毋许再行渎请。若伊等无知，竟有欲求来京求情之事，即严行饬禁。倘不行禀明，私自前来，即着查拿治罪”，而摄政“第穆呼图克图所递奏书、古佛、哈达俱着发还。俟将来掣定时，再准其呈递”。[34]嘉庆皇帝甚至拒绝接受摄政第穆呼图克图派人从千里外送到北京的礼物和哈达，要求只能在灵童掣定后再来送礼。接到皇帝如此严厉的批评后，西藏地方“按此圣旨，策墨林诺门罕[35]向前后藏、阿里、藏北、甲尔、达布、朵甘思、朵思麻等地各个宗谿头人等发出通知，要他们查访，将所有灵异幼童据实呈报”[36]，然后再由摄政策墨林活佛致函驻藏大臣文干和灵海，请求向道光皇帝[37]代奏，准予入金瓶掣签。得到批准后，于1822年2月6日（道光二年正月十五日，藏历水马年正月十五日）举行了金瓶掣签仪式，由驻藏大臣文干掣定理塘灵童为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十一世和十二世达赖喇嘛也分别于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藏历金牛年）和1858年（咸丰八年，藏历土马年）经由金瓶掣签认定。由此可见，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前的几世达赖喇嘛的甄选、认定，都严格遵照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制定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有关金瓶掣签的办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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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7805 此时西藏僧俗上层又一次寻得众望所归的灵异幼童，希望征得皇帝同意，免予掣签。为此，摄政济咙呼图克图给驻藏大臣的呈文中一再强调“其余稍具灵异之幼童，若一并金瓶掣签，因卑等藏众福浅命薄而不能掣中众望所归之灵童，定会悔恨莫名，贻误大事，可以三宝为证。鉴于释教众生之怙主关系重大，为西部全体民众一致笃信之大事，能如愿以偿，汉藏双方应立即磋商，务必圆满解决”[38]。同时，由卸任甘丹赤巴、大小呼图克图、三大寺执事和僧众、四噶伦、公、堪布、札萨克、大喇嘛、台吉、颇本、代本等贵族，以及侍膳官、侍寝官、侍供官等内侍堪钦、堪穷等僧俗四品官至内外执事七品官、僧俗仲科和僧俗民众等共同签名向驻藏大臣递交公禀。这份公禀清楚地显示出西藏地方僧俗上层对金瓶掣签与历辈达赖喇嘛寿岁关联的看法，值得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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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7807 公禀先记述了金瓶掣签制度的形成历史，“乾隆七年，乃穹护法神与额尔德尼班智达管家阿旺扎西相勾结，随心认定喀尔喀额尔德尼班智达呼图克图之转世灵童之故，大皇帝特赐金瓶，置于拉萨。自此活佛转世灵童之认定，均须金瓶掣签，将所寻灵童名签，置入其内，祝祷七日或九日，摇动抽签，已成定制”。然后追述了九世至十二世达赖喇嘛皆早逝，除九世达赖喇嘛免予金瓶掣签外，其余三位都是掣签认定，“究其缘由，概因卑西藏众生福缘太浅，致使几代达赖喇嘛一一早逝”，并列出一世至八世达赖喇嘛的享年，进而提出“高宗纯皇帝赐予金瓶，金瓶掣签系大皇帝之慈悲与神佛之谛语，本当灵验。然因时维浊世，西方众生福份浅薄，故先世达赖喇嘛多有早逝，甚为不幸。此次达赖喇嘛之转世认定，倘若不照西藏僧俗民众之所望，恐伤其感，徒增蜚语，无人能予担待。达赖喇嘛系格鲁派等佛教教主，藏、蒙等僧俗众多笃信之至，主上大皇帝大加褒奖。其转世灵异孩童，应为众望所归者”。公禀接着强调了所寻得之“灵童相貌不俗，虽年幼而言语举止超乎凡夫”，认为“余下幼童，均无甚灵异之相”，“设若一并循例金瓶掣签，因卑等藏人福浅命薄，难免阴错阳差，掣中凡童，致使僧俗笃信之达布朗顿灵童失掣，则无疑令僧俗人等遗憾不已，且有碍大体”。在报告了这些情况之后，请驻藏大臣向皇帝提请批准首先将达布朗顿的灵童和班禅喇嘛迎请至拉萨，再“聚集汉藏官员，令灵童鉴认上世达赖喇嘛之本尊佛像及遗物等”，“待验无误，免予金瓶掣签，径直认定工噶仁青之子罗布藏塔布克甲木错为十二世达赖喇嘛之转世灵童，即行坐床”。[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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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7809 接到西藏地方僧俗上层要求达赖喇嘛灵童免予掣签的呈文、公禀后，驻藏大臣松溎于1877年6月（光绪三年五月，藏历火牛年）向皇帝奏请：“可否免其掣瓶，以孚众望，庶其无甚灵异之辈不能混淆。”[40]光绪帝在接到驻藏大臣松溎奏折后，批准了西藏地方僧俗各界希望灵童免予金瓶掣签的请求：“着照所请工噶仁青之子罗布藏塔克甲木错免予金瓶掣签，即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41]八月底，松溎接到谕旨后，立即通知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42]随后，噶厦派专使噶伦朵喀（卡）哇·才旺诺布[43]等前往转世降生地宣读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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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7811 1877年11月25日（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藏历火牛年十月二十日），布达拉宫派出包括达赖喇嘛近侍森本（侍寝官）、索本（侍膳官）、却本（侍供官）三大堪布在内的30余人，噶厦也派出噶伦宇妥·拉旺多吉和台吉、代本等28人，组成迎接灵童的队伍，带上前世达赖喇嘛用过的日用器具，前往朗顿迎接灵童前来拉萨供养。十一月一日，转世灵童离开朗顿，其父母也随行前往。沿途各部民众焚香，僧侣们持经幡列队迎送灵童。十一月十四日，迎接灵童的队伍抵达拉萨河南岸的蔡公堂寺。按照惯例，除西藏地方的僧俗官员外，驻藏大臣松溎和驻藏帮办大臣色楞额[44]也前往蔡贡塘，向灵童宣读圣旨。转世灵童到达蔡公堂日光殿，面向东方而坐，摄政等僧俗官员依次跪拜在灵童身后。由驻藏大臣松溎立在前面，宣读光绪皇帝批准灵童继任十三世达赖喇嘛并免予掣签的圣旨。宣读圣旨后，灵童向东方行三跪九叩礼，并向东方敬献哈达以谢皇恩，然后坐回宝座。驻藏大臣松溎和帮办大臣色楞额向达赖灵童献哈达，灵童回赠哈达，并送了佛像、香、上等氆氇等礼品。献礼庆贺仪式，首先由摄政济咙呼图克图代表噶厦向达赖喇嘛敬献哈达、坛城、五宝帔（指金、银、璁玉、珊瑚、珍珠等）、绫罗绸缎等。然后由扎什伦布寺代表、卓（仲）尼、各呼图克图、噶伦、公、札萨克、台吉、三大寺代表等依次向灵童献哈达等礼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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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7813 1878年2月6日（光绪四年正月初五[46]，藏历土虎年正月初四），八世班禅额尔德尼丹白旺秋应噶厦之请，从后藏来到拉萨。1878年2月13日（光绪四年正月十二日，藏历土虎年正月十一日[47]），驻藏大臣、摄政济咙呼图克图和经师普布觉·罗桑楚臣强巴嘉措等陪同八世班禅额尔德尼前往蔡公堂寺，会见达赖喇嘛灵童。灵童向班禅额尔德尼献哈达和曼札，班禅回赠哈达。之后，班禅额尔德尼为灵童剪去顶发，换上僧衣，取法名为“吉尊·阿旺罗桑·土登嘉措·晋哲旺秋·却勒南巴杰哇德·贝桑布”（简称土登嘉措）。[48]剃发取名仪式结束后，举行庆祝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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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7815 1878年2月20日（光绪四年正月十九日，藏历土虎年正月十八日）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在摄政及众多僧俗官员的陪同下，从蔡公堂寺迁往拉萨河北岸的隐修之地——日甲桑丹林寺。按旧例，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到四岁后，才能举行坐床仪式，移驻布达拉宫。所以，在八世班禅额尔德尼为灵童举行剃发取名仪式后，转世灵童在日甲桑丹林寺居住了一年，在前藏“各寺燃灯作善”。其间曾于1878年4月7日（光绪四年三月初五），在大昭寺接受为同治帝逝世派赴西藏布施的桂丰等官员带来的“御赐物件、银两”。[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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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7817 二 十三世达赖步入西藏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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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7819 清朝中央政府为了避免西藏活佛转世时出现的各种弊病，在《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中特意制定了金瓶掣签等制度。经过近百年的实施，该制度日渐完善，活佛转世的程序日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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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7821 “向来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出世，均至四岁择吉坐床”，即灵童年满四岁方能正式举行坐床大典。因此，达赖喇嘛灵童土登嘉措剃发取名后，在日甲桑丹林寺居住了一年。1879年（光绪五年，藏历土兔年）二月，摄政济咙呼图克图代表西藏地方通过驻藏大臣松溎转奏光绪帝，请求批准达赖转世灵童坐床：“恭照向章，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均于四岁坐床。此次第十三辈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已及四岁，灵敏异常，僧俗番众，盼望至切……惟有六月十三日最为上吉，拟于是日迎接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至布达拉山坐床，以符众望。”[50]光绪皇帝为此颁赐敕书：“复特命驻藏大臣松溎于光绪五年六月十三日前往布达拉庙看视呼毕勒罕坐床。除一切赏项由驿颁发外，并录汉字赏单驰交松溎，俟奉到时尔其祗领。”[51]光绪皇帝还赏给达赖喇嘛灵童“黄哈达一方，佛像一尊，铃杵一套，念珠一串”，“批准达赖喇嘛灵童坐床后，可启用前世达赖之金印、黄轿、黄车、黄鞍、黄缰及黄布城”[52]，同时依例赏给灵童父亲贡嘎仁青公衔。[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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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7823 1879年7月31日（光绪五年，藏历土兔年六月十三日[54]），开始十三世达赖坐床典礼。当天，根据噶厦的命令：拉萨家家户户门口焚烧加有香料之松柏枝子，街道被打扫干净，从大昭寺到布达拉宫门口路边洒白色石灰两条，拉萨居民房顶上插挂了伞、盖、幢、五彩旗帜。凌晨，十三世达赖身穿黄色法衣，乘坐黄色大轿，在仪仗队、音乐队以及上层僧俗官员的前后簇拥下，受到僧俗民众的盛大欢迎。按照惯例，达赖首先到大昭寺，向柱子上挂的“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的牌子献哈达，并到各尊佛像前叩头敬礼，然后前往布达拉宫向皇帝御像、圣世自在像等叩拜并敬献哈达。[55]六月十四日（藏历，公历是1879年8月1日），在布达拉宫司喜平措大殿举行转世灵童坐床仪式。由一位年长的堪仲（僧官的大秘书）大声宣读皇帝发来的贺信诏书，达赖灵童率同摄政济咙呼图克图跪听。宣读完毕后，灵童向东方行三跪九叩礼。然后灵童与驻藏大臣互递哈达贺喜，驻藏大臣令扶持升座。僧俗大众依次行礼，并由摄政济咙呼图克图率领僧众敬诵吉祥经。最后设宴席庆祝。[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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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7825 坐床大典后，十三世达赖按例派巴耶尔堪布（“巴耶尔”，职务名，是专门派往北京向皇帝报信的僧人）前往北京谢恩，并请驻藏大臣色楞额[57]等代向皇帝上谢恩折：“伏念小僧自坐床以来，屡蒙大皇帝厚恩，至优极渥，毫无报称，正切怵惶，今复赏给司库银一万两。受此重恩，报答愈难，惟有每日率领众呼图克图等虔诚诵经，恭祝大皇帝万福万寿，国泰民安，稍答高厚鸿慈于万一。”[58]十三达赖喇嘛坐床以后，其父亲被封为公爵，噶厦拨给许多庄园和农奴，遂成西藏大贵族，即朗敦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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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7827 1882年（光绪八年，藏历水马年），7岁的十三世达赖已到受沙弥戒年龄，因八世班禅额尔德尼重病在身，不能亲自授戒，由正师傅摄政济咙呼图克图于1882年3月2日（光绪八年正月十三日，藏历水马年正月十三日）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为土登嘉措授沙弥戒。[59]随后，十三世达赖继续留在哲蚌寺学经求法。同年，八世班禅丹白旺秋圆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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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7829 自1884年开始，十三世达赖开始参与一些较大规模的宗教、公众活动。1884年（光绪十年）五月，驻藏办事大臣色楞额向皇帝报告，自本年始“达赖喇嘛仿照历辈旧规，拟于闰五月初四日前赴洛岭改桑颇章庙宇内居住数月”，“与色拉、布赉绷、噶勒丹三大寺各僧众传习经典”，“事毕仍回布达拉山”，“嗣后即按年照例办理”。[60]大约从1885年（光绪十一年，藏历土鸡年）开始，十三世达赖喇嘛每年都参加正月间举行的拉萨祈愿大法会。[61]1887年（光绪十三年）末，十三世达赖喇嘛前往哲蚌、色拉等寺唪经。[62]通过参与公共活动，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首领的地位得到巩固，也为将来执掌西藏地方政权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尤其是1888年（藏历土鼠年）抗英战争中多次接见开赴边境的僧俗官兵，为将士摸顶赐福，并赠送泥拓护身像、金刚结等[63]，支持西藏僧俗人民抵抗外来侵略。十三世达赖喇嘛抗英的态度，赢得了西藏僧俗民众的普遍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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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7831 1886年（光绪十二年，藏历火狗年），摄政济咙呼图克图阿旺班丹圆寂，此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只有11岁，为了保持西藏政局的持续稳定，经清廷批准，由丹吉林寺九世第穆呼图克图阿旺洛桑赤列绕结（也作阿旺洛桑称勒拉普结、阿旺罗桑称勒绕结）“代办商上事务”。[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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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7833 据《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记载：四月八日（藏历，公历是1886年5月11日）摄政圆寂。四月九日，驻藏大臣色楞额前去看验摄政的尸身，并封存了摄政的大印。十三日，“四大噶伦、基巧堪布等人带着哈达、坛城等礼品，前往布达拉宫向达赖喇嘛报告他们商讨的摄政继任人选问题。报告说，达赖喇嘛还年幼，且要求学经，故摄政之事暂由第穆呼图克图代行为宜”[65]。西藏地方上层通过驻藏大臣转奏，光绪皇帝遂命第穆呼图克图继任摄政，总理西藏政教事务。[66]1886年11月8日（光绪十二年十月十三日，藏历火狗年九月十三日），在拉萨的布达拉宫举行了第穆呼图克图阿旺降白德勒嘉措担任摄政的接印典礼。由驻藏大臣色楞额将办理西藏事务诺门罕的银印[67]交给了第穆阿旺降白德勒嘉措活佛。[68]摄政第穆活佛正式接印任职，执掌西藏地方政教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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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7835 1892年10月24日（光绪十八年九月初四，藏历水龙年九月初四），摄政第穆呼图克图向十三世达赖喇嘛提出，“来年怙主达赖喇嘛年满十八岁，已到掌管西藏政教事务之法定年龄，请恩准本僧辞退，于明年光绪十九年，即藏历水蛇年内择吉日由怙主达赖喇嘛执掌政教事务，并恳请驻藏大臣转奏皇上”。西藏僧俗上层随即向驻藏大臣递交了“三大寺等为吁请恩准十三世达赖喇嘛如期亲政事致奎焕公禀”[69]，但十三世达赖喇嘛多次以学经闻思，未精通前不欲亲政相推辞，“吾正在专心致志习读思闻显密二宗经典，在未学就之前，不宜执掌政务，故仍请第穆呼图克图掌办商上事务”，力辞不就。为此，驻藏大臣奎焕在接到西藏僧俗代表递交的“三大寺等为十三世达赖喇嘛暂不亲政仍请第穆掌管商上事务事致奎焕公禀”[70]后，向光绪皇帝提出由第穆呼图克图再任摄政五年，待亚东开埠通商五年期满、边事稳定后，再由达赖喇嘛亲政的建议，“自光绪二十年为始，仍饬第穆呼图克图再行掌办商上事务五年，俟靖西百货免税五年限满，边事大定，彼时达赖经典自必深通，诸务谙悉，再令管理，实于地方政事、边务机宜，均属大有裨益”[71]。驻藏大臣之所以支持摄政第穆呼图克图继续掌政，是出于西藏地方需要稳定的政局，才有利于处理亚东开埠通商、处理藏哲划界等问题等考虑，希望继续由摄政执掌政权，避免政局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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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7837 这一时期，隆吐山设防、交涉，甚至战争爆发之初，摄政第穆呼图克图与达赖喇嘛、九世班禅等共同领导西藏僧俗军民，英勇抗战。但在支持抗战的驻藏大臣文硕被清政府撤职后，第穆呼图克图孤立无援，而且前方战事接连受挫，使得他逐渐倾向于妥协，开始屈从于清朝中央政府的重压。在升泰任职驻藏大臣后，摄政第穆呼图克图也开始劝说西藏地方民众撤退。清朝政府为了稳定西藏局势，在打压他的同时，又施以小利诱惑，称赞他“向为僧众敬服”、“核其勤劳，尤为懋著”，并于1891年（光绪十七年）赐给他“靖善禅师”[72]的名号。由清朝政府任命为西藏地方摄政的第穆活佛，作为西藏宗教上层的一员，在得到清中央的赐封后，更加服膺于中央政府的统治，协助驻藏大臣在藏施行清朝中央政府的命令。正如驻藏大臣奎焕所言，“当上年边务吃紧之际，该呼图克图遵旨晓谕番众，深明大体，任怨任劳，卒能启发愚蒙，顿知警悟，藏事转危为安。划界定约后，曾邀懋赏；善后三款，亦赖该呼图克图从中主持，番情乃无翻易”[73]。或许正是这些原因，使得驻藏大臣倾向于支持第穆活佛继续担任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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