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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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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光绪三十年），第二次抗英战争失败，英军进入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带领少数随从从拉萨出走内地。十三世达赖喇嘛从1904年7月27日开始到1909年12月21日回到拉萨为止，离藏在外共五年多的时间。这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经历的最为艰苦曲折复杂的一段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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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是在抗敌无援、又不甘与英国人言和的情况下离开拉萨的。他出走内地的目的，是先去蒙古库伦，再赴京觐见清朝大皇帝，面陈西藏地方情形，全面计议，请求清朝派兵，从人力物力上援助西藏继续抗击英国侵略者。十三世达赖喇嘛选择库伦作为逗留之地，是因为该地是藏传佛教传播的中心地之一，会有大批的佛教信徒拥戴，精神上有慰藉和依托。同时库伦南近北京，北邻沙俄，可以有回旋余地选择下一步去处，如果清朝中央政府不支持其抗英护藏愿望，可以北上请求俄国帮助抗英。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库伦期间，清朝中央政府正处于内忧外患、国力衰微之时，在外国侵略者面前，选择的是丧权辱国，执行的是一条媚外投降路线。但清朝中央政府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内地，采取的做法还是比较明智的，即优加安抚，“妥为款留，勿任北去”，而对他抗英的正当要求，消极应付，没有给予必要的支援。虽然，清朝中央政府曾派员多方抚慰，但对十三世达赖喇嘛进京觐见皇帝，直面陈述西藏地方情势的要求则一直拖延，不予答复。十三世达赖喇嘛先在库伦等候，后辗转塔尔寺、五台山等佛教圣地朝佛休养，心情苦闷，关注着西藏地方的形势发展，盼望早日求见，早日返藏。这期间，清朝始终未与十三世达赖喇嘛进行有效沟通。相反，列强使节、政要乘机纷纷拜会十三世达赖喇嘛，进行秘密接触，采取各种拉拢诱惑手段，施加影响，离间和破坏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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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由于长年受到身旁的俄国间谍德尔智的蛊惑宣传，一直幻想能寻求俄国的支援，联俄抗英。他多次派遣德尔智赴俄面见沙皇示好，表达诚意。但是经过日俄战争的失败，俄国国力已大不比从前，它无暇无力顾及西藏地方，除口头应付十三世达赖喇嘛表示同情支持，并无实际援助行动，同时，通过英俄缔约，俄国承认英国在西藏所获实际利益，不予干涉。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十三世达赖喇嘛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在西藏的权力，政治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抗击反对英国转向对英国示好，企图依靠英国干预使他早日回藏。清朝中央政府在两次抗英战争失败后，出于整饬西藏地方的目的，在西藏推行新政，迟迟不让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直到1908年9月（光绪三十四年九月）才下旨允许十三世达赖喇嘛陛见，进京恭请圣训。在京八十四天时间里，十三世达赖喇嘛虽然觐见了皇上、皇太后，受到清廷优隆的接待，加封赏赐，被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但是他提出的不经驻藏大臣直接面奏的请求却未得到批准，结果是仍按旧制，“所有事务，依例报明驻藏大臣随时转奏，恭候定夺”。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此颇为失望灰心，带着无奈的心情离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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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内地的几年时间，了解了国内外的情况，对清朝中央政府的一些做法越加失去信心，转而把希望寄托于列强身上，尤其对英国，一再表示修好的愿望，求得谅解。这种态度的急剧转变，是清朝中央政府执行错误的治藏政策造成的，也是列强尤其是英、俄、日等国施展更加猖狂地分裂西藏的活动带来的恶果。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北京返回西藏后，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政治形势，川军入藏造成的西藏局势动荡，使他最终不得不选择了再次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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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04年7月中旬，英军占领江孜后，开始向拉萨推进。这时的有泰，毫无守土抗战之心，一再妥协退让，对西藏军民的抗英斗争，竟采取“釜底抽薪”之策。认为“惟藏番执拗无理，胆大妄为，即仪、秦复生，即（亦）无所施其辩。……今欲折服其心，非任其战任其败终不能了局……倘番众果再大败，则此事即有转机，譬之釜底抽薪，不能不从吾号令也。”详见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有泰奏牍》卷一，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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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吴丰培：《升泰与有泰》，见《藏学研究论丛》，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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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朱绣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记》，吴均校注，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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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牙含章编著《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第174～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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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恰白·次旦平措等著《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下），陈庆英等译，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第9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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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恰白·次旦平措等著《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下），陈庆英等译，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第971页。又据塔季扬娜·邵米安著、陈泉译《列强角逐中的西藏及沙俄的西藏政策》一书载，十三世达赖喇嘛到达库伦时，随从人员除德尔智外，还有五位活佛、八名喇嘛、一名医生、一名翻译、管家和三十名护卫人员。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出版的《藏事论丛》第16期（内部资料），2004，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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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当时清朝政府与西藏地方对外国势力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一直以天朝上国自诩的清王朝，自鸦片战争后不断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打击与侵略。清朝的王公贵族们为了维护其统治利益，采取媚外、妥协、投降的对外政策，苟延残喘。他们不了解帝国主义国家的本质，固步自封，见识短浅，天真地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目的是通商——打开中国这个大市场，只要满足了帝国主义国家的通商需求，就可以与帝国主义保持和平相处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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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牙含章编著《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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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当时的西藏形势及历任驻藏大臣任职时的心态、与西藏地方关系，车明怀先生有过较为详细的论述，在文中将清廷的消极应对、历任驻藏大臣在藏的筹谋等作了充分叙述，详见车明怀《简析江孜抗英斗争前后历任驻藏大臣的心态》，载《中国藏学》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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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有泰的日记中曾记载：7月9日，“早登楼，鹤孙来，徐央宗、四朗拉真亦到，在此盘桓，刘巡捕回公事后下楼，带两人并鹤孙、惠臣两位早饭，饭后大睡一觉，醒后与刘巡捕、鹤孙痛谈一切世路，二人深以为实在、切当，晚复约鹤孙、惠臣吃全羊，两女孩亦在座，痛饮……三人复谈，皆想起父母，无不哭泣，亦情之所感也。边疆所系，只有如此，怆怀古人之感慨，量无不同耳。”可见，有泰已经丧失了抗英的斗志，更无心思处理藏政。详见吴丰培整理《有泰驻藏日记》第六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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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牙含章编著《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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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吴丰培辑《有泰驻藏日记》（卷五），中国藏学出版社，1988，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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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吴丰培辑《清季筹藏奏牍·有泰奏牍》卷一，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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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吴丰培辑《有泰驻藏日记》（卷五），中国藏学出版社，1988，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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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地方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四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4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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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荣赫鹏著《英国侵略西藏史》，孙煦初译，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编印，1983，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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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民族出版社，2007，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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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民族出版社，2007，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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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郭卫平：《清季十三世达赖出走库伦考》，载《西藏研究》198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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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关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目的地选择库伦的原因，喜饶尼玛曾做过深入分析。详见其《清季十三世达赖出走库伦考》，载《西藏研究》198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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