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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八章 辛亥革命前后的西藏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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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政府在遭受几次侵略战争之后，落后被打的痛感促使朝廷上下谋求改变现状，从中央到地方已经意识到社会改良的重要性，开始在全国推行“新政”。新疆、台湾、东北纷纷改建行省，边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然而，自鸦片战争起，中国门户洞开，西方列强步步紧逼，不仅图谋将中国纳入其势力范围，而且在相互争夺之中瓜分中国。东北、西北边疆先后失地150多万平方公里，边疆危机日益加深。西藏地方也在遭受英国两次武装入侵后，使原本就错综复杂的西藏统治势力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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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中国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辛亥革命。10月9日夜，武昌起义爆发，一场反对帝制争取民主的革命火焰随即席卷全国。这场革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延续，如果说清末十年的“新政”在开辟工商实业道路的同时，不断将君主专制推入绝境的话，辛亥革命则直接结束了长久以来的君主专制制度。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朝政府驻藏大臣衙门的翻译人员在英国《泰晤士报》上看到了有关辛亥革命的消息。内地的情况很快传到西藏拉萨，在原本较为平静的西陲也掀起一场动荡，引起了大的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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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一节 川军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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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区距内地遥远，交通也很不方便。但是，它与四川相连，且在西藏地区驻防的清军，除原来少数的绿营士兵外，多是1910年由钟颖率领入藏的川军。因此，“川省之乱，藏中受影响最大”。[1]“三数日后，消息传遍全藏”[2]，西藏拉萨等地也发生了以驻藏川军为主的武装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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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川军”，为四川总督赵尔巽组织的一支新式陆军[3]，以接替赵尔丰的边军入藏。由于该部队是在四川招募编练而成，官兵主要由川籍人士组成，故史料中多称其为“川军”，但其性质是中央政府派往西藏的驻军。清朝政府本希望“派遣四川新军入藏以期分驻要塞，树立攘外安内之策”。[4]因此，川军入藏是清朝后期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中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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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川军被派入藏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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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川军入藏前后一直是诸多研究人员关注的大事。对西藏百年史进行研究之中，辨析川军入藏的原因及其之后的连锁反应，是有其一系列复杂和深刻背景的。清中央政府派川军入藏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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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一步加强清政府在藏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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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央自18世纪在西藏建立驻藏办事大臣制度以后，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更加直接有效了，然而并未改变西藏地方由贵族、寺院联合统治的局面。此外，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全面威胁和侵略。西方列强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清政府所认为的“开埠通商，游历贸易”，而是将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随着列强侵略一步步加紧，中国边疆危机日益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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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即在1888年和1903年先后两次遭到英国的武装入侵，清朝中央政府被迫与之签订了一系列有利于英国侵略势力深入西藏的不平等条约。在西方列强的真实面目一步步暴露出来后，清朝政府认识到，必须对西藏地方管理体制重新进行审视、改革，以便巩固、加强对西藏地方的主权。1906年，鉴于西藏地方复杂的形势，清朝政府命在印度参加过修订《拉萨条约》的张荫棠前往西藏查办事件。他对西藏地方的情况较为熟悉，“深知西藏事非大更张，不足挽危局也”[5]，提出应趁“英廷未遑远略之时，为补牢顾犬之计。失今不图，后益难治”。[6]他与联豫等人都相继提出了派兵入藏，巩固在藏主权的意见，最终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批准。于是，一支采用新式方法训练的新式军队便被派往西藏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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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遏制帝国主义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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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二次侵藏战争，英国对西藏地方的策略由单纯的军事行动改为拉拢和引诱。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英国威迫九世班禅赴印度访问。1906年，英国驻锡金行政长官贝尔访问扎什伦布寺，又多次会见九世班禅，伺机“诱班禅请英保护”。[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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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利用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内地的机会，英国公使朱尔典、印度总督的派员同他进行接触并拉拢，试图在西藏格鲁派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大领袖间坐收渔翁之利。英国新的侵略策略使西藏事务日益复杂和微妙，也使清中央政府认识到在西藏地方加强管理、巩固主权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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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驻藏大员中首位汉族官员张荫棠接任后，深感责任重大，在经过调研访问与考察，认真细致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及西藏地方的特殊情况后，有了自己的想法。他于1907年在“致外部电陈治藏刍议”中，提出了西藏地方政治改革、经济开发、兴办教育等各项方针，其中具体提到“拨北洋新军六千驻藏”[8]的措施。同年，驻藏大臣联豫在上奏中提出：“为今之计，自非改设行省不可，万无疑义。然政贵实行收效，不尚虚声，事以积久而渐非，难期骤革。藏中之事，惟有徐徐布置，设官驻兵，借防英、防俄为名，而渐收其权力。”[9]1909年5月3日（宣统元年三月十四日）《详陈筹办西藏事宜》一折，朱批为“所筹各条办法，尚属妥慎周详，着照所请行。并随时会商赵尔巽、赵尔丰妥为规划，以固边圉，而收实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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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基本可以窥见清朝政府当时对西藏地方给予了特殊的重视。朝廷深知欲振军威，编练新军，则需将弁人才，遂令驻藏大臣认真筹办藏事，以期收到实效。清廷此时显然认识到在西藏不能像在川边那样进行疾风骤雨的改革，应先行派驻精兵，进一步巩固中央政府的地位与权威，遏止外人窥视之心，等待条件成熟再改革其政治。可见，防止帝国主义侵略、加强国防是川军入藏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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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新军”替换绿营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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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国防必须以军事力量为依托，在清代很长的时间里，绿营一直是中央的在藏驻军。根据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所订《钦定藏内善后二十九条章程》规定：清政府驻藏常备军分绿营及藏兵两种，其中绿营兵646名，驻前后藏定日、江孜各处，驻打箭炉至前藏一带粮台兵782名，藏兵3000名，分驻前后藏。由此绿营军成为清政府在西藏的驻军。绿营军在清朝前期为保护西藏不受准噶尔的侵扰，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维护西藏安全稳定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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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清朝中后期，特别是在两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的屡次军事行动中，清朝军队绿营军整体已现颓势，于是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开始，清朝先后以德国和日本军制为蓝本编练近代化新军。清末新政明确提出“裁撤绿营，编练新军”，当时各省为节省费用，纷纷裁撤绿营。驻藏绿营军军纪废弛、毫无战斗力，武器落后、久成弩末、毫无所用，联豫称其为“无用之兵，坐耗薪粮”[12]，确实已经难以承担起巩固国防、维护藏内稳定的任务。因此，驻藏绿营被裁撤替换也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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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驻藏大臣联豫上任伊始就提出“裁去制兵，招练新军”。[13]1907年1月，他又再次奏报：“西藏近日危险情形……俄人觊觎于北，暗中诱之以利，英人窥伺于西，近日挟之以兵……时至今日，急起直追，已嫌太晚，若再复因循，后患何堪设想。且西藏之地，南通云南，北连甘肃，东接四川，万一西藏不守，则甘肃、云南、四川俱属可危，而内外蒙古长江一带，亦俱可虑……惟有先行练兵，以树声威，而资威慑。其余新政亦应分别次第，陆续举办。”[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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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豫在奏折中强调编练新军是治理西藏事务的首要任务，其目的是“震慑”西藏地方，重振清王朝的声威。在此前提下联豫在西藏的新政中提出军事改革方案，其主要内容为：拟照练兵处新的章程，练兵6000，以1000驻察木多，因其地为入藏通衢，川滇商旅会集之所；以3000驻前藏，以2000分驻靖西、后藏、江孜等处，有事则察木多之兵固可应调，即川滇边务大臣与川省之兵，亦俱可以接应。再将番兵（藏兵）一并归我训练，则缓急可得万余人，他日若能另筹款项，再行扩充。……拟用汉人六成，用达木及三十九族之人四成，凡排长均用汉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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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驻藏大臣联豫对于西藏军事方面的考虑比较符合该地实际，既充分估计了由于西藏条件较内地艰苦，内地兵士可能难以适应，又注意到由于藏兵数量过多而出现对清朝不利的状况。然而，驻藏大臣联豫编练新军的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至1909年初，仅练土兵一营。[16]于是，他请求清政府速派川军入藏为三个营，实现其新政改革中军事方面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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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政府在藏“新政”需军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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