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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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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门户洞开，各地都遭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严重威胁。列强并不满足于游历通商，而是希图将中国划入其殖民地和势力范围。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边疆危机愈发严重，西藏也先后两次遭遇英国的武装侵略。正当清廷逐渐意识到需对西藏加强管理以巩固边防之时，英人也调整了对西藏的策略，由武装行动改为示好和拉拢。清朝官员张荫棠等识破英人计谋，奏禀清廷对藏事进行改革，其中具体提到“拨北洋新军六千驻藏”[165]的措施巩固中央的地位、加强国防、统一边政是清军入藏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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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制下的川军进藏，本是清政府为巩固边防而做的决策，但是由于清廷不顾藏情强行推行“新政”、达赖对清廷不满以及赵尔丰“改土归流”等一系列问题而招致西藏上层的反对，其结果和本意适得其反。当时的驻藏大臣联豫心胸狭隘，嫉贤妒能、刚愎自用，长期与包括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噶厦在内的西藏社会上层势力不睦，面对川军入藏，十三世达赖喇嘛本欲改善与之关系，但是希望再次破灭。加之，率川军入藏的钟颖仅有一点一般的军事知识，对大局缺乏把握，且组织能力低下，导致军纪涣散，不仅引起西藏地方官员与民众的怨怒，更导致西藏地方政府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矛盾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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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入藏引起了西藏当局的恐慌，进城伊始，前往迎接的驻藏大臣联豫卫队恣意生事，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更加影响了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十三世达赖喇嘛被挑唆再度逃往印度，清廷据此革去其名号，英国人借机就革除名号一事向清朝抗议，以博得他的好感，引诱其投入英人怀抱。十三世达赖喇嘛也由此再萌向外寻求帮助的想法，希冀得到外国的支持。然而，西方列强终究是以侵略和扩张为最终目的的，因此，在做权衡之后，戴着“中立”的假面具，并未给予实质性的直接援助，但介入中国内政的图谋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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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随着四川保路运动、武昌起义的发生，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各地出现了纷纷宣布脱离清朝的情况。辛亥革命的消息很快传到拉萨，清朝在西藏的驻军迅速起事，川军内部失控，劫掠四起，拉萨动乱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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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利用这一动乱，加速了分裂中国西藏的图谋，积极策动流亡印度的以达桑占堆为主的西藏上层亲英分子回藏，通过组织民军，以驱逐驻藏川军出藏为主要目标，撕下其“中立”的假面具，公开出面干涉中国内政，妄图建立由英控制的西藏政府，以期成立所谓英印势力与中国的“缓冲地带”。虽然由于这场动乱，清廷派驻西藏地方的官员及大部分兵士被迫离开，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各种联系并未中断，双方都在谋求结束这种不正常关系的途径。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努力在短期内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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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十分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十三世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的矛盾难以调和，最终由于上述种种诱因造成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英印政府趁机插手西藏事务。清政府当初派遣川军作为国家军队入藏的决策，在统一边政的前提下，应该是正确的，但实际上，川军入藏在客观上并未起到预期的效果，加剧了各个方面的矛盾。紧接着辛亥革命爆发后，全国各地陷入各种势力的争斗之中，西藏地方亦不能避免，拉萨发生动乱等一系列事件，造成了中国现代史上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不正常的开端，对未来西藏地方的政治走向产生了较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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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辛亥革命虽未在西藏发生，革命也没有得到西藏地方民众的理解与合作，但在历史的起伏之中，当时西藏地方上层人士中还有一大批“内向祖国”派，对新形势下的地方决策影响很大，在此之中，十三世达赖喇嘛有自己的观点诉求，希望“自立”，但并未倾力反抗民国中央政府，另谋“独立”。而且，尽管有英国人的阻挠与破坏，他仍然在以后的日子里逐渐接受了新的中央政府。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后，尽管英帝国主义策划了一个又一个阴谋，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出现了许多波折，但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以及西藏地方政府中的部分僧俗官员的根本立场还是倾心向内的。这为进入民国时期之后，中央努力改善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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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藏研究》编辑部编《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之《藏乱始末见闻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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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渠珍著《艽野尘梦》，任乃强校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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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式陆军”最早可追溯到1862年李鸿章邀请上海租界的洋人军事教官“围剿”太平军所训练的淮军，是清朝政府于甲午战争之后编练的新式陆军军队，其特点是完全使用西式的军制、训练以及装备。详见陈旭麓、劳绍华《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学术月刊》196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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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谢彬：《西藏交涉史略》，上海中华书局印，1933，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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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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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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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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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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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4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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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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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绿营兵制始于顺治年间，是一支参照明朝军制组建的汉人军队。清初，一直作为中央在藏驻军。在《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二》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我朝定鼎中原，当时所用仅止八旗劲旅，而已无敌于天下；其后额设绿营制兵，多或六十余万，少亦五十余万，较之八旗，不啻倍蓰。乃粤匪、捻匪、川匪、回匪之乱，制兵竟不足恃，于是加饷挑练，而有练军；招募勇丁，而有湘军、淮军、毅军；及日本之役，练兵练勇又不恃，于是仿照西法添设新军，而有袁世凯、聂士成两军，及湖北之洋操队、江南之自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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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吴丰培主编《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80，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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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详陈藏中情形及拟办各事折”，《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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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四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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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吴丰培编辑《清代藏事奏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5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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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许广智主编《西藏民族地区近（现）代化发展历程》，西藏人民出版社，2008，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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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吴丰培：《清季筹藏奏牍》（卷四），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民国二十七年五月，第49页。转引自吴彦勤、吕昭义、李志农《清末入藏川军述评》，《思想战线》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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