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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节 热振出任西藏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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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噶当派与热振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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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噶当派，即格鲁派，是藏传佛教的一大宗派。因其创始人宗喀巴原为噶当派僧人，故又称新噶当派。1409年，该派在帕竹政权的支持下建立甘丹寺为主寺，又得名甘丹派。同时，因该派僧人都戴黄色僧帽，自称为“黄帽派”，俗称“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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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吐蕃时期传入西藏后，推动了西藏文化的发展。到14世纪时，藏传佛教派别林立，僧纪败坏，寺院生活腐化。尤其是藏传佛教萨迦派建立喇嘛贵族专政，在宗教上主修密宗，喇嘛生活荒淫，饮酒娶妻，严重影响了藏传佛教和西藏地方文化的发展。当时曾经师从萨迦、噶举和甘丹几大派别喇嘛学习的宗喀巴（1357～1419）认为，所有的这些都已经失去了佛教的宗旨。他针对藏传佛教的种种弊端，吸收各派之所长进行充实和完善，进行宗教改革。同时，他还写作《菩提道次第广论》和《修宗道次第广论》，为宗教改革立说，在帕竹政权的支持下，1409年，甘丹寺的建立，标志着该派正式成立。明朝时期，该派又建立了哲蚌寺、色拉寺，与甘丹寺一起合称三大寺，奠定了格鲁派后期发展的基础。除了此三大寺之外，格鲁派还有扎什伦布寺、塔尔寺和拉卜楞寺几大主要的寺院，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大活佛转世体系，形成藏传佛教中其他任何教派都无法比拟的寺院集团。15～17世纪，格鲁派在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与西藏地方政治势力和其他教派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后，确立了在西藏政教合一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大清顺治皇帝时期，五世达赖应邀前往北京，顺治皇帝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从封号中可以看出，皇帝命其管理西藏地方宗教事务，而没有让他管辖政治事务。政治和军事，命令固始汗掌管。格鲁派掌握西藏地方的宗教大权，同时也确立了其在西藏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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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振寺位于拉萨以北的林周县境内，建立于1056年，七世达赖喇嘛将其赠给了经师。经师去世之后，寻访的转世灵童成为热振活佛，以后历世活佛也都沿用此名。热振·土登坚白益西丹白坚赞于1912年出生于塔布的加查县，6岁时被选定为热振四世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并被迎入色拉寺学经，后经十三世达赖喇嘛考核合格，取得拉让巴格西学位，返回热振寺主持教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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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圆寂前，曾趋驾热振寺庙朝圣，赐给热振活佛一本白度母女神卜封册”，并郑重地嘱咐他“要以此封册作为今后观察善恶取舍的借鉴，还要善积功德”[66]。该封册是十三世达赖喇嘛自己手抄的，在赐给热振活佛后，对热振活佛说：“我一直都在使用这些东西，并且证实他们是很有用益处的，如果你以后使用这些东西，对你也是非常有用的。”[67]在这次十三世达赖喇嘛趋驾热振寺后，热振活佛还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在热振寺著名的柏树丛林中散步、谈心。因此，在一些老喇嘛中，便开始流传十三世达赖喇嘛要热振活佛担任摄政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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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热振活佛本人并不愿意出任摄政，热振寺拉让的所有人员也都不同意，他们提请热振活佛和活佛之父，如果那一天到来，千万不能答应。因为，西藏历史上所有的摄政最后都遭到迫害，热振寺历史上出任摄政的活佛也遭到了迫害；同时，他们还认为噶厦的官员“都是一伙寡廉无耻的家伙”[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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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土登贡培及其支持者被流放后，围绕由谁来执掌政教大权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民众开始重新讨论这一问题。以龙夏·多吉次杰为首的部分俗官仍然附和司伦朗顿·贡嘎旺秋和首席噶伦赤门·罗布旺杰的意愿，主张建立一个摄政会议；三大寺也继续坚持他们的主张，按西藏“惯例”推举一位活佛担任摄政，执掌政教大权，管理西藏政教事务，同时以司伦朗顿·贡嘎旺秋为代理摄政。自1757年始，西藏便有摄政之制，即在前任达赖喇嘛圆寂之后，新达赖喇嘛亲政之前，推举一位活佛为摄政，代行达赖喇嘛的职权，处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土登贡培事件中，三大寺组成的代表团提交给噶厦的决议书中就包括“应当依照传统惯例，推举一位大活佛出任摄政”[69]，虽然龙夏并不赞同这一主张，但当时为了获得寺院的支持，打垮土登贡培，也没有表示反对。现在土登贡培已垮台，在官员大会上，两派之间再次展开争论，因三大寺的主张得到僧官们的支持和拥护，占据上风，最后，官员大会决定推举一位大活佛担任摄政，司伦朗顿协助摄政办事，共同执掌政教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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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西藏惯例，能出任摄政的是格鲁派主寺甘丹寺的现任住持（即赤巴）和所有卸任住持，曾经选派出任过摄政的热振寺，著名的策墨林、功德林、丹吉林和喜德林四大林的呼图克图。当时的情况是“功德林、策墨林两呼图克图尚年幼，丹吉林呼图克图早被达赖贬谪”，因此，官员大会“议决从甘丹赤巴米聂·阿弥益西旺丹白、达赖经师普觉寺的强巴土登活佛、热振寺活佛土登坚白益西丹白坚赞三人中选定一人”。[70]这一消息传到热振寺之后，热振寺拉让非常震惊，他们一面上函禀明热振活佛，一面念经祈祷热振活佛不被选为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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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24日[71]，经过卜卦抽签，结果为热振活佛出任摄政。随后噶厦致电西藏驻京办事处将此情循例呈报中央。“至上怙主达赖喇嘛之灵童业已认定，但在其未坐床执掌西藏政教前，经西藏僧俗民众同意，并通过布达拉宫自在观音菩萨面前占卜，由热振呼图克图出任摄政，司伦、噶厦等文武诸事照旧。此情循例呈报汉政府”[72]。1月31日，行政院致电西藏驻京办事处转电司伦噶厦等，核准热振活佛出任摄政，“三十日行政院会议决议，即日呈请国民政府以热振呼图克图代摄达赖佛职权，深信热振呼图克图必能益宏智慧，敷施教化，巩固中央”[73]。2月23日，热振活佛正式坐床执政，年仅2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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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龙夏改革及其失势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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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由俗官龙夏·多吉次杰领导的改革运动，既是西藏近代历史上一次具有近代意义的改革，也是十三达赖喇嘛圆寂和土登贡培事件后，西藏僧俗上层权力斗争的第二个回合，最后以改革失败、龙夏失势结束。改革失败和龙夏失势在宣布西藏近代化步伐的停止的同时，也使热振摄政的权力趋于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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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龙夏曾于1914年奉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命，率领四名贵族子弟前往英国学习。其间，他除了认真了解英国的历史和政治制度、经济形态之外，还先后到过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对其历史和政治经济状况都有所了解。英法的资产阶级革命给他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尤其是英国通过“不流血的革命”建立起的君主立宪政体，使他产生了崇敬之情，并从中看到了西藏社会制度的落后，以致认为西藏需要自觉地进行改革。回国后，他常常讲一些关于法国大革命和意大利的统一等通过暴力方式完成革命，以及英国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革命的历史。他的儿子拉鲁·次旺多吉回忆说：“父亲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经济状况中感受到社会制度的落后，民生凋敝，如不加以改革，将永远停滞不前，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而孕育了一些改良主义的思想”[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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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夏回国之后，正值十三世达赖推行新政，因而得到重视，据拉鲁·次旺多吉的回忆，达赖还曾有意提升他为司伦，这让龙夏看到了在西藏推行改革的希望。但是，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突然圆寂，热振摄政的确认和坐床执政，使他想出任司伦或者控制官员大会的愿望落空，同时，这也意味着他想推进西藏改革的抱负无从实现。不过他并没有放弃希望，而是开始尝试通过其他方式来推动西藏的改革，促进西藏地方的进步和发展。龙夏认为，年轻的热振摄政资历浅薄，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噶厦被首席噶伦赤门·罗布旺杰控制，司伦朗顿·贡嘎旺秋庸懦无能，听任赤门的摆布，这样的政府是腐败无能和软弱无力的。因此，“他声称，达赖喇嘛空位（摄政掌权）时期政府的无能，贪污腐败和软弱无力，不可能维护西藏现有的地位，因而也就不可能使人们相信20年后当十四世达赖喇嘛执政时交到他手里的是一个强大的西藏。……一切热爱西藏的官员和寺院领导者有责任采取行动，在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尚未找到之前拯救西藏……认真仔细地监督现政府的所作所为”[75]。另外，新政时期部分错误措施，引起西藏僧俗大众的不安，造成的社会动荡，并没有随着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而消失。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噶厦采取笼络僧俗上层、贵族和寺院集团的措施，“几年内连续实行减税政策，对那些有影响的人物，无息地贷放或赏给大量的粮食，以缓和矛盾”，造成“库存粮食越来越少，群众不满，在噶厦会议室前贴了‘钱粮盛会’的讽刺标语”[76]。这种矛盾和社会动荡加剧，也是龙夏组织推动改革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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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夏组织的改革运动，主要目的是仿照英国君主立宪制度，在西藏实现一定程度上的民主，其最核心和主要的内容是取消噶伦的终身制，实行四年一任期，噶伦由官员大会选举产生。如果按此实行，则噶伦就需对官员大会负责，其权力就必将受到官员大会的限制，也就是增强官员大会的权力，削弱噶厦的权力。这对当时尚处于农奴制阶段的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来说，无疑是激进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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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这样的改革，龙夏必须得寻找支持者和追随者。他首先争取了多数中下级僧俗官员和三大寺少数活佛的支持，组织成立了以他为首的“吉求贡吞”组织，藏语意思为“求幸福者同盟”。由此，当时有人称为“龙夏运动”。“其核心成员有大秘书俗官江乐金公·索朗杰布（江洛金公）、检察官杰囊巴（杰卡郎巴）、达赖经书官土登根丹（又译孜仲·土丹格登，通称工绌）、僧官来村·扎木苏尔、俗官米日瓦、扎吞巴、噶强·丹巴才旺，以及龙夏的两个儿子茹本恰巴如苏·旺钦玉拉和拉鲁·次旺多吉。”[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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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3月，该组织秘密召开会议，拟定请愿文书，在暗中征求僧俗官员签名。请愿文书的主要内容说法不一，拉鲁·次旺多吉回忆说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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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藏政府需要进行一些变革，以改善政府的职能和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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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噶厦的所作所为不能令人满意，尤其令人不满的是，赤门噶伦任人唯亲，并且不能主持公道。[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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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乌达热·土丹旦达说请愿书的主要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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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准予修建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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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尽快寻找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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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全政教宏业万古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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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还宣布了赤门噶伦许多不公道的事实。[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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