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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节 二战后国民政府对藏行使主权的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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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藏革命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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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革命党的英文为“Tibetan Improvement Party”，应译作“西藏改革党”。藏文文献中称“西藏西部改革党”，而在汉文档案中则称作“西藏革命党”。该党主要活动于噶伦堡和大吉岭一带，其政治纲领是要将西藏从专制政府中解救出来，并对西藏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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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北国史馆所藏国民政府档案中，有一份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致蒋介石的信函，该信转呈了邦达饶嘎“请准组织西藏革命党等意见书”，并就此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份档案使得西藏革命党的成立经过及其同中国国民党的关系变得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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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达饶嘎（Panda Rapga），西康江卡（今西藏芒康）人，生于1907年，是西藏昌都富商邦达昌家族的成员。其长兄邦达尼玛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信，曾垄断西藏地方政府的羊毛贸易。其次兄邦达养培（汉名罗绍亭）时任亚东商务总办（即卓木总管），主持西藏对外贸易。他的弟弟邦达多吉曾于1934年在昌都发动反抗拉萨当局的兵变，时任金沙江西区行政官的邦达饶嘎亦曾参与其事，并代表民军赴巴塘向刘文辉部求援。反藏失败后，他前往南京，还受到蒋介石的接见，随后在蒙藏委员会担任编译工作10个月，1935年飞赴印度。邦达饶嘎“深感前此失败，纯系无主义、无组织、盲目妄动所致，遂悉心研究革命政策及主义。六载以还，将英文三民主义读竣，并译成藏文，以资宣传；一面暗中宣扬中央威德，一面广布革命种子”。[50]抗战爆发后，他又回到重庆，担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兼驻噶伦堡专员。1939年，他同江乐金（Canglocen，即索朗杰布）、贡培拉（Kumbela，又叫宫比拉或宫比喇、贡培拉，全名为土登贡培）、根顿群培（Genduen Choempel）和罗凝札一道在印度噶伦堡筹建西藏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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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登贡培（T.Kumphel），生于1905年，原系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近侍官，由于深受达赖喇嘛的宠幸而握有西藏政教大权。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33年圆寂后，他被以孜本龙夏为首的政敌逮捕，1934年初遭流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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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乐金（又叫江洛建）、江洛建、姜罗皆或姜洛京，生于1903年，西藏贵族世家，为郡王颇罗鼐的后代。早年就学于江孜的英国军官学校，毕业后，在藏军任副总司令，后同藏军总司令擦绒一道被免职。由于文笔好，遂在噶厦任秘书，成为龙夏的亲信，1934年5月龙夏倒台后，亦被流放。[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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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原属政治对手的西藏贵族先后被西藏当局流放到藏南工布地区，并在流放中结下了友谊。1937年12月，他俩经锡金出走印度。[53]土登贡培逃到印度后，噶厦于同年命令卓木总管邦达养璧照会英印政府，要求将其引渡回拉萨。但邦达昌家族同土登贡培亦为世交，邦达养培遂将噶厦的引渡命令暗中通知了土登贡培，并授意其向印度总督请求政治避难，结果英印总督同意保护。[54]江乐金时任热振驻印度商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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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顿群培又叫棍登曲批（也译为更敦群培），1905年生于青海热贡，幼年时在甘肃拉卜楞寺等学习佛教经典，后转入哲蚌寺为僧，习佛教五部大论，精通梵文，获格西（博士）学位。他“藏文经典甚深，后游学印度约六年，复精通英文语”。他“曾应英驻锡金行政官古德之请，翻译十三辈达赖全传”。[55]他受马克思和列宁政治哲学的影响较深，主张在西藏实行政治变革，实施民主政治。这是他加入西藏革命党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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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凝札生于1917年，西康甘孜人，为四川康区富商桑多昌（亦称三多仓）家族成员，“商业势力仅次于邦达昌。其大伯和二伯为热振摄政之妹夫（一妻多夫）”。他“勇武有胆识，尤热心革命，康籍青年多拥护之”。[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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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达饶嘎于1943年9月中旬来到重庆，“曾与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负责人约定，担任驻印调查西藏情形及联络工作”，后来又被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并兼任该会驻藏办事处驻印联络员。[57]他的意见书写于1943年9月29日，即他抵达重庆后不久。此时，汉藏关系正因噶厦当局拒修途经西藏的中印公路而趋于紧张，重庆国民政府计划由青海和西康进军西藏。邦达饶嘎在信中代表土登贡培、江乐金、根顿群培、罗凝札和他本人向国民政府提出三项建议：（1）加入征藏国军工作；（2）组织康军进攻西藏；（3）组织西藏革命党。关于组织西藏革命党的问题，饶嘎指出：如果前两项建议“皆不能实行，则拟请准吾人组织西藏革命党，以号召康藏人民，进行革命工作。主义自当尊奉三民主义，组织则请中央派员指导，遵照中央规定，予以组织，总部设重庆，康定、噶伦堡设分部，以从事西藏之革命运动，一面以言论监督政府，一面密组军队，相机夺取政权，惟党费则请中央补助”。饶嘎还计划在噶伦堡“筹办报纸，攻击（西藏）政府措施，激发藏人革命精神，使与西藏政府分离”。尽管他们表示“在未与中央联络并取得中央信任之前，实不便公开采取强力之革命行动”，但他认为，目前在西藏发动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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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信认为饶嘎等“所请求三事，尚属切实，而有运用之价值。惟是否现在即可运用，或留待将来运用，事关对藏外交军事整个问题，非忠信所能擅决，应请裁夺指示”。他觉得组党之事“良应举办”，但担心两点：其一，害怕中国国民党在西藏组党一旦暴露，引起英国政府的反弹；其二，关于西藏革命党同中国国民党的关系。他认为，该党“如属于西藏自身组织，对外较为方便，但既不能显示其信行三民主义，而又嫌与中国国民党地位平行，无法指挥，且将因党权分立，领导歧异，而有分崩离析之危险”。他认为，“若使其为中国国民党之一支部，似尚可行”。这是对西藏革命党同中国国民党关系的一个最明确的定位。[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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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于同年11月初接见了邦达饶嘎，并以蒙藏委员会名义提供组党经费10万元，还将此种情况知照国民党印度支部和军统局、军令部在藏特工，请予以配合。[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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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革命党成立后的活动不甚清楚，有资料显示，该党曾奉国民党中央之命，对英印政府在藏东南进行领土侵略情况展开调查。据土登贡培妻子回忆，1945年间，居留印度的邦达饶嘎和土登贡培探听到英国人侵占西藏边境门达旺地区的情况后，便约根顿群培、江乐金等人秘密商讨，派根顿群培化装成乞丐，以朝佛为名，到已经被英国人侵占的门达旺地区侦察，绘制出地图。在完成地图绘制的任务后，根顿群培于1946年1月4日抵达拉萨。[61]根顿群培将绘制出的这些地图通过英国人在江孜开办的邮局寄往邦达饶嘎在噶伦堡的住址“Relli View”，结果，引起英国江孜商务代办黎吉生的怀疑。因为邦达饶嘎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在印度持中华民国公务护照，并有组织政党的嫌疑，正受到英国警察的秘密监视。黎吉生拆开了根顿群培的信件，发现了数幅地图和指明属于“西藏”地区的图解说明。黎吉生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噶伦堡警方。[62]这一活动是造成西藏革命党暴露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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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下半年，饶嘎在中国内地进行了几个月的巡游，次年1月，带着中国官方护照回到印度。戈尔斯坦认为，1944年和1945年，饶嘎得到了国民党的经济支持，开始在西藏发展“西藏革命党”党员。戈尔斯坦所依据的是邦达饶嘎1946年6月17日的一封信。[63]然而，由于戈尔斯坦不懂中文，他无法引用档案中最重要的材料来揭示西藏革命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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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斯坦书中所引用之“西藏革命党入党申请书”影印件，在“入党志愿”一栏中，有这样一段引人注目的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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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先生等负责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誓愿奉行三民主义，接受党纲，实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实行党的义务，决不加入其他政治团体，如有违背，愿受最严厉之制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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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语言的障碍，戈尔斯坦不能理解这段文字的重要意义。尤其是“中国国民党”这5个字，可以说将西藏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关系给予了非常明确的定位。据此可以推断，所谓“西藏革命党”，实际上就是中国国民党在旅印藏人中建立的支部，邦达饶嘎亦可以说是中国国民党旅印藏人支部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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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一则史料可作为旁证。据蒙藏委员会资料记载：邦达饶嘎在印度噶伦堡创办了藏文报纸《民新周报》，专门“向西藏境内僧俗人民宣传本党主义及中央政纲政策”。后来，为了加强在印度藏人中的宣传，蒙藏委员会同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协商，并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从1944年6月起，发给“藏籍中国国民党党员邦达饶嘎君所创办”的《民新周报》“补助开办费国币107100元，每月经常费3920元，结购外汇兑印”。[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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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则史料至少证实了两点：第一，邦达饶嘎是中国国民党党员；第二，邦达饶嘎在印度的活动经费来自中国国民党。这样，我们对于邦达饶嘎在印度持中国官员护照、受中国政府经济资助的事实，就不会感到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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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戈尔斯坦的研究，黎吉生本人否认发生过检查根顿群培信件的事；英国和英印政府的档案中亦未发现有关这一事件的记录。[66]他认为，印度警方在1946年2月初发现邦达饶嘎订购了4000份“西藏革命党”党员申请表、2000张党员登记卡和一枚同苏俄标记惊人相似的徽章，于是，他们开始注意邦达饶嘎的活动。[67]锡金政务官古德（Basil Gould）当时问一位西藏官员：“邦达饶嘎目前在噶伦堡干什么？既然他没有任何职业，那么他是如何谋生的呢？”英国人在思考是否应该将这一政治组织告诉西藏噶厦。古德4月初致英印政府外务部的信反映出这种谨慎。古德说：“我原来的想法是我们应该将有关整个案例的所有文件都提供给西藏政府。但是我们不能保证他们将会注意此事，同时，我们行动的消息将是众所周知的事。因此，最好的办法似乎只能是逐步地、一件一件地透露这些情报，并视他们的反应决定下一步行动。”古德因而指示黎吉生，可以让西藏地方政府了解文件A碰巧落入他的手中，同时暗示，只有在真正需要的时候才愿意透露更多的情报。[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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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黎吉生向西藏地方政府通报说，有“西藏革命党”存在，但未提及涉案的任何个人的姓名。黎吉生向古德报告说，他向西藏“外交局”展示了除邦达饶嘎致斯平克（Thacker Spink）以及致西藏“外交局”的信以外的全部附件。“外交局”的反应是立即把这些文件同邦达饶嘎联系起来。“外交局长”索康札萨说，他知道沈宗濂先生给了邦达饶嘎14000卢比，此款用于购买一台电动印刷机。黎吉生说，在索康等人的请求下，自己向他们提供了上述附件的副本，索康说将立即呈递给噶厦。黎吉生当即表示，如果他们希望看到邦达饶嘎是这一事件主使人的证据的话，他能够向他们提供。[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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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西藏“外交局”对黎吉生所提供的情报表示感谢，并请求印度政府将邦达饶嘎引渡到西藏。黎吉生说，他将转达这一请求，但他解释，这一请求未必能获得准许，因为邦达饶嘎宣称他是中国国籍。黎吉生本人建议将其驱逐回中国，据此说明，邦达饶嘎正在将印度作为中国反对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个活动基地。[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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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邦达饶嘎当时身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又持有中华民国官员护照，印度政府外务部遂于1946年6月4日致函中国政府驻印度专员公署，声称居住于孟加拉省噶伦堡Relli View的中国官方护照持有人邦达饶嘎“将会依法受到起诉”，故请该公署“饬知饶嘎于1个月内离境”。[71]中国驻印专员公署接到英印当局的信函后，当即指示加尔各答总领事陈质平[72]速令邦达饶嘎速从噶伦堡来加尔各答。饶嘎于6月14日应召来到加尔各答总领馆，陈质平立即向其出示了英印政府外务部致中国驻印度专员公署信函之抄件，警告他，印度警察很快就会查抄他的住处，要其速返噶伦堡，并“将所有同党相关的文件销毁，尤其是党员名单”。[73]这一则史料，更进一步地证实了西藏革命党同中国国民党在组织上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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