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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节 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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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分析了中外形势及中共中央应采取的方针和对策。毛泽东指出：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设的新阶段。随后提出：“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81]简称为“和平”“民主”“团结”口号的三大政治主张，这是当时饱受战争之苦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在提出建立新中国的三大政治主张之后，中共一直坚持并为之奋斗，直至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大陆完全实现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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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共中央决定尽早解放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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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和平建国”政治主张的思考是连贯的，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的北平和平解放全过程中所积累的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经验，为日后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提供了普适性的范式，尤其是为解放西藏这样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一种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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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平解放是中共建国政治主张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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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纳入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中，而西藏地方势力与国内其他地方势力一样有着政治短视的局限性，在军事上更不可能与中央政权抗衡。在排除了外部势力的干扰之后，依靠进步力量的推动，完全可以在国家内部通过政治方式和平地解放西藏。[82]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北平的“和平解放”是震动中外的一个大事件。中国共产党在平津战役中所创造的“北平方式”，影响到了全国，成为后来新生政权解决一些地方问题的范式。在北平之后，湖南、绥远、新疆、四川和云南等地相继和平起义或和平解放，成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建国进程中以“和平解放”范式处理的一系列大事件。“和平解放”事实上缩短了战争进程，避免了人民更多的牺牲和痛苦，为国家保留了更多的物质基础，为新中国能在短时期内尽快地恢复元气创造了条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西藏“和平解放”，从历史逻辑上看是中共“和平、民主、团结建国”政治主张的延续，是北平“和平解放”范式的延续，是新的执政党以最大诚意继续施行和平解决中央与地方问题的一项重大决策。[83]这个决策顺应了民心民意，展现出中华民族在完成国家统一进程中的大智慧，体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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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9月初，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就相继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朱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专门提出了解放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全部领土的承诺。[84]从新中国建国大业的历程看，西藏的和平解放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意义，和平统一国家的战略意义影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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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外势力加紧阻挠新中国对西藏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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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后，英美帝国主义加紧了策动“西藏独立”的步伐。英印驻拉萨代表处负责人黎吉生[85]亲自出马，捏造谣言，唆使以摄政达扎为首的亲帝分裂势力以“遣走一切可疑之共产党秘密工作人员”是“防止赤化的必要措施”为借口，在1949年7月8日封闭了国民党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等机构，驱逐所有人员，试图以此割断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同时又唆使噶厦草拟“西藏独立”宣言，派遣嘉洛顿珠和夏格巴·旺秋德丹率团跑到境外呼吁支持，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以阻止西藏的解放。[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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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官员培坎（Ruth E.Bacon）就提出，由美国派出代表与西藏亲帝势力建立联系，阻止中国接管西藏。1949年6月16日，国务卿艾奇逊（Acheson Dean）[87]电告美国驻印大使，美英正在讨论“鼓励西藏抵抗共产党人控制”的好办法。同年8月，美国派出汤姆斯（Lowell Tomas）父子以“无线电评论员”名义赴藏活动。汤姆斯父子回国后向美国总统报告了西藏地方势力向美国提出的军事援助的要求，“并在美报刊上报道：‘美国已准备承认西藏为独立自由’的国家”。[88]尤其是7月8日驱赶国民党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人员之后，美国外交官员在印度新德里接见噶伦索康·旺清格勒，对西藏亲帝分裂势力表示同情和支持，以致索康当时认为“美国是‘西藏独立’的唯一希望”。[89]而独立不久的印度为了保持和继承原英国在藏的各种特权，也宣布延长黎吉生的任期，继续支持“藏独”分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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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新中国还面临着印度扩张的问题。继承了英国政治遗产的印度，对西藏的政策中心就是以反对他国控制西藏，保持西藏的缓冲状态来保障印度的安全。[90]印度在独立前夕就继承在藏权益与英国达成一致，英驻藏使团在印度独立时变为印度使团。为获得西藏地方对英印私相授受的认可，印度威胁要断绝印藏间一切交通往来，同时又答应满足西藏的部分贸易和外汇需求，欺骗西藏地方可以在印度派驻大使，此前可设商务处，再逐步改为大使馆。[91]此后，又向南京国民政府驻印大使声称视西藏为一自治地区，只承认中国对西藏地方的宗主权。[92]鉴于印度和中国同样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如建设新兴的战后民族独立国家，1950年4月1日中印两国正式建交，但印度依旧把保持在中国西藏的利益作为其重要目标，在1950年8月12、22日，10月21、28日和11月1日，印度曾几次递交照会或备忘录给中国政府，以撤销其在联合国对我国的支持，威胁中国不要进军西藏。[93]其言行十分明显地与美国、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沆瀣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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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外的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西藏地区形势十分严峻，但新中国刚成立时的国际大形势比较有利，鉴于西藏地方所处的西南边疆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12月31日前往苏联访问的列车上，及时做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决定。[94]为了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国家的统一，中共中央从西藏的历史、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实际出发，决定对西藏采取政治争取和军事手段同时进行的方针，争取和平解放。这样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阴谋，有利于消除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民族隔阂，符合广大藏族人民和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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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制定和平解放西藏方针、政策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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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系列“和平解放”事件，是中共中央“和平、民主、团结”建国政治主张的实践，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但过程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虽各有各的特殊事例，各有各的艰难转变，但是最后的结局是殊途同归，为减少流血牺牲，为国家的统一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系列地方“和平解放”事件，其范式和结果所产生的影响，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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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种力量在地方和平解放中相似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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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平和平解放开启先例，无论是湖南、绥远、四川、云南、新疆还是西藏的和平解放，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是一贯的，都是为了避免战争所带来的牺牲和痛苦而缩短战争的进程，都是为了在和平、民主、团结建国中顾及各方的利益尤其是中华民族的长远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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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并且强调：“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95]换言之，在取得军事优势之后建立新中国的进程中，中共中央仍然把“和平解决局部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针。有资料显示，即使是解放由国民党嫡系部队重兵防守的上海，中共中央也考虑过和平解决的方案。[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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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立面的局部或地方势力是怎样的状态呢？北平、湖南、绥远、四川、新疆和西藏的局部或地方势力都有着一个大致相同的典型过程，那就是地方势力中的反面力量初始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是错误的，对新中国建立的必然前景根本就没有清醒的认识，继而大多数都试图组织武力对抗而且也在局部实施过军事抗拒行动，并在对抗之中寄希望于蒋介石卷土重来或外国势力的干涉。其中，由于进步力量敦促整个集团在保全利益的前提下考虑和平解放并与中央接谈，最终形成和平解放的结果。即使如此，不少地方在和平解放之后，仍然不稳定，不断发生小股对抗和武装袭扰的事件。北平的和平解放并不顺利，傅作义集团曾经就试图以天津、北平、绥远联动的战争形式保住局部的统治，而由于天津军事对抗失败才不得不“和平谈判”的。同时，在政治上也费尽心机，想借用“联合政府”的口号以制约中共，而且在和平改编过程中也有过一些问题。[97]绥远的和平解放过程实际上十分错综复杂，其中潜伏的军事、政治斗争因素很多。在其过程中，国民党广州政府的要员又到绥远进行了再策反，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由于最终实现了和平起义，才有了一个好的结局。[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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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包括当时的西康和平起义的经历相当复杂，因新中国已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川作战围歼胡宗南部，刘文辉的部队策应发动了局部的起义，“和平解放”的范围虽然有限，但造成的影响很大，那就是彻底粉碎了国民党企图保住大西南，以川康为基地，等待反攻的梦想，加速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灭。同时，川西和西康起义，为后来和平解放西藏地区奠定了基础。[99]但四川在和平解放之后，仍然发生过局部反叛事件，匪患延续了若干年。[100]云南的和平起义，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是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入滇，卢汉鉴于全国形势和四川的和平起义，才做出此决定。在此之前，卢汉曾公开声明坚决支持成立重庆“绥靖”公署，拥护张群为公署主任，又在起义之时放走了张群。云南和平解放后局部叛乱也是时有发生。[101]新疆的和平解放是在张治中前后花了很长时间做劝说工作，而陶峙岳、包尔汉在考察和对比国共战争形势之后才下了和平起义的决心，并于新中国成立的前夜宣布起义。在新疆的国民党嫡系部队有过几种武装对抗的打算，同时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试图里应外合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并在陶、包宣布和平起义之后，几种势力还联合发动了局部的武装叛乱。[102]新疆和平解放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过程才完全实现的。相比较之下，湖南的和平起义就显得平顺一些，程潜以个人的丰富阅历，比较清醒地认清了全国形势，特别是看到北平和平解放的范例，决定不派遣正式代表团谈判，以特殊方式设立机构，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支持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联合陈明仁组织并宣布和平起义，直接实现了湖南的和平解放。[103]湖南和平解放之后，湘西等地一度受到有政治色彩的土匪袭扰也是人所共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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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一系列的地方和平解放事件中，西藏的和平解放更显得引人注目。通过史实考察，在西藏和平解放的全过程中，地方势力的表现与前述的大多数事件有着相似之处，即西藏地方势力初始就错误判断了国内外形势，还利用历史的老经验来分析新问题，认为他们的武装力量可以得逞，对新中国的前景根本就没有清醒的认识，继而组织武力对抗，在局部实施过军事抗拒行动，并在对抗之中寄希望于外国势力的干涉，最后因为武装对抗的失败，才在保全小集团利益的前提下考虑和平解放，签订了和平解放协议的。在和平解放之后，西藏局势错综复杂，后来陆续发生的局部对抗又远比前述的各个地方要严重得多。[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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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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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所采取的对地方问题和平解决的方式，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即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以军事加政治的办法圆满解决。史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对各个和平解放地区大致相似问题的处理上，体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在建国大业决策上的雄才大略和驾驭全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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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从构想到决策再到实施，前后经历了三年多的时间。1949年2月毛泽东即明确指出要解决西藏问题，1949年2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与来访的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话时就指出：“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一）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二）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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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8月6日，毛泽东在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106]又一次明确了要解放西藏。同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媒体提出要解放西藏[107]，得到了各族各界的热烈拥护，班禅、格达等藏族知名人士也奔走呼吁，虽然过程艰难曲折，但为和平解放西藏造成了深远影响。[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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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从莫斯科致电中央及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对进军西藏问题进行了新的部署。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毛泽东主席在电报中强调，“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要求西南局确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还对西南局组织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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