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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三节 解放西藏的战斗及谈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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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中央政府即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问题。[115]并把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的由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提出的“十条公约”[116]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从中央到西南局、西北局和进藏的前线部队，利用各种渠道，采用各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控制西藏地方政府权力的达扎·阿旺松绕等人，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在西藏东部昌都一线调集藏军主力布兵设防，企图以武力对抗进藏部队。中共中央于1950年10月命令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并取得胜利，打开了解放西藏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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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进军西藏和昌都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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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西藏的决策必须通过积极稳妥的组织来实施，毛泽东对进藏部队的装备、供应、运输等问题都做了考虑[117]，更明确指示“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并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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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路进藏部队按照统一部署积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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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接到毛泽东1950年1月2日的电报后，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并于1月7日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拟定第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并建议该军军长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1月10日，毛泽东在莫斯科致电中央同意第二野战军进军西藏的计划，由第十八军担负进军西藏主力的任务。毛泽东明确指示进藏部队，“务希于五月中旬以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119]中共西南局及第二野战军，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紧张展开各项准备工作。1950年1月15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在重庆向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120]、政委谭冠三[121]及师的主管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进军西藏的指示，布置进藏工作。刘伯承指出，毛主席命令今年进军西藏，是因为现在国际斗争形势有利，要迅速向西藏进军，进藏部队应勇敢地担当此光荣任务。邓小平指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之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并强调政策问题极为重要，原则是民族自治，团结达赖、班禅两派：“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这个指示后来被归纳为著名的“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进藏工作方针。十八军的军师级领导在会上接受了进藏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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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18日，刘伯承、邓小平向中共中央报告进藏工作计划及西藏工委组成名单，建议西藏工委由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副政委王其梅[122]、副军长昌炳桂、参谋长陈明义、政治部主任刘振国和藏族干部政协代表天宝等7人组成，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刘、邓在电报中向中央提出了“自康、滇、青、新四省对西藏多路向心进兵”的建议。195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同意刘伯承、邓小平关于进军西藏应采取“多路向心进兵”的建议，并指示，刘、邓提出的由康、滇、青、新四省对西藏“多路向心进兵”的建议，望西北局和王震立即讨论并提出意见；同意西南局上报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并请西北局考虑是否还有其他人可以加入该委员会；此外，还“应有一支兵由云南至察隅，此点请刘、邓在陈赓占领云南后由陈赓计划并部署”。根据中央指示，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决定十八军在十四军四十二师一部的配合下，担负进军西藏的任务。为配合十八军行动，西北局和西北军区决定，由第一、第二军组成骑兵支队和独立骑兵师分别从青海和新疆进军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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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军受领进军西藏任务后，立即进行政治思想动员和各项准备工作，成立了研究室提供决策咨询[123]，普遍深入地进行了民族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和西藏的民风、民俗学习，并制定了以民族政策为主要内容的《进军守则》。部队进入藏族地区，把模范执行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尊重藏族人民风俗习惯，当成重要准则严格遵守。公平交易、说话和气、不住民房、不进寺庙、不征用民工、不乱借群众之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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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27日，十八军决定成立先遣支队，先行进至西康北部重镇甘孜开展工作。先遣支队于2月3日自四川省乐山出发，12日进抵雅安，对康藏地区情况进行调查研究。3月4日，十八军在乐山召开庆功誓师大会，表彰渡江作战以来的特等和一等功臣138名，并誓师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巩固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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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3月14日，十八军决定组成由军副政委王其梅、第二参谋长李觉率领的军前进指挥所（简称“前指”），指挥先遣支队进抵金沙江边，为主力进军做准备。军前指及由第五十二师师长吴忠、西藏工委委员天宝率领的北路（即五十二师）先遣支队于3月29日自乐山出发，军前指于4月24日抵康定，五十二师先遣支队于4月28日到达甘孜，并以一部于5月16日进抵金沙江边的邓柯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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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前指途经雅安时，军先遣机关并入前指。由五十三师副政委苗丕一率领该师（亦称南路）先遣支队于4月1日由四川省名山县出发，6日抵雅安后，由于补给困难，即奉命参加雅安至甘孜段公路的修复工程。公路修复过康定后，苗丕一率一部于7月9日自康定出发，8月2日抵巴塘。另一部于沿途设立兵站、囤积粮食后，于9月29日方进到巴塘，南北两路先遣支队进入康藏高原向金沙江边挺进，取得了在高寒地区行军、宿营、补给以及开展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并了解、熟悉了康藏地形、道路、气候、藏军布防等情况，为进军并和平解放西藏初步奠定了基础。雅安至甘孜公路于8月26日修复通车后，张国华率军机关大部乘汽车于8月28日自四川省新津县城出发，9月5日抵甘孜，展开为解放西藏东部重镇昌都的各项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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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各路进藏部队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从1950年春季开始先后向西藏开进。由云南方向进军西藏的第十四军组成的入藏纵队，4月初在丽江完成集结后开始进藏，7月上旬进驻云南德钦，并于10月6日到达门工东北一带，配合第十八军行动。为配合西南主力部队进藏，西北野战军决定由第一军组建骑兵支队进驻青海玉树，骑兵支队600多人于6月18日从青海西宁出发，行程900千米，7月24日抵达玉树地区。新疆军区决定由第二军组建独立骑兵师，进军阿里。1950年6月13日，独立骑兵师在于田组建成立，决定由第一团第一连担负先遣任务，首先进入阿里为后续部队进藏开辟道路。8月1日，骑兵师召开“进军西藏誓师大会”，王震到会勉励先遣连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把胜利红旗插上西藏高原，先遣连135人奉命出征。[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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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勤保障和藏族人民的积极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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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军接受进藏任务后做了大量的后勤准备，遵照“进军西藏，不吃地方”[125]的原则，保障自身供给。至1950年8月底，从甘孜方向共向前运送物资11664吨：计被服装具2515.5吨、食品（干粮）577.7吨、武器弹药418.43吨、汽车材料60.7吨、汽车油料7090吨、卫生材料116吨、通信器材84.5吨、工兵器材639.5吨，另有银圆及人民币183箱以及其他物资162.42吨。所运到的粮食，除入藏部队及支援部队食用外，各地兵站尚有一批存粮。共支出人民币7673亿元（旧币），包括黄金三千两，银圆2611931元。为昌都战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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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已通公路的地段用汽车、马车运输外，还组织了群众用大批牦牛运输支援进军。军前指、先遣部队和支援司令部的主要领导，以很大精力对玉隆地区大头人夏克刀登[126]、德格土司降央白姆[127]、康南富商邦达多吉[128]等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动员藏族上层人士参与支前，组织藏族民工进行牦牛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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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华于1951年6月底在康定宴请邦达多吉，9月与夏克刀登同行至甘孜，宣传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民族宗教政策，协商动员组织牦牛运输等事宜。早在1951年3月初，解放军即与夏克刀登商妥，在玉隆召开附近头人参加的运输会议，动员群众继续大力支前，组织牦牛运输，以保证前方部队的补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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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局指示西藏工委暂时兼管康区部分地方工作，决定张国华、谭冠三和王其梅为西康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西藏工委、十八军向折多山以西的甘孜、德格、邓柯、炉霍、道孚、雅江、巴塘等县派出军事代表，在各县建立运输支援委员会，开展支前工作。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在甘孜至邓柯、甘孜至德格、东俄洛至巴塘的三条运输线上，出现了十万头牦牛支援运输的空前盛况。[129]人民的大力支持，使得昌都战役能够顺利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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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昌都战役，以打促谈、以打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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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当局为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积极备战。从外国运进大批军火和电台，用印度教官训练各地的藏军，至1950年上半年，印度交付西藏地方的枪支可装备1万多人。噶厦加强了藏军司令部并执行扩充“政教护卫军”的计划，将原有的14个代本（团），扩编为17个代本（团），并将其中7个代本全部和2个代本一部计4300余名藏军，以及3500余名民兵配置在昌都和金沙江西岸地区，企图阻止解放军从西康、青海和滇西北进藏。[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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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势力重演了先前各个地方旧势力错误判断形势与中央武装对抗的闹剧，纠集藏军主力在昌都一带对抗人民解放军。[131]中共中央审时度势，还是采用北平等地方和平解放的范式，以打促谈，以打促和，决定在藏东重镇昌都一线发起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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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的指示，1950年8月5日，张国华在西南军区研究昌都战役的作战会议上提出了若干问题和措施[132]，西南军区贺龙等责成张国华到前方切实了解具体情况后再最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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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军区于8月5日、14日连续向中央军委做了当年实施昌都战役的报告。毛泽东主席看到报告后，于8月18日电询西南局：“今年如能进到昌都当然是很好的，问题是：（一）甘孜到昌都一段很长道路是否能随军队攻进速度修筑通车；（二）昌都能否修建机场及是否适于空投；（三）一个师进攻昌都是否够用，藏军似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必须准备打几个硬仗，这方面你们有足够估计否。我们对于以上几点尚不清楚，请分析电告为盼。”[133]西南局于20日复电毛主席称：至昌都的公路尚待勘查，明年才能修筑；飞机在昌都空投是可能的，能否修筑机场尚无确切情报；藏军的战斗力“我们曾以两个连同敌人一个代本打了一仗，以一个排冲垮敌人一个代本”，加之藏军在昌都地区只有五六千人，且驻地分散，不易相互支援。因此“使用（十八军）四个团又两个营，加上玉树方面、察隅方面少数部队的配合，是够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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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军区提出“在战役组织上，采取以我之主力使用于右翼（北面），迂回昌都以西，迫使敌军聚昌都而歼之”。此外，复电还提到在10月份结束昌都战役后，昌都留3000人，主力12000人后撤甘孜准备过冬[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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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新建立的人民空军按照中央指示，克服巨大困难，实施了对进藏部队的空投支援。在解放西藏的过程中，从1950年4月至1952年12月，人民空军在康藏高原开辟了25条航线，出动飞机1282架次，空投各类物资2326吨，空运人员1.8万人次。[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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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一报告。指出：“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现我们正采取争取西藏代表来京并使尼赫鲁（时任印度总理）减少恐惧的方针。”[136]毛泽东的批示表明，以打促谈，以打促和，是发起昌都战役的一个重要意图。据此，贺龙、邓小平于8月26日正式下达《昌都战役基本命令》，确定“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其以西之恩达、类乌齐地区，占领昌都，打下明年进军拉萨解放西藏之基础”。要求十八军以主力一部并有青海骑兵支队加入，从右翼迂回昌都以西，切断藏军退路；其余各部分别从北、东、南三面向昌都攻击前进。以云南第十四军之有力一部，歼灭盐井之藏军，策应十八军行动。[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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