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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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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成员。公元13世纪中叶元朝统一了全中国，也结束了西藏地区内部近300年来分裂割据和战乱不休的局面，西藏正式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全面行使了主权和行政管理。明朝基本上沿袭了元朝时期的管辖制度，并实行多封众建、优于贡市之利的政策，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清朝中央政权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逐步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管辖和治理，废除藏王制度，建立了噶伦公所（即噶厦），设置了驻藏大臣，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治、军事、外事、财政和宗教制度，使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管辖发展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阶段。几千年来，中国各族人民都把国家统一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统一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历代王朝都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特殊的治理政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创建了带有自治色彩的管理制度。这样的历史文化传统，为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社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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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一贯认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多民族国家实行民主制度的一个普遍原则，列宁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是具有复杂民族成分和极不相同的地理等条件民主国家的一般普遍原则。”“一个民族成分复杂的大国只有通过省的自治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所以，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在民族地区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原则，积极主张并具体实践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根据中国的社会性质、历史发展以及民族关系的特点，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各民族的根本利益的。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多民族国家，2000多年来，中华各民族在长期交往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历史格局，建立了相依共存的密切关系，造就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共同心理，并转化为一种巨大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各民族分布的特点是以汉族为主体，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聚居。这种民族分布的特点，决定了中国不宜实行联邦制，在统一的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则有利于各民族互助互济、取长补短，在经济上形成整体优势，共同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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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与宗教问题的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民族、宗教政策。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就提出了明确的政治纲领。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经过各民族和各民主党派代表充分讨论和协商，一致做出了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利益的历史抉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了集中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52年国家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载入了宪法，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84年，在总结新中国成立30多年的民族区域自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特别是吸收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工作的新鲜经验，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不仅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法律化，而且标志着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新阶段。2001年，根据国内外发展的新形势和民族地区的新变化，对198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又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修订和补充，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加合理、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实际，在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西藏自和平解放以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建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平息叛乱、民主改革和稳定发展，于1965年9月成立西藏自治区，从此西藏各民族走上了在祖国大家庭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康庄大道，这是西藏地方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西藏地方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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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平、李佐民、蒋坚永编著《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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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中国的历史传统来看，“大一统”始终是中华各民族的价值追求和最高目标。入主中原的各族政权，都以统一中国为荣，以统一中国为己任。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从来不得人心。为维护统一局面的形成和发展，历代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都采取了不同于内地的特殊政策进行治理。所以夏、商、周三代时期就有“五服”制度，秦汉时期实行“边郡”“边县”制度，唐宋时期实行“羁縻”“和亲”制度，元明清时期实行“土司”“伯克”等制度。这一治理方式，可以用《礼记·王制》中的一句话“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来概括，这既维护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同时也允许民族地方保持其原有的地方制度、宗教、习俗等。只要不违反政治上的统一，完全没有必要强迫宗教信仰和民族风俗的统一。这一政策对于稳定边疆地区、维护民族和谐共处意义深远，始终是历代王朝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方略，也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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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力、郭胜利：《从朱绣入藏观北洋初年对西藏之经营》，《历史教学》（高校版）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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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藏族简史编写组编《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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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藏历水鸡年（公元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经西藏地方政府打卦问卜，决定摄政人选，呈请中央国民政府批准，册封五世热振强白益西活佛为摄政，掌管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在五世热振摄政期间，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和加强。在寻访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一事上，他多次向中央呈报并获得批准。参谋本部次长、致祭专使黄慕松赴藏祭奠十三世达赖喇嘛及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主持转世灵童坐床仪式，都得到热情接待并按历史定制办理。五世热振活佛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曾在抗战时期领导三大寺僧众诵经，祈祷中国抗战胜利。他亲近祖国，扶植爱国力量，打击亲帝分子，深得民心。这一切，也引起了亲帝分子的仇视，1947年5月7日，民族分裂势力将五世热振强白益西活佛秘密毒死在布达拉宫夏钦角牢房中，这就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热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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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曲晓丽、程早霞《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驱汉事件”的历史剖析》，《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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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近代史上，西藏地方发生的所谓“驱汉事件”，实质上是驱逐中央官员和驻藏部队，每次事件的焦点都是针对中央官员以及驻藏部队的，而拉萨市内的汉族居民尤其是商人不是驱逐的重点。1951年和平解放时，拉萨市内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商人仍然在此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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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江平、李佐民、蒋坚永编著《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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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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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391页（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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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5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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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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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30～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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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编《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196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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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编《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200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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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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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贺龙栋：《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与前苏联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唯实》199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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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见周良书《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第二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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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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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江平、李佐民、蒋坚永编著《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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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江平、李佐民、蒋坚永编著《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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