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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一节 相对稳定的西藏政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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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行政区域的一部分，“文革”运动从1966年5月开始之后，很快就波及西藏，使得内地“文革”的“文攻武斗”在西藏也不可避免。西藏自治区两派群众组织的斗争，使得西藏地方的社会秩序很不正常，而境外分裂势力也伺机渗透，局部地方出现混乱现象。1969年，个别几个县还发生了针对解放军和政府的暴乱。随着西藏自治区革委会的成立、中共九大的召开等重大事件的影响，西藏地方形势趋于稳定，在防止境外侵略的指导思想下，地方生产建设有了较大发展。总体而言，因西藏地处边疆，周恩来等中央以及西藏地方领导再三要求边境地区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限制了“文革”运动在西藏地区的破坏性作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西藏地方政治局势的相对稳定。尤其是“九一三事件”和“批林批孔”运动之后，西藏对中央“文革”的指示大多都局限在传达文件方面，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日渐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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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波及西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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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国内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和中央领导层对国际国内政治形势过于严重的估计，中共中央决定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清除混入中共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或代理人。因“当权派”和代理人概念模糊，所以给所谓的造反派捕风捉影、胡乱联系式地乱抓辫子、乱戴帽子、乱打棍子提供了可能。1966年5月16日，以批判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学家吴晗所著的《海瑞罢官》为契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即认为在中国党、政、军各部门都混入了一批“资产阶级代理人”，尤其是在学术界、新闻界、教育界、出版界等部门甚至掌握了领导权。号召全国人民“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这一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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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文，成立了以康生为顾问，陈伯达为组长，江青等人为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组织、领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中指出：“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中央之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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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中共中央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强调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要“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解放自己”，要“敢”字当头，不怕出乱子。于是，打着“保卫毛主席”和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旗号，在全国迅速掀起了“造反”运动和红卫兵大串联活动，并很快波及西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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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31日，西藏自治区党委接到《五一六通知》后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王其梅任组长，宣传部长张再旺任副组长。随后，各地各单位的“文革领导小组”也陆续成立。[1]西藏自治区党委指出，要“集中力量打击牛鬼蛇神，打击反革命。具体地说就是要打倒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强调“重点是城市，主要又是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以及其它文化各界”，完全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重点揪斗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西藏自治区党委的鼓励下，受内地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斗争影响，西藏地方一些单位的干部职工相继举行座谈会和撰写文章，揭发西藏的“三家村”分子。自治区公安厅的500多名干部贴出了2000多张大字报[2]，西藏日报社的干部职工一夜之间也贴出几百张大字报，称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西藏日报》总编辑金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头子”。同时，西藏自治区党委大院以及其他单位也都贴出了不少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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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5日至7月5日，在林芝举行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会议在学习了中央《五一六通知》和西南局5月26日发出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央〈五一六通知〉，坚决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于7月5日讨论通过了《关于坚决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七五决定》）。会议认为：“西藏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卫生科技战线均为农奴主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控制，宗教迷信对群众的影响还很深，在党、政、军特别是文化领域各界里，确有一批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农奴主阶级代表人物。”[3]因此，会议提出了在西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10条意见，要求自治区各部门、各地市成立“文革小组”，要向有夺权问题的单位派出工作组，注意枪支的保管和做好保密工作，不搞游行示威等，同时提出对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西藏日报》总编辑金沙“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4]不久，西藏自治区党委在上报西南局及中共中央的一份简报中，还将惠毅然（时任西藏社教工作团党委书记）、何祖荫（时任拉萨市委书记）、黄茂、罗石生（时任自治区筹委文教局副局长）等人列入受批判的名单。1966年8月8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决定停止惠毅然的一切职务，“令其彻底交代，成立专案小组，进一步审查处理惠毅然的问题”[5]。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时期的清理“资产阶级当权派”和代理人的“文革”运动，是西藏自治区党委自上而下的运动。不久，群众中的“文革”积极分子很快就被发动起来了，而且在“文革”运动中越来越明显地发挥其积极主动的主体性作用。西藏自治区党委一方面试图引导和控制群众的“文革”运动，另一方面却越来越受到群众组织的冲击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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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2日，西藏自治区和拉萨市的直属机关、学校等单位中的“文革”积极分子1400多人集会，表示拥护和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运动。张国华在集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各级领导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文化大革命’，并要求各单位尽快把‘文革’小组、‘文革’委员会成立起来”[6]，以领导各个单位、各个地市的“文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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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8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对全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了部署：①全区各项工作都要结合“文革”这个中心进行安排；②首先搞好自治区、地市两级党政机关和作为重点的文教系统的“文化大革命”；③县一级一般结合“三教”“四清”进行；④厂矿、企事业单位、农牧区、城镇有工作团的地方，同样要注意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搞“文化大革命”；⑤军区的宣传、文化、学校部门，也要参照上述精神，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安排进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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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部署的西藏“文革”运动，首先是在党内揪“走资派”。1966年10月初，自治区党委将何祖荫、侯杰、金沙、智泽民、高立业、罗石生、张民魂、彭哲、杨殿甲等领导干部定为“走资派”，交由群众批斗。然而，群众在“文革”运动中的一些行动逐渐超出了西藏自治区党委的限制，反过来要“踢开党委闹革命”，直接冲击西藏自治区党委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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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30日，张国华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和军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西藏的“文革”已出现了高潮，当前要迎接和促进新的高潮到来，但同时强调指出：“西藏基本还是个体经济，边防斗争尖锐复杂，民族宗教特别是宗教问题很突出，区内机关与社会、城乡、农牧区，腹心区与边境区有很大差别，‘文化大革命’要考虑西藏的具体情况”[8]，指示来藏进行“串联”的学生不要到部队抓黑帮、搜查，军人不要上街等。1966年10月，西藏自治区党委提出在边境地区一般不进行“文革”运动。[9]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和所谓的“历史问题”，张国华也遭到了“文革”积极分子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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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19日，周恩来接见在京学习的11名少数民族学生代表时，有学生代表问：“听有人传，张国华有大问题，我们不清楚，他真有问题吗？”周总理马上明确地说：“张国华是个好同志。他一贯紧跟毛主席，在西藏带病坚持工作，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他曾吸着氧气指挥战斗，张国华同志在工作中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但仍然是个好同志。”[10]周恩来的讲话保护了张国华的人身安全，使他免遭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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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初，北京几所大学和咸阳西藏民族学院的一部分红卫兵到西藏串联，他们到拉萨后就贴出了《彻底批判西藏自治区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直接攻击西藏自治区党委及党委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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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11日至12月18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在召开自治区、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期间，群众在会场外到处张贴大标语和大字报，甚至到会场揪斗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郭锡兰，要求罢免其官职。[11]最后，西藏自治区党委在文化宫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张国华代表西藏自治区党委公开做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检查。由此，西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仅彻底脱离西藏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和控制，而且反过来冲击西藏自治区党委，导致了西藏“文革”运动的暂时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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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藏地方的“文攻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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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国性的红卫兵大串联运动的发展，在内地院校学习的西藏红卫兵开始返回西藏，并与当地的红卫兵串联，打着“造反有理”和“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旗号，进行“破四旧”和揪斗所谓“黑帮分子”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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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就在内地藏族学生返回西藏参加红卫兵运动之际，西藏的一些学校和机关也出现了红卫兵，两者或联合或单独开展各种激进的“文革”运动。根据当时全国“文革”运动的形势，他们在“造反有理”和“砸烂旧世界”等口号的蛊惑下，开展“破四旧”运动。例如，将一些名胜古迹、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珍贵文物等盲目地视为必须破除的“四旧”，进行打砸破坏，造成了一些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同时，西藏地方的红卫兵还到处揪斗所谓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和“农奴主阶级分子”等，虽然打击了部分领导干部的官僚作风和特权意识，但也使不少上层爱国人士和领导干部蒙受了冤屈。例如，“文革”开始之初，西藏地方的红卫兵就贴出批判著名爱国上层人士阿沛·阿旺晋美的大字报，并要求阿沛交代“问题”。[12]1966年8月，在北京的藏族及其他民族的红卫兵闯入班禅大院，将十世班禅大师拉到中央民族学院批斗[13]，很快被周恩来派人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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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在当时全国的形势下，西藏“文革”运动中的过激举动愈演愈烈，西藏军区根据军委指示，在军区机关内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运动，军区院内出现了大字报，并有一些大字报贴到了院外，但不久军区机关的“四大”运动便缩小了范围，被控制下来；但拉萨市的“四大”依然激烈，一些西藏民族学院的红卫兵于同年12月23日进驻西藏自治区党委大院，并在大院内展开了辩论。[14]城镇街道和机关的“四大”运动陆续展开，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冲击，一些统战人士也被揪斗，当时“文革”中的红卫兵存在相当的盲目性，严重干扰了党在西藏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以及干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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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内地入藏的红卫兵和西藏当地红卫兵人数有限，真正推动西藏“文革”夺权斗争的主要力量还是当地的群众组织。受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夺权斗争的影响，西藏自治区的群众组织也发起了夺权斗争。1967年1月11日，西藏日报社的部分职工组成的“红色新闻造反团”，宣布夺取了该报社的权。随后，新华社西藏分社、广播电台、中共拉萨临时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以及西藏自治区党委和人民委员会的各部、委、厅、局、办等单位相继被夺权，从而导致西藏自治区党委、区政府及各部门工作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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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9日，拉萨一部分群众组织的成员和几十名首都红卫兵冲进军区大院，继续要求军区领导支持他们搞的“二五夺权”，提出“打倒张国华”，闹腾了十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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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拉萨的群众组织争相到军区总医院揪斗正在那里治病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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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西藏地区的特殊性，中央决定暂停西藏军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西藏实行军事管制，以稳定和恢复社会秩序。1967年2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西藏军区领导机关和军区生产部暂停“文化大革命”运动，转入正常的战备工作；西藏所有的军垦农场要集中精力搞正面教育，从此不搞“四大”活动。西藏军区在当天传达军委指示的同时，宣布自1967年2月10日起在军区大院内实行军事戒严。因当时群众组织已经夺去了西藏自治区公、检、法以及一些关键部门的领导权，西藏军区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命令，于2月15日接管自治区公安厅和拉萨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实行军事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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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19日，为争夺西藏自治区党委铅印室，两大群众组织发生了严重冲突。因此，西藏“文革”时期群众组织和红卫兵的夺权斗争使得派性公开化，致使派性冲突造成了严重局面，危及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也对边防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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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西藏军区发布第一号公告，取缔所谓“专打”等“反动组织”，逮捕首要分子，宣布军事接管西藏日报社、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和拉萨有线广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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