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83073 西藏百年史研究 [:1706665762]

1706683074 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四节 西藏地方思想领域的变化

1706683075

1706683076 客观地看，在“破四旧”和“砸烂旧世界”的年代里，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四旧”代表的宗教寺庙和历史建筑很难避免“文革”运动的冲击。尽管西藏地方的“文革”运动不如内地那样轰轰烈烈，尽管在“文革”之初中央和西藏自治区党委都提出了尊重宗教信仰和保护历史文物古迹的建议，但翻身农奴出身的藏族同胞怀着对封建农奴主的憎恨，怀着对逃亡国外的达赖的藐视，以及出于某种拆庙建宅的经济动因，开始了拆除和破坏寺庙的活动，直至中央强力制止并派兵保护宗教寺庙以及历史文物，方才阻止了一场历史浩劫。

1706683077

1706683078 一 拆毁寺庙行为及原因

1706683079

1706683080 由于历史的原因，西藏宗教信仰以藏传佛教为主，同时也有本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的活动场所。“文革”开始之后，中央仍然下发通知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是保护宗教活动场所的，并非一般人通常所想的——在“破四旧”中拆除寺庙是自上而下的运动。在这一时期，由红卫兵和激进群众主导的“破四旧”运动，包括拆除和破坏寺庙是全国范围内的，并非仅仅针对当时的藏传佛教寺庙。“文革”前夕，中央已经接到了西藏地区废除传召活动和藏族群众拆除寺庙建筑的报告，并不完全赞同群众的拆庙要求。

1706683081

1706683082 1966年2月10日，中央统战部批复西藏自治区党委《关于废除1966年传召活动》的请示报告时指出：“甘丹赤巴已去世，可以废除这一活动，但为了安定在寺喇嘛和尊重群众的传统习惯，可由自治区民政厅在藏历年前，先到三大寺向喇嘛发一些救济粮款。同时在藏历年期间，搞一些新内容的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并加强市场供应，加强治安工作。为稳妥起见，今年可既不举行传召，也暂不宣布从此废除传召，先这样做一次看看，有何反映以后再说。”[115]中央对废除传召活动是非常谨慎的。经过民主改革和“文革”开始后的政治运动，激进的群众对执政党的宗教政策了解不多，有更加急切地废除传召活动和拆除寺庙的情绪，在“文革”前夕已表现出坚决“破四旧”的立场。

1706683083

1706683084 1966年3月2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向西南局和中央统战部报告了群众要求拆庙的问题。西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在报告中就群众拆庙问题提出：1.对于保留寺庙和边境、城镇、交通要道上的寺庙应该说服群众不要拆掉，群众愿居住的可分给群众居住；2.对于非保留的偏僻寺庙或将要倒塌的寺庙，如实在无用，多数群众又积极要求拆的，经县委批准，可由贫协负责，有组织地拆；3.对于拆庙问题，应从严掌握，防止形成拆庙风，不能公开拆庙；4.对于有价值的文物资料，要注意保护，一般经书、佛像不要乱扔，应集中管理，以免造成不良影响。[116]对此，西藏自治区党委原则上同意在群众确实自动要求拆庙时，可以按上述意见办理，但强调国家干部不得以任何形式授意群众拆寺庙。

1706683085

1706683086 1966年4月15日，西南局批复原则上同意西藏自治区党委的意见，并就寺庙问题做出以下三点指示：1.凡是可供群众居住或办集体文化、生产、仓库和办公的，应尽量加以利用。这样既废除了寺庙，又解决了部分群众和公用房屋的困难，同时又可避免因到处拆庙被反革命分子借机造谣破坏，在群众中和国外引起不良影响。2.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西藏自治区党委意见与此批复精神，只告地委一级掌握，不要再往下传达。3.最好是派人到个别群众迫切要求拆除寺庙的村寨，听听群众反映，看究竟如何处理好。[117]由此可见，当时西南局和西藏自治区党委只是原则上同意当地村寨藏族群众的“拆寺庙”要求，但所拆寺庙仅限于交通不便和规模较小的寺庙，大寺庙和交通便利之处的寺庙还是要予以保护的。

1706683087

1706683088 “文革”开始后，西藏的红卫兵、群众组织以“砸烂旧世界”为口号开展“破四旧”运动，并很快突破了西藏自治区党委的要求和限制，一些本该保留的寺庙建筑和历史文物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当时，不仅一些地处偏僻和交通不便的寺庙遭到了拆除和破坏，拉萨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也遭到相当大的破坏，直到“文革”结束后国家又拨款修复。大昭寺、色拉寺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寺庙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一些佛像被推倒，一些经幡被扯裂，一些佛器被毁坏和遗失等，确实给西藏的寺庙、历史文物和历史建筑造成了一些无法弥补的损失。

1706683089

1706683090 “文革”时期西藏的拆庙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翻身农牧民对长期遭受寺庙领主的压迫和剥削的愤怒。不过，这也是藏民族宗教文化的心理使然。藏民族认为旧神一旦被打倒，自然就要挪其位，理所当然地要拆除其寺庙；新神一旦被扶起来，自然就要拆旧迎新并为其建造寺庙。西藏历史上屡屡出现这种事例，已成为历史惯例。因此，1959年达赖集团叛逃出国，在国外从事分裂活动，从而使其在藏民族心中的地位荡然无存。藏族同胞尤其是翻身农奴们更加信赖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他们认为“达赖喇嘛的太阳，照在了贵族的身上；而毛主席的太阳，照在了我们农奴的身上”。如果说西藏是一个不能没有宗教信仰的地方，藏族是一个不能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那么，“文革”时期的西藏和藏族就将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视为了必须坚守的信仰，毛主席是比达赖更加尊贵的神灵。1959年民主改革之后，在丰收的时刻、庆祝的日子里，到处都能看到毛主席的巨幅照片，至今在不少藏族同胞的家里仍然挂着毛主席像。既然达赖这尊旧神被打倒，要“破四旧”，藏民自然而然地在西藏开启了拆毁其寺庙的运动。

1706683091

1706683092 当然，拆除或破坏寺庙的原因有“文革”时期“破四旧”运动的冲击，也有更深层次的经济动因。西藏民主改革之后，翻身农奴虽然分得了土地、房屋和部分生产资料，但毕竟房屋和生产资料有限，翻身农奴占到了西藏人口的95%以上，当时他们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相对较差。“文革”兴起之后，西南局对西藏有关群众要求拆庙的请示件的回复，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基层。在此之前，一些居住条件困难的群众早已搬进寺庙居住。但西南局的回复意见为拆庙开了一个口子，在新建和翻盖房屋的时候，不少翻身农奴看到了“破四旧”运动带来的经济利益，即通过拆除占用大量建筑材料的寺庙，改善自己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在几乎没有内地人员参加的拆毁寺庙运动中，藏族同胞尤其是翻身农奴们发挥了异乎寻常的积极主动性。群众组织和翻身农奴的基层干部以及普通群众，纷纷投入以“拆寺庙”为主的“破四旧”运动之中。据在农村工作的干部发现，当时很多被拆除或破坏的寺庙，基本上没有了建筑木料和条形石块等主要建筑材料，仅仅剩下了一些地基或土墙。其主要原因就是，当地群众用这些木料与石块修建自家的住宅和庭院，并将极具文物价值的寺庙唐卡当作防风避雨的苫布来盖牛粪。由于部分群众认为撤除寺庙是菩萨移位的活动，在拆毁寺庙的过程中，不少人举着毛主席像对着佛像念念有词，意思是大佛来临，小菩萨要让开。也有不少人不懂得寺庙建筑结构，不从寺庙的顶层开始拆除，而是从寺庙建筑的中部拆除，结果在寺庙倒塌时受伤或被砸死。于是，也就有人造谣说是得罪了寺庙供奉之神灵所致，需要祈祷毛主席大佛的保佑。[118]总之，藏族群众积极参加拆寺庙运动以及伴随而来的迷信说法，也反映了西藏“文革”时期以“拆寺庙”为主的“破四旧”运动中所蕴含的经济动因，拆庙事件并不完全是政治因素导致的。

1706683093

1706683094 二 寺庙、文物的保护与维修

1706683095

1706683096 藏族群众积极拆毁寺庙的活动，突破了中央和西藏自治区党委的限制，直接冲击影响较大的寺庙和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建筑。因此，中央和西藏自治区党委直接干预西藏“文革”的“拆寺庙”运动，采取特殊措施保护西藏重要的寺庙建筑和历史文物。例如，派遣部队进驻寺庙直接保护，或将寺庙临时作为政府机构所在地，或暂时将寺庙改造为库房、粮仓等，以免群众破坏或拆除寺庙。将寺庙中的佛教经书、唐卡、宗教器皿等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物及时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或交由相关文物部门保管，以免被焚毁或遗失等。

1706683097

1706683098 1967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西藏军区“派出一个连的兵力进驻大昭寺，对该寺重要佛像实施了严密的保护，对其他在群众中影响较大的寺庙，均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使许多寺庙及文物古迹得到了保护”[119]。因此，大昭寺虽然遭到了冲击，但并未被破坏。据大昭寺导游所讲，当时大昭寺不仅驻有军队，而且一些珍藏佛像的洞窟或房间内存有军粮。所以，大昭寺才能幸免于难，我们今天才能看到精美绝伦的佛像和保存完好的历史建筑。

1706683099

1706683100 在破除“四旧”和清除封建迷信思想极为敏感的“文革”年代，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仍保护了一些在群众中较有影响的重要寺庙，而且提出了修缮布达拉宫、大昭寺以及一些年久失修的著名寺庙的计划，并获得了中央的首肯和支持。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日复交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一些国家尤其是佛教国家的元首有访华计划，并向中国领导人探询访问拉萨的可能性。然而，“文革”时期拆毁寺庙的运动和部分寺庙建筑的年久失修，将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于是，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军区司令员陈明义与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杨东生在参加1972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准备对大昭寺进行维修，请求中央先拨款60万元。在当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仍当即指示转告有关部门照办，并嘱咐我们，对其它一些年久失修的寺庙及文物古迹，也要有计划进行必要的维修和保护，要把保护寺庙及文物古迹的工作常抓不懈，始终不渝地贯彻群众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120]。

1706683101

1706683102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当时西藏制定了修缮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的计划，由于资金未及时到位，相关的修缮工作往后拖延了几年。由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明确表示支持修缮大昭寺、布达拉宫及西藏其他一些重要的寺庙建筑，遏制了部分群众对宗教寺庙和历史文物的拆毁活动。正是中共中央、周恩来总理及西藏自治区党委及时干预激进的藏族群众对寺庙建筑和历史文物的拆除和毁坏活动，从而在疯狂的“文革”年代仍然保留了一批著名的、在群众中有重要影响的寺庙和历史文物，保留了西藏历史文化一脉相承的物质载体，不仅成为今天西藏各族人民群众进行正常宗教活动的场所和精神寄托，而且为繁荣西藏历史文化和发展西藏各地的旅游事业保留了基础，使来自西藏自治区内外以及国内外的旅游者、友好人士在赞赏新时期西藏建设成就的同时，亦能回味西藏古老而神秘的宗教文化。

1706683103

1706683104 三 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传播

1706683105

1706683106 中国内地各族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诞生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终胜利。但是，西藏地方特殊的自然环境、宗教信仰、民族关系和政治制度等，都使西藏各族人民在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变得比较漫长，经历也比较复杂。具体说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传播，经历了1950年前的有限接触，1950至1959年间的间接传播和1959至1969年间的积极传播三个阶段。

1706683107

1706683108 （一）对先进思想的有限接触

1706683109

1706683110 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想究竟何时传入西藏，至今未有定论，只能说在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之前，西藏少数人（如根敦群培等）已零星地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想。十三世达赖喇嘛从1912年开始，曾多次派遣留学生分赴英国、印度、日本等国学习，也曾与西藏驻北京雍和宫、山西五台山的堪布喇嘛保持着联系，很难说擅长政治的他完全不知道当时中国内地的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活动。最迟至红军长征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了藏区。徐万发、钟金慧就以为：“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步地传入藏区是在红军长征时期，主要是在藏区东部。”[121]应该说，这个“藏区东部”并不属于西藏，而是在川、黔等地彝、藏民族聚居区。当时，“红军官兵在长征的流动作战中，以其自身的革命行动在宣传着马克思主义。……红军各部队成立有专门的宣传队，他们采用‘宣传鼓动棚’、快板顺口溜、歌诗等各种简单适用的形式，鼓励士气，做群众工作，宣传着马克思主义”[122]。中共中央总政治部创刊于1935年6月10日的《前进报》，在第2期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这个公告的对象不仅包括康区东部，而且也包括整个西藏，只是目前尚不知公告的内容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传入西藏。1936年初，以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成立后，在更广阔的藏区范围内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当时一些藏族青年要求参加红军，并随红军完成了长征。如曾参与西藏和平解放工作并在“文革”时期担任西藏自治区主席的天宝，就是当年参加红军的藏族青年之一。因此，徐万发和钟金慧认为：“红军长征时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使藏区少数民族开始接触和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并积极支援红军长征，有些藏族青年直接加入了红军，使红军顺利地通过藏区，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长征时在藏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受长征影响的许多藏族红军战士是和平解放西藏时的翻译和向导，有的直接参与和平解放西藏的领导工作，如和平解放西藏时曾任西藏工委委员的天宝，还有受红军影响的宗教界人士，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奔波，甚至献身的，如西康白利寺的格达活佛等等。”[123]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没有全面传入西藏之前，就已经在部分川、黔等地的藏族青年中生根发芽，并为向西藏传播准备了条件。

1706683111

1706683112 西藏青年中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是以根敦群培为代表的原西藏革命党部分成员。根敦群培是一位博学的僧人，也是近代西藏著名的思想家。他曾在印度游学12年，期间他“醉心于马列主义的政治哲学和反对殖民主义者入侵西藏，从而逐渐认识到必须对西藏进行重大改革甚至发生一场革命”[124]。后来他结识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虔诚信仰者、曾在国民政府任职的邦达·绕噶，联络曾被噶厦流放而逃至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近侍土登贡培、江洛金等人，从1939年开始筹划和组建了“西藏革命党”。他们这一帮人虽受到了中国国民党的支持，并表示：“我们必须首先把‘三民主义’和蒋介石总统的命令付诸行动。我们必须在一切言论和行动方面同‘三民主义’和‘中央政府’保持一致。”而且，“不论中国政府是否帮助，我们都应该顺应国际发展，像中国和其他国家那样，在西藏推行民主制度”[125]。但是，他们党的徽章却与苏联共产党的徽章标记惊人地相似，应该说这是他们中一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模仿苏联共产党的党徽标识。正是这个原因，极为警惕的英印殖民政府在1946年6月勾结西藏噶厦镇压了刚刚处于萌芽状态的西藏革命党，阻止了西藏革命党成员向西藏地方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根敦群培因此被引渡回西藏关押了三年。今天，从根敦群培的著作中，仍依稀可辨马克思主义的影子。

1706683113

1706683114 当然，西藏上层封建农奴主中也有一些人，在帝国主义分子的蛊惑下，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不良印象。如英帝国主义特务分子黎吉生在1949年6月频繁与西藏封建农奴主中的亲英势力接触，阴谋阻止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黎吉生先是造谣拉萨的汉人中有“共产党员”，继而又擅自拟定了一份“共产党员”名单和住址，蓄意挑拨藏汉民族关系。时任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局长的柳霞·土登塔巴和摄政达扎·阿旺松绕等人对此情况非常吃惊。黎吉生遂鼓动达扎·阿旺松绕说：“目前正值中国政局大变时期，我们要立即把汉人驱逐出西藏，如不这样，势必里应外合，引进共产党。”[126]亲帝的达扎·阿旺松绕立即召集全体噶伦和重要官员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为阻止共产党入藏，应立刻驱逐在拉萨的一切汉人。噶厦甚至聚集僧俗人员举行以诅咒汉人、共产党为目的的“扣锅”“驱鬼”等宗教仪式。因此，在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入藏前，帝国主义势力和西藏上层反动农奴主就已经向他们进行了妖魔化宣传，为西藏和平解放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设置了障碍。

1706683115

1706683116 （二）社会变革使先进思想间接传播到西藏民众

1706683117

1706683118 从1949年中央正式做出解放西藏的决定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与西藏各族人民之间逐渐建立直接联系，而且这种联系越来越广泛，越来越紧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虽然以各种方式和途径为西藏各族人民着想，践行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本质，但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公开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身份，没有在社会上发展党员，只是通过实际行动的展示，间接地向西藏各族人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

1706683119

1706683120 首先，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及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向西藏各阶层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优秀品质，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1949年9月8日，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藏族干部天宝（桑吉悦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西藏全体同胞，准备迎接胜利的解放》的文章，揭露西藏地方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制造“七八事件”的阴谋，控诉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罪恶历史，呼吁西藏人民准备迎接胜利的解放。9月21日至30日，他还与多杰才旦一起作为藏族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在青海境内的班禅代表接触、与川滇等处的藏族同胞接触，班禅大师消除了对解放军的顾虑，并于1949年10月1日从青海致电毛泽东、朱德，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西康各地的藏族知名人士派出代表前往北京，要求尽快解放西藏。因为西藏地方政府拒不和谈，中央政府不得已发起了昌都战役，以战促和、以战促谈，正是在战争中的共产党人的优秀表现，赢得了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等人的支持，初步认识到了共产党人的品质。西藏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克服高寒缺氧的高原气候，开荒生产，支援地方建设。特别是在1952年的藏北雪灾、1954年的江孜洪水期间，人民解放军抢险救灾，舍己救人的英勇表现，不仅赢得了民心，更赢得了西藏上层爱国人士对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的钦佩。

1706683121

1706683122 其次，招收培训藏族学员，补充到进藏部队，间接地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西藏。为进军西藏早做准备，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开办了藏族训练班，西北军也开办了藏民训练班。1950年1月24日，刘少奇代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指示》中说：“据德怀（彭德怀）同志说西北局藏民干部训练班有数百学生受训……望西北局注意检查督促，在三月间结束学习，以便能在四月间派到十八军随军前进。又，北京现有藏民训练班二十余人，已经开学，两个月毕业，亦准备在毕业后送西南局分配工作。”[127]

[ 上一页 ]  [ :1.70668307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