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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节 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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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的问题，制定了关于加强农业发展的决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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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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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多次强调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就会葬送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因为就国内来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追求所有制的“一大二公三纯”[21]，同时始终未能完全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也制约了生产力各种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结果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比较缓慢，国民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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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开放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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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过程中，由于建立社会主义的各个国家为盲目应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以美苏对抗的冷战格局状态下，都采取了只注重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没有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整个社会生产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为寻找社会主义的根本出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七八十年代进行了社会改革的尝试，但是苏联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所谓“民主化改革”，改变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使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步入了歧途。在总结他们改革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化的改革开放政策，来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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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国际形势来看，随着新技术革命迅速发展，世界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原有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应性，如果不进行调整和改革，只能在世界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落伍。再加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周边国家及地区迅速发展，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面对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也只能是通过改革开放，带领人民追赶世界时代前进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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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开放的内容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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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要点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现政企分开、机构精简，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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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主要是指对外开放，在广泛意义上还包括对内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基本点之一，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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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22]称为革命，是就其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个意义上说的。革命打破并消除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同样起着打破和消除生产力发展桎梏的作用，所以改革开放也是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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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实现伟大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是要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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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既是一场社会革命，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任何社会制度都是由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组成的。所谓基本制度，是指该社会形态的本质所决定、并表现该社会形态本质特征的制度。具体制度，则是由基本制度所决定和派生的运行机制、管理制度、管理方法等的体系。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是指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这种基本制度，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则是指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和科研体制等等，它们是由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决定并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服务的，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和相当大的可变性。特别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客观要求，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教育状况的变化，这些具体制度在许多方面必须不断破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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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就是改革那些不能有效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以及政治、文化发展要求的具体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开放，确切和科学的提法，应当是社会主义具体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所以，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十分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问题。因此，他多次指出，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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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新形势、新任务下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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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西藏自治区党委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基础上，组织全区各族人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西藏实际相结合，逐步进行改革开放的初步探索。在认真学习会议精神的情况下，不断深化认识，逐步统一思想，在中央关心、全国支援下逐步走出了一条加快发展的成功之路。但是，由于西藏长期存在的自然经济的影响和计划经济所造成的依赖性，使得广大农牧民缺乏商品意识，西藏的改革之路难以大踏步地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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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14日至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了座谈会，西藏自治区党委几位负责人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了西藏工作，中央书记处部分领导人和中央统战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座谈会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西藏实际出发，从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确定了西藏地方一个时期的工作任务和方针政策。座谈会将讨论意见写成了《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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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了《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该纪要明确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藏自治区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是：“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西藏实际情况出发，千方百计地医治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创伤，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建设边疆，巩固边防，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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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提出今后必须注意以下八项方针：一是中共中央各部门都应注意了解、研究西藏的实际情况，制定有关工作方针、任务和政策，实行具体指导，一切决定和措施，必须首先确实得到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的真心同意和支持，否则就要修改和等待，不要盲目地、生硬地推广内地的和汉族的工作经验；二是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要积极协助中央和国务院，系统调查研究西藏工作情况，主动提出建议，协同有关部门处理好西藏工作的一些具体问题；三是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制度，发往全国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西藏党政领导机关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但重要的问题要事先请示，一般的问题要事后报告；四是大力培养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积极帮助他们把建设西藏的主要责任承担起来，而内地调往西藏的干部，要根据需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五是中央各部门，特别是经济、文教、卫生等部门在制定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时，要照顾西藏的特殊需要，尽可能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在物质、技术方面给予积极的支援；六是全国各有关地方和单位都要根据上级的指示，认真做好支援西藏的工作；七是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对于《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到的和自己工作有关的问题，要专门研究，制定措施，抓紧解决，并将落实情况报告中央；八是西藏自治区党委要按照党的十一届三、四、五中全会和《西藏座谈会纪要》的精神认真总结过去工作，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纠正错误，重新审定全区经济建设规划，要认真调查研究，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抓紧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力争在短期内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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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5月下旬，胡耀邦、万里率领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到西藏考察指导工作。5月29日，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4500多人的干部大会上，提出了“为建设一个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而努力奋斗”[25]的战略目标。他指示西藏在一个时期内要办好六件大事：“第一，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利。第二，要坚持从西藏的实际情况出发，全面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要大大减轻群众负担，几年之内，免去西藏人民的征购任务，取消一切形式的摊派任务。第三，要在所有的经济政策方面，实行特殊的灵活政策，便于促进生产的发展。第四，要把国家支援西藏的大量经费，用到发展农牧业和藏族人民日常迫切需要的用品上来，不要浪费，过去浪费太大。第五，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大力地充分地发展藏族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建议要办好一所综合大学，办点中学。第六，要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要极大地加强藏汉族干部的亲密团结。”[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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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胡耀邦宣布，1980年中央给西藏补助6亿元，以此为基数，从1981年起每年递增10%；把大批汉族干部调回内地工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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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提出，从西藏实际出发，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进一步落实干部、民族、统战、宗教等各方面的政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使西藏地区很快出现全面拨乱反正、大力治穷致富的崭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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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面落实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重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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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后，西藏自治区党委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真理标准”讨论补课。通过对西藏和平解放30年艰辛历程的回顾，揭露“文化大革命”的危害及其在干部群众中造成的思想混乱，加深了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在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澄清“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提法，实行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基础上，逐步统一了干部的思想认识。在此期间，胡耀邦提出进藏干部已经完成历史任务，只留下15%进藏干部，其余人分批内调。根据胡耀邦大批汉族干部（职工）内调的决定，西藏自治区1980年6月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大批调出进藏干部、工人的请示报告》，中央8月6日予以批准，并通知全国各省、区、市和中央部委、部队做好内调安置工作。到1981年8月，完成第一批内调11000名干部和13000名工人的工作。[27]西藏先后有三次规模较大的内调，在制定第二次内调方案时，北京的有关部门认为“中央的决策，不仅稳定了在藏的汉族干部、工人队伍，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而且还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西藏的稳定，也有利于西藏改革的深化和建设的发展”。[28]西藏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内调走了几万进藏干部职工和家属。丹增主编的《当代西藏简史》认为：“由于大批进藏干部的内调，特别是大批专业人才内调，也给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损失。”[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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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继续深入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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