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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节 西藏地方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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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世界多种民族主义泛滥下的现代化困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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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民族主义新浪潮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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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世界格局转轨时期，原来被掩盖或相对弱化的民族矛盾迅速强化起来，成为世界各种矛盾的一个热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了以苏美两国对抗为特征的国际冷战格局。这种格局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在政治上表现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在军事上表现为华沙条约集团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间的对立，东西方处于“冷战”之中。这样的一种格局使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民族矛盾都处于一种很次要的地位，甚至被掩盖起来，广大第三世界的民族问题的状况也不能不受这种格局的限制。但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长期被掩盖的民族矛盾一下子爆发出来，在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随着“冷战”的结束，各国纷纷调整，以期在大动荡的国际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把维护本民族的利益摆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消除了来自苏联的威胁，其内部原有的矛盾，包括民族矛盾在逐步上升，从而出现了民族主义增强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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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民族主义的主要根源无不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维护其新的殖民政策，大搞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紧密相连。如波黑战争，西方资本主义为了推行新的殖民掠夺和强权政治，不断在世界各地策划、煽动和利用民族、宗教冲突，借此搞“代理战争”，或培植、利用、教唆别国的民族分裂势力搞内乱，或以“人权”“民主”等莫须有的理由，策划对一些国家，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打击，进行渗透、颠覆活动，并挑起冲突和动乱。一些国家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与之遥相呼应，打着民族、宗教旗号，策动、制造了无数起战乱、仇杀的悲剧，而他们从中渔利。西方为了搞垮社会主义国家，通常要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实施其“和平演变”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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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世界范围内，全世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导致了不同民族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迅速发展，使一些经济社会发展仍较落后的弱小民族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因此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甚至不惜采取一些极端手段来捍卫自己的生存权。此外，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威胁到一些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特色，因此也就激发了一部分民族产生了强烈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这就为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趁机掀起民族独立浪潮提供了机会。现在，全世界跨国的“泛”字号的民族主义东山再起。目前比较活跃的主要是“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等。其中最突出的是“泛突厥主义”，它在土耳其等国家的支持下，正成为企图影响世界格局的新的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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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失败，给中国以深刻的历史启示：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长期的历史阶段中，民族问题也将长期存在，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表现得相当尖锐，特别要注意在民族问题上的阶级斗争；必须充分认识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存在的极其严重的危险性，要认识敌我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毫不动摇；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不动摇；高度重视民族宗教工作，正确处理民族关系，保持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保证民族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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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性的多种民族主义的泛滥，混杂着宗教问题，从东到西使得全世界都不得安宁，受害最大的还是发展中国家。为了抵抗老牌帝国主义的经济盘剥和文化渗透，不少的国家与地区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武器，在中东，“原教旨主义”即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原教旨主义”主张恢复伊斯兰的纯洁性[23]，在其实践之中不可避免地排斥现代化的很多因素，一些极端组织可以购买先进国家的现代化武器，但绝不接受现代思想，这些国家统治阶级由于本身的落后性而依附于由帝国主义操纵的世界资本主义，所以始终无法实现其完全现代化的承诺。民族独立已经完成了，但没有一个中东国家能真正完成构成现代化基础的土地革命，在其他方面也是举步维艰，现代化始终可望而不可即。在东南亚，诸多宗教本能地排斥带有西方色彩的现代化，并将这种排斥诉诸民族之间的争斗。这些充满矛盾的国家和地区，在冲突之中的种种间隙正好为西方国家提供了可利用的条件，宗教冲突日益成为民族矛盾的主要诉求，宗教分歧常常成为民族冲突的“导火索”和“助燃剂”。[24]如同中国在20世纪初中期遇到的问题一样，停留在落后社会制度阶段的国家，想依靠几个现代技术的项目建设来改变民族的命运是根本不可能的。有的国家或者政党组织即使组建了一支装备现代武器的军队，除了在地区冲突中暂时得利之外，最后差不多都由于西方国家的介入被瓦解，曾经取得的现代化成果也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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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很多国家或组织的“现代化”停留在“器”或“术”的层面上。表面上的现代性不过是对现代社会元素的跟进，存在着很多难以克服的障碍，甚至在社会冲突中，现代化的困境问题也日益显现。在世界性现代化的问题中，所谓的地区性困境或陷阱问题被人们越来越多地提及，例如“拉美陷阱”（The Latin america trap）；另外，现代化发展阶段的社会动荡现象也被人们所关注，例如“中等收入陷阱”（The Middle-income trap）等说法开始流行。而这些现象，被一些学者观察到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程度有关系。中国共产党对21世纪新形势下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有一个基本道路的判断。2005年5月27日，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也就是说，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解决民族问题与社会主义本质相一致，我国的民族问题必须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中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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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21世纪现代化进程越来越快，但同样遇到了世界性的问题。在许多国家都发生的诸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困境、教育滞后与现代化困境、法治建设与现代化困境、生态恶化与现代化困境、社会公平与现代化困境、城乡二元与现代化困境、宗教介入与现代化困境、民族问题与现代化困境，还有执政党的能力建设等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中国国内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同时，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也要出现在西藏地区，而且有的问题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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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1世纪初国内出现的这些问题，中共十六大的认识是深刻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工作中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农民和城镇部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失业人员增多，有些群众的生活还很困难；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市场经济秩序有待继续整顿和规范；有些地方社会治安状况不好；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和弄虚作假、铺张浪费行为相当严重，有些腐败现象仍然突出；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有的党组织软弱涣散。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存在的问题，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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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西藏发展有可能为这些问题所困扰的认识也是深刻的，胡锦涛2002年3月5日在与出席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西藏代表团讨论时就明确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推进改革开放，改善人民生活，是新时期西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解决西藏所有问题的基础，无论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和保持社会稳定，还是对于巩固西南边防和维护祖国统一，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其中明确地提出“发展是解决西藏所有问题的基础”，蕴涵了把握解决西藏错综复杂问题着眼点的深刻道理，这一论断后来提升到“发展是解决西藏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26]而这一论断，来自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以及“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的要求[27]，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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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中央政治局专题研究西藏工作，制定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西藏发展稳定工作的意见》，在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纪念前夕，进一步确立了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发展战略、发展道路、目标任务和一系列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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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80年的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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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14日至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有中央书记处、中央统战部以及中央其他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西藏工作座谈会。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任荣[28]、天宝、郭锡兰、巴桑[29]等人在座谈会上汇报了西藏地区近期的主要工作，听取了中共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这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相对于以后中央召开的几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亦被称为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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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总结了此前西藏工作的经验教训，并针对西藏今后几年的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这些指示主要体现在会议形成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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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央在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藏自治区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是：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西藏实际情况出发，千方百计地医治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创伤，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建设边疆，巩固国防，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30]。这就指明了西藏工作今后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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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央在《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今后的西藏工作必须注意以下八项方针。1.中央各部门都应注意了解、研究西藏的实际情况，制定有关工作方针、任务和政策，实行具体指导，一切决定和措施，必须首先确实得到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的真心同意和支持，否则就要修改和等待，不要盲目地、硬性地推广内地的和汉族的工作经验。2.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要积极协助中央和国务院，系统调查研究西藏工作情况，主动提出建议，协同有关部门处理好西藏工作的一些具体问题。3.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制度，发往全国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西藏党政领导机关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但重要的问题要事先请示，一般的问题要事后报告。4.大力培养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积极帮助他们把建设西藏的主要责任承担起来，内地调往西藏的干部，要根据实际需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5.中央各部门，特别是经济、文教、卫生等部门在制定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时，要照顾西藏的特殊需要，尽可能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在物质、技术方面给予积极的支援。6.全国各有关地方和单位都要根据上级的指示，认真做好支援西藏的工作。7.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区市对于《纪要》中提到的和自己工作有关的问题，要专门研究，制定措施，抓紧解决，并将落实情况报告中央。8.西藏自治区党委要按照党的十一届三、四、五中全会和《纪要》的精神认真总结过去工作，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纠正错误，重新审定全区经济建设规划。要认真调查研究，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抓紧解决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力争在短期内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效。[31]这八项方针给予了西藏自治区相当大的自主权，对日后的西藏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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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为贯彻落实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胡耀邦、万里率领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到西藏考察指导工作，提出了西藏地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解决的六件大事：“第一，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利。第二，要坚持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要大大减轻群众的负担，几年之内，免去西藏人民的征购任务，取消一切形式的摊派任务。第三，要在所有的经济政策方面，实行特殊的灵活政策，便于促进生产的发展。第四，要把国家支援的大量经费，用到发展农牧业和藏族人民日常迫切需要的用品上来，不要浪费，过去浪费太大。第五，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大力地、充分地发展藏族的科学文化事业，建议好好办一所综合大学，办点中学。第六，要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极大加强藏汉干部的亲密团结。29年来，我们培养锻炼了一大批优秀的、很能干的、同群众有联系的藏族干部，他们已经成长起来了，要把担子多给他们。”[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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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同时宣布，1980年中央给西藏补助6亿元，以此为基数，从1981年起每年递增10%。由此可见，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不仅为西藏工作指明了方向，强调了工作重点和奋斗目标，而且给予了具体指示和切实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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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何在1980年初要召开这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呢？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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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在“文革”结束之后，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在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施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这就要求中共中央领导层、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从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二是为改变西藏地方相对贫穷、落后的现实状况，大力发展西藏地方经济，客观上需要中共中央的具体指导和全国各地的支援，这也只有通过中共中央的具体会议方能得到落实。三是召开这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还有一定程度的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的目的。例如，中央在批转《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说：“西藏和平解放近30年来，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取得了很大成绩，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的严重破坏，西藏人民和全国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遭受了苦难。”[33]所以，在西藏自治区的中心任务中就有了“千方百计地医治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创伤”这样的规定，同时强调要把经济工作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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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央领导胡耀邦、万里到西藏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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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督促落实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指示精神，1980年5月22日，胡耀邦、万里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亲自率领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到西藏考察指导工作。5月25～27日，万里分别与日喀则、阿里、昌都、山南、拉萨地区参加西藏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的人员座谈。27日，胡耀邦召集藏族干部洛桑慈城、多杰才旦、彭哲等座谈，商讨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西藏教育事业的问题。[34]5月29日，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4500多人的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宣布：“我们决定在两三年内，把国家的脱产干部（不脱产的要全部是藏族），包括教员，藏族占到三分之二以上。地方上的汉族干部留下15%不走，其余的调回内地。走的办法自下而上报名，组织决定。……目的是希望两年到三年到六年，要超过30年来最好的水平，十年要比较大幅度地富裕起来。”[35]胡耀邦的讲话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央急于加快西藏经济发展的心情和态度，对于当时西藏地方的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以及干部职工内调工作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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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改革开放的进行，为促进西藏经济社会的改变和总结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后西藏工作的成绩和不足，1984年2月27日至3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西藏自治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各地、市负责人，共70多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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