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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一节 国际格局演变条件下的拉萨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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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重要一边，在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从而为保证西藏边境地区的稳定创造了国际条件。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冷战格局转变为“苏攻美守”的态势，美国为扭转不利的国际局势，转而改善中美关系，并部分停止了对达赖集团的援助。尼泊尔为了改善中尼关系，在1974年7月派军包围了康巴叛军的木斯塘营地，收缴绝大多数叛军的武装，并击毙了拒不投降的最后一任木斯塘叛军首领旺堆嘉措，从而消除了西藏边境地区反回窜斗争的主要隐患。但是，国际格局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强弱与国际地区形势的松紧不停地转变。1985年上台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思维”战略，某种程度上引起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混乱和政局动荡，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在苏东大地集中爆发，最后演变成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结局，从而使持续了40多年的国际“冷战”格局瓦解。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共中央领导层经过调整，形成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经过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施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国际反华势力和达赖集团借助“东欧剧变”的所谓“有利形势”和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政策，伺机实施“和平演变”战略，一举实现其“西藏独立”的梦想。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经受住了各种考验，不仅平息了拉萨骚乱，而且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取得了西藏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双重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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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拉萨骚乱及其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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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反华势力和达赖集团正是在前述国际、国内形势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挑起了蓄谋已久的拉萨骚乱，给国家和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损害，骚乱形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拉萨骚乱前后持续三个年头，即1987～1989年，确切地说，拉萨骚乱共有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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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是1987年9月27日至同年10月国庆期间的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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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9月21日，达赖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会议上抛出“五点计划”之后，受此影响的预谋骚乱分子勾结境内外的民族分裂分子和国际反华势力，于9月27日上午10点左右在拉萨挑起了骚乱事件。当时，拉萨市街头出现了21名不法僧人和5名不明身份者，他们举着“雪山狮子旗”，高呼“西藏独立”“汉人滚出去”等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口号，在八廓街、宇拓路等处游行，并出手打伤了维护秩序的公安武警人员。随后，公安部门被迫将这些人带离现场，制止了这次闹事。然而，三天后的10月1日国庆节，正是全国举国欢庆的日子，十几名僧人乘机再次举着“雪山狮子旗”，引导数十名不明身份者，在八廓街一带游行。当现场执勤民警将带头闹事者带到八廓街派出所进行教育时，一群预谋闹事的暴徒乘机攻进派出所，殴打公安人员，抢走派出所内办公用品和枪支弹药，焚烧居民身份证和户口卡，使用燃烧的汽油瓶和石块砸毁、焚烧派出所办公用房和执勤警车。拉萨市公安局派赴现场救火的两台消防车的玻璃亦被暴徒用石头砸碎，多名消防队员受伤。更有暴徒使用从公安人员处抢劫的枪支，在人群中扫射，导致多名公安人员和群众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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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乱分子丧心病狂的暴行和妄图分裂祖国的罪恶与阴谋，遭到了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骚乱事件发生后，西藏各族各界爱国人士纷纷举行座谈会发表谈话，一致谴责骚乱分子的罪行，劝告他们悬崖勒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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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9月28日，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阿沛·阿旺晋美指出：“这伙人的目的是妄图分裂祖国，破坏西藏的安定团结。”[1]10月，正在青海视察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发表讲话，严厉谴责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罪行，指出：“国外的分裂主义集团在帝国主义反动派支持下，策动、唆使拉萨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制造骚乱，是违背广大藏族人民意愿的，是不得人心的，他们的这一罪恶行径决不会得逞。”班禅额尔德尼强调：“应依照法律严惩首恶，深挖幕后操纵者。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人民，一定要为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定团结作贡献。”[2]西藏爱国人士不仅谴责国外反华势力、达赖集团和骚乱分子，而且要求严惩首恶，从重处理这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骚乱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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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0月1日至3日，拉萨市政府连续发布1至3号“通告”，指出10月1日的骚乱是“9·27”骚乱事件的继续和升级，是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统一的严重政治事件，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拉萨市政府还在10月9日就集会游行做出八条规定，警告那些扰乱社会秩序，妨碍交通，携带凶器进行打、砸、抢、烧等违反宪法、法律的肇事者，公安司法机关将对他们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至此，拉萨市区的骚乱在这一阶段基本上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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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国政府和西藏人民平息拉萨骚乱事件的同时，美国参众两院竟相继通过了干涉中国内政的涉藏法案，为达赖集团和骚乱分子撑腰打气，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强烈不满和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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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0月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所谓“西藏问题”修正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同年12月3日，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又通过了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美国国会不顾国际信义，违背《中美建交公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等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础，公然为达赖鼓吹的“西藏独立”张目的做法，遭到了中国的抗议与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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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会见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基督教会联盟主席费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时说：“达赖喇嘛和少数美国国会参议员给我们制造这点麻烦，不但影响不了我们的大好形势，相反却表现了那些少数美国国会议员的无知和狂妄，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本质。”接着，他指出：“有人想把西藏从中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把西藏拿出去，我看他们没有这个本事。”[3]即指出了达赖与少数美国国会议员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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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2月10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约见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通过的所谓“西藏问题”的修正案，向美国政府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外事委员会也就此发表严正声明，强烈抗议、谴责美国国会通过的诬蔑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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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彻查骚乱事件及其原因，中共中央派出了赴藏工作组，会同西藏自治区党委开展联合调查，并就骚乱事件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经过认真的调查后，中央赴藏工作组和西藏自治区党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告了关于处理拉萨骚乱事件的综合情况，提出了反分裂斗争需要做好的五项工作。其中包括深入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分裂主义分子，深挖幕后策划者，根除隐患；运用各种宣传教育手段，加强以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整顿寺庙，加强对寺庙的民主管理；加强反分裂斗争的公安武警力量等重要内容。随即，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拉萨骚乱事件及其起因。会上，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认为“这次骚乱事件，基本上是长期‘左’的结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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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3日至7日，西藏自治区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这一研判错误的提法。[5]据此，西藏自治区党委决定进一步扩大落实政策和经济赔偿的范围，并邀请班禅大师到西藏处理有关事宜，拨款240多万元作为三大寺的再次赔偿，且退还了由文物部门保管的甘丹寺的大藏经、藏盔等文物，同时释放了被收审的骚乱分子，试图通过这些安抚措施来平息骚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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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就是1988年3月的传召法会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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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3月，拉萨举行传召法会时，虽有班禅大师亲自主持，但在传召法会的最后一天，即3月5日，在举行迎请强巴佛的传统宗教仪式中，蓄谋已久的骚乱分子再次制造骚乱事件。迎请仪式开始不久，几名混迹于僧人之间的骚乱分子，不断围攻指挥迎请仪式的自治区佛协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迎请仪式进行到八廓南街松曲热广场时，提前占据附近楼房的骚乱分子，狂呼“西藏独立”口号，并向维持治安的公安武警人员和设在大昭寺西南角三楼的传召办公室投掷石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打、砸、抢、烧等活动。早已埋伏于大昭寺楼上的骚乱分子和寺外暴徒相互配合，分别从上下两路围攻设在大昭寺三楼的传召办公室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残忍地杀害了保护传召办公室的藏族武警战士袁石生，重伤武警战士杨玉成。当天骚乱分子冲击党政机关、公安派出所，殴打过往行人，焚烧商店、汽车，共计造成公安武警战士和围观群众299人伤亡，严重损害了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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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骚乱之后，西藏自治区党委迅速下达通知，对骚乱进行了定性——是分裂与反分裂的一场斗争。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下发了《对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国家职工在反分裂斗争中的几点政治要求》[7]，这个要求的实际效果是普通群众不再上街围观骚乱活动，同时，由于公安干警加强了监控，集中的骚乱活动在这一阶段基本停息，但零星的袭击行人案件时有发生，有时候形成群殴，并经常有人结队呼喊分裂主义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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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是1989年3月的叛乱周年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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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3月，既是1959年西藏反动农奴主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30周年，亦是1988年3月传召法会骚乱1周年。隐藏在拉萨的民族分裂分子早就预谋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骚乱活动。他们不仅提前制作、散发用藏英两种文字编写的传单，张贴“西藏独立”的标语，而且公然要挟八廓街一带的市民每家出一人参加骚乱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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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3月5日，拉萨街头开始出现大规模的骚乱活动，有些骚乱暴徒甚至公然向执勤的公安武警开枪，打、砸、烧、抢等事件持续升级。截至3月7日，仅仅3天内，骚乱暴徒先后砸烧了99家个体工商户和8家国有、集体商店，围攻和砸毁24家政府机构、小学和居民委员会，冲击5家公安派出所，破坏了4家旅社，砸毁与焚烧了20多辆汽车和50多辆三轮车、自行车以及大量摄像机、照相机、报话机、电视机等大量器材和日用百货，造成了1名武警战士牺牲，40多名公安干警受伤，60多名围观群众受伤和10人死亡的惨剧，直接经济损失在1000万元以上。[8]达赖集团以一己之私，不顾众生幸福，策动拉萨持续的骚乱，造成拉萨街头的血腥暴行，完全违背了佛教慈悲为怀的教义，这是其长期以宗教为幌子接受国外反华势力豢养，从事分裂国家、危害人民的罪行的大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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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2月1日，中央决定胡锦涛接替伍精华的工作，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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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拉萨一伙分裂主义分子又制造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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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中央发出《当前西藏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在西藏进行反分裂的斗争，完全是同敌对势力的斗争，完全是敌我性质的矛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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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3月5日到7日，分裂主义分子在拉萨连续3天的骚乱，打、砸、抢、烧，并公然使用枪支，打死打伤公安干警多人。鉴于拉萨骚乱的持续升级和造成的严重社会混乱，中央根据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六项规定，采取果断措施，决定在拉萨市实行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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