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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三节 全国援藏工作的开展及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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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西藏的发展和进步，无论是政策指导，还是经济援助；无论是优惠政策，还是具体项目；无论是中央支援，还是全国各地支援等，通过各种途径，千方百计地援助西藏的经济发展，维护西藏的社会稳定，促进西藏的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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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来，中共中央的援藏工作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是自和平解放至“文革”结束之初的持续援藏，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的重点援藏，三是1990～2005年的对口援藏。当然，中共中央的援藏政策某种程度上说是连续的，这里划分的三个阶段并不排斥各个阶段之间的连续性。可以说，中央的援藏工作在促进西藏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绩，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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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持续援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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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和西藏的和平解放，中央政府的援藏工作亦随之展开，并持续至今。在和平解放之初，中央的援藏工作主要是通过中央驻藏机关和进藏人民解放军体现出来的。例如，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给拉萨各大寺庙和街头流浪乞丐布施，人民解放军在进军途中和驻扎各地之后主动帮助当地人民解决生活困难，免费为他们治病，以及参加修桥铺路、开荒生产、抢险救灾、无息贷款、发展生产等。中央政府还选派卫生队、文教工作者进藏工作，开办贸易公司和银行，协助西藏商人渡过难关，积极与印度开展贸易，保证西藏各地的进口物资等等。这种主要以实物支援西藏经济建设的形式，即使在全国最困苦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以及相对混乱的十年“文革”时期都未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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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及其驻藏机构工作人员和人民解放军的援藏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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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指示，要从政策上长期照顾和帮助西藏。早在进军西藏时期，毛泽东就发出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在1951年5月23日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中，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将致力于发展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并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1955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李维汉等人的信中谈道：“和张国华谈了一次，他提出对西藏贸易每年赔钱1800万至2000万元以求降低物价的计划，我认为很值得注意，拟应实行他这个计划。”“西藏不能和新疆、内蒙相比，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要用特殊的办法解决。而目前行得通的办法，就是经济上长期补贴的办法。”[35]1956年3月15日，周恩来在对赴藏庆贺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中央代表团全体人员讲话中指出：“帮助西藏民族发展人口、提高人民生活是需要做十年或二十年的努力的。你们去开路，会看出一些问题，回来想办法帮助他们，源源不断地帮助他们。”[36]这就提出了要长期援藏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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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特别是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后，中央在财政工作中给予西藏特殊关怀。例如，在安排预算时，国家除直接对西藏进行大量的经济和文化投资外，还给予特殊的照顾：一是预算费高于一般省市；二是国家为帮助西藏地区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等，设置一笔专款，作为对西藏和西藏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补助；三是国家每年按照上年的经济建设规模，核实今年的建设事业、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行政管理费和其他事业费的支出决算，另加5%的机动金；四是西藏地区财政收入全部留给地方，自行安排支出。另外，在税收减免、民族贸易、人员编制、开支标准等方面给予必要的照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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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央对西藏财政的补贴和帮助从未减少。例如：1952～1958年，西藏财政收入3.93亿元，其中，中央累计拨款资金3.57亿元；1959～1965年，西藏财政收入为8.56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收入5.9亿元；[38]1966～1976年，西藏财政收入21.15亿元，中央补助收入23.10亿元，西藏财政收入净亏损1.95亿元；1977～1979年，西藏财政收入13.38亿元，其中，中央补助收入13.86亿元，西藏财政收入净亏损0.48亿元。[39]1959年之后，无论是三年自然灾害，还是“文革”混乱时期，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贴都是持续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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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障援藏物资供应，尽量降低西藏人民日用品价格。为解决驻藏部队的粮荒问题和保障西藏市场物资供应，中央责成西北局组建一支运输队向西藏运输粮食。1953年初，西北运输队在兰州成立，王宝珊和慕生忠分任总队长和政委，在青海、宁夏、甘肃等省购买了骆驼2.6万峰，到1954年底，由格尔木向西藏北部运送面粉、黄豆160多万公斤，医药器材4.5万多公斤。[40]为提高向西藏运送物资的效率和保障西藏的各方面供给，在中共中央和相关省市的积极支持下，驻藏部队和西藏各族人民群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在1954年12月25日正式修通了川藏和青藏公路，1957年10月6日，又修通了由新疆叶城至西藏阿里首府噶大克（又称“噶尔雅沙”）的新藏公路，打通了祖国内地和西藏之间多条公路线。此后，中共中央和全国各地支援西藏的物资，通过这些公路线源源不断地运进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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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国家有关部委对供应西藏的商品物资在政策上予以优惠，在生产上周密安排到各省市区的生产厂家。各生产厂家接到任务后，均能做到优先生产、保障质量、按时交货。供应西藏粮食和食用油的主要省份是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北京、上海、江苏、山东、陕西和河南；日用工业品供应（针纺、百货、五金交电化工等）主要是上海、天津、广州；副食品供应（边销茶、冻猪肉、食糖、烟草等）主要是四川、广东、上海、广西、云南、贵州；物资供应（钢材、水泥、汽车、机电等）主要是首钢、包钢、武钢、鞍钢、兰州钢铁公司、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二汽车制造厂、北京吉普车制造厂、上海汽车制造厂等；民族用品的供应主要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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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1960～1962年国民经济出现困难的年代，各兄弟省份在商品短缺、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对西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也给予了充分支持，“不仅在货源上予以保证，而且在价格上给予优惠”[42]。例如，1960年，福建省首批支援西藏2万多公斤茶叶，农业部和四川、青海、甘肃、陕西、吉林、新疆等省区无偿支援西藏优良种畜，1963年上海生产的5000多米氆氇呢运抵西藏。中央不仅保证了援藏物资的供应，而且不断降低西藏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改善西藏人民的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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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2月15日，西藏贸易总公司决定从当日起，在西藏全区降低198种商品价格，降价的商品以粮食、茶叶和西藏人民必要的工业产品为主。1961年11月14日，西藏贸易部门再次调整物价，降价的有111种商品，多为群众生产必需品和生产工具。同时，还对全区各地出产的164种农牧产品和土特产提高了价格，以进一步鼓励农牧民发展生产。[43]1965年4月1日，西藏贸易部门再次决定从即日起，在西藏全区范围内，西藏人民生活必需的砖茶、沱茶和金尖茶，又分别降低销售价格10%到36%。[44]中央一升一降的价格调整政策，间接地增加了农牧民群众的收入，改善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可视为一种间接援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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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抢险救灾和无息贷款，为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实物支援。1952年藏北发生特大雪灾，受灾牧民达1.8万多人，黑河分工委立即动员灾民及时转移出灾区，并发放8.1万公斤青稞，3500公斤茶叶，贷款6.4万银圆，救济灾民。[45]1954年江孜特大水灾时，7月17日，中央及时发出慰问电，并拨出80万银圆和救灾物资，10月13日，中央同意以工代赈，又拨款300万银圆，修筑从江孜到日喀则和江孜到亚东的公路。在救灾过程中，把救济粮款直接发放到受灾的贫苦农奴手中。人民解放军在自然灾害面前，勇敢地冲在抢险救灾的第一线，受到了当地农牧民的广泛赞誉。1956年上半年，西藏工委又拨出专款，在拉萨修建了340间平房，收容无家可归的城市贫民。[46]另外，从1951年至1956年，中央“共发放138万多元低息和无息农、牧、手工业贷款，170多万元的无偿农具”。[47]帮助西藏农牧民改善和提高生产条件。从1959年至1963年，中央给西藏发放的贷款逐年增加，五年总共贷款954万元。从1963年起，国家又拨出1000万斤粮食作为长期无息贷款，发放给贫苦农牧民换购牲畜，发展生产。1963～1964年国家又拨款140万元，作为扶助贫苦农牧民发展生产的无偿投资。[48]这些低息或无息贷款，其实也是一种间接的援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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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初建，百废待兴，经济条件有限，因此，在和平解放初期的援藏中大多以实物支援方式开展。1961年，中央给西藏调拨1100多吨农牧业生产用的钢材，还有700吨钢材在内地加工制造成农具供应给西藏。到1965年8月底，六年中国家直接供给西藏农牧民的粮食1650多万公斤，调进各类农具140万件，还给农民发放上千万斤种子。为了帮助西藏更快地发展，全国各省市区也多方面给以大力支援。据西藏和平解放后15年的不完全统计，兄弟省区市支援西藏的物资，仅农具和水利机械就有90多万件，化肥500吨，农药250吨，菜籽1万公斤，果苗15万株。[49]这种实物支援的方式既是中央早期援藏的主要方式，也是该时期援藏的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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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派遣援藏医疗队和支教教师，是毛泽东时代智力援藏和技术援藏的主要形式。其实，人民解放军在进藏途中，免费为西藏各族人民群众诊断、治疗，就受到了西藏各族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称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好门巴”。1953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选调了包括内科、外科、妇科等方面的125名专家组成的卫生部赴藏卫生工作队，开赴西藏工作。到1956年，在西藏全区建立了18家卫生院，免费为藏胞治病，还派出大批医疗队到农村和牧区巡回治病。[50]持续的医疗卫生援藏，即使在“文革”时期也没有停止。如1973年9月，国家卫生部选派了包括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中医、放射、检验、药剂和卫生防疫、药品制造、医疗器械修理以及医学教育等专业的445名医务技术人员组成的赴藏医疗队。截至1974年8月17日，该医疗队共计治疗病人40多万人，做各种手术4000余例，抢救危重病人300多名，还协助自治区创办了4所卫生学校和多期训练班，训练藏族等医务人员1200余名，并在1973年成立了西藏医疗器械修配所、西藏药品检验所。[51]1976年4月15日，卫生部组织的北京医疗队离京，赴西藏阿里地区为群众治病。这些援藏医疗队及其在藏所开展的各项工作，有效地促进了西藏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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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教育援藏工作亦随之展开。到1956年上半年，在中央及西藏工委的支持下，全区共办小学31所，在校生2000人左右，并于1956年9月1日成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所普通初级中学——拉萨中学。1956年11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内地支援边疆地区小学教师的通知》，由四川、陕西等省选派小学教师支援西藏。这一举措极大缓解了当时西藏民族教育发展过程中师资缺乏的矛盾。[52]1965年7月，根据教育部《关于抽调初中、师范教员和教育行政干部支援西藏的通知》要求，首批从北京、天津、河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甘肃、湖南、山西、陕西、辽宁等省区市抽调的27名教师和辅导员，赴藏支援西藏的教育事业。[53]1974年8月2日，上海、四川等6省市和国务院各部委再次选派389名教师赴藏，支援西藏的教育事业。这些援藏教师，带去了内地先进的教学经验和管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西藏现代教育事业的进程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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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西藏工矿企业的设立，以及修建公路、机场、桥梁、输油管道等各方面，中央也从人、财、物诸方面给以大力支持和帮助。如纳金电站修建，贡嘎、和平、邦达机场的修建，曲水大桥的通车，都有中央和全国各地的支持和帮助。1966年11月，上海市派出500名职工、技术人员援藏建设的林芝毛纺厂建成投产。[54]1972年5月30日开始的从格尔木至拉萨长达千余千米的成品油输油管线工程，主要也是以人民解放军为主，由地方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和民兵参加建设，至“文革”结束时方竣工。“文革”结束之初的1978年1月23日，为实现西藏的农业机械化，国务院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召集有关部委和西藏、四川、江苏三省区负责同志座谈，达成了六项支援西藏的具体协议。[55]由此可见，自西藏和平解放至“文革”结束，中央政府的援藏工作持续未断。援藏方式包括实物、资金、技术和智力等各个方面，但总体上看还是以实物为主。援藏特点具有明显的持续性，援藏内容涉及广泛，不仅仅局限于上述的四个方面。当然，援藏效果会表现在许多方面，无疑对促进西藏的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具有非常大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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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点援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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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的援藏工作，虽然也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但总体上来说，更多地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恢复重建或维修寺庙，以及教育援藏等方面。因此称之为“重点援藏”，意在突出这一时期的援藏重点。当然，这并不否认同一时期仍存在其他形式的援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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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央多次制定援藏方针、政策，并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全国相关省区市抓紧落实援藏工作，以促进西藏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如前所述，在第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都制定了相应的援藏方针、政策，一些相关的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援藏省市也都制定了相应的援藏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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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4月7日，中共中央在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强调指出：“全国各有关地方和单位都要根据上级的指示，认真做好支援西藏的工作。要注意关心和照顾进藏干部和职工的家属子女，帮助他们解决某些实际困难；对调回内地的进藏干部和职工，要妥善安排和解决好他们的工作、学习、疗养和生活等问题。”要求“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对于《纪要》中提到的和自己工作有关的问题，要专门研究，制定措施，抓紧解决，并将落实情况上报中央”[56]。突出了中央对援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和重在落实的政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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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央的援藏方针、政策，1983年8月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发出了《关于为西藏选派专业技术干部的通知》。该通知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干部人事部门，各省、市、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省、市、自治区劳动人事厅（局），根据从严掌握，坚持少而精的原则，为西藏自治区对口选派一批专业技术干部，同时要求“有关地区或部门的党组织一定要关心爱护这些干部。西藏自治区要根据他们的特长，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内地和沿海有关省、市的党组织要照顾好他们的家属，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57]。中央高度重视援藏技术干部及关心、照顾其家属，目的就是为了援藏干部能够在西藏安心工作，切实落实中央援藏方针、政策，促进西藏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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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再次强调了中央加强援藏工作的上述目的。他指出：“中央决定，其他省市要分工负责帮助西藏搞一些建设项目，而且要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西藏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中国的资源很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和新疆。如果这些地区开发起来，前景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58]同年10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施特劳斯时，再次强调：“我们对西藏采取扶持的方针，要内地帮助西藏发展。关键是要使西藏人民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59]即促进西藏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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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重点援建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更加优惠的经济政策，努力奠定西藏社会全面进步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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