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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结语 历史的创作物与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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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介绍一个居于汉、藏之间的民族——人口只有约20万的羌族。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也是一个新的民族。他之所以古老，是因为三千多年来一直有些西方“异族”，被商人或历代华夏（古代中国人）称为“羌”；无疑他们的血液与文化，或多或少的，曾流入当今许多被称为羌族或氐、羌系民族的中国边缘人群之中。从另一角度来说，这却是一个新的民族。因为凝聚当今“羌族”的历史记忆，包括对“羌族”这个民族称号的记忆，都在近数十年来才成为川西北一些人群的本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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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羌族却不是一个奇特的民族。在前言中我曾提及过，西佛曼与格里福所言历史人类学的两大主题：“过去如何造成现在”，以及“过去之建构如何被用以诠释现在”。这两大主题，在关注“历史”与“民族”等主题的人类学或历史学研究中，几乎是说明“民族由来”的两个没有交集的诠释模式。在有关中国民族或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这便是“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之争。由“羌族”研究所得，我对此的看法是：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一样，羌族是历史的创作物，也是历史的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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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的创作物，无论是汉代的河湟西羌、唐代的西山诸羌、20世纪前半叶的羌民，或是当今的羌族，都是历史与“历史”的产物。这历史，也就是我所称的华夏边缘的历史；“历史”，则是在此历史中，人们（汉与羌）所建构、认知的“历史”。作为历史的创作者，他们也创作历史与“历史”。被汉人视为“羌人”或“羌族”的人群，以各种表征与行动，来响应其相对于汉、吐蕃或藏的边缘地位，因此缔造种种历史事实（如，或聚集诸部与唐朝、吐蕃对抗，或成为汉、西番或藏）。同时他们也创作“历史”，以诠释、建构其内部各群体间的或相对于汉人的族群本质。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与“历史”中，“羌”成为汉、藏间一个漂移的、模糊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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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夏边缘的历史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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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华夏心目中的羌人与羌族历史，事实上并非某一民族实体的历史，而是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这个华夏边缘的历史，是当前羌族的历史，也是华夏历史的一部分。近代羌族成为一个中国少数民族，并非只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发明或建构。因此，我难以认同“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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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华夏边缘历史来理解羌族，我们可以说，由“羌人”到“羌族”至少经历了三个过程。一是“羌”为汉人观念中西方异族与族群边缘。由商到东汉，这个族群边缘随华夏的扩张逐步西移，终于在东汉魏晋时在青藏高原的东缘形成一个“羌人地带”。后来在隋唐时吐蕃政治与文化势力东移的影响下，以及唐朝与吐蕃在此进退相持之下，这个羌人地带大部分的人群逐渐汉化或“番化”（在汉人的观念中），因此“羌人”的范围逐渐缩小。到了民国初年，只有岷江上游一带较汉化的土著，仍在文献中被称作“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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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受西方“国族主义”影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与文化记忆遗存中重新调整华夏边缘（此时亦是中国边缘），以建构新国族。汉人成为此国族的核心，古代所谓的“四裔蛮夷”则成为边疆少数民族。清末民国以来的中国民族志与民族史研究与书写，一方面说明这些少数民族的落后与边缘性，一方面说明他们与汉族间长久以来的弟兄民族关系。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羌”的历史记忆被建构成“民族史”的一部分；岷江上游人群的文化与习俗，也被探索、描述为“羌族文化”或“氐、羌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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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过程是，近代以来岷江上游本土知识分子的我族建构过程。在各种外来观念与历史文化记忆影响下，以及在新的经济与政治环境下，岷江上游与北川的部分民众逐渐接受或争取成为羌族。本地知识分子也在汉与本土社会记忆中，以及在“英雄祖先”与“弟兄祖先”两种历史心性下，学习、选择与建构他们心目中的羌族历史，选择、建构与夸耀他们的羌族文化。通过一层层的历史与文化之学习与夸耀，羌族成为一建立在本土认同上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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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华夏边缘观点来了解“华夏”或“中华民族”，我们也可以将此“华夏边缘历史”分为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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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商至汉晋时期，以“羌”为表征的华夏西部族群边缘，随着华夏的西向扩张而西迁，终于移至青藏高原东缘，这是“华夏西部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漂移期”。其次，由唐至清，在汉人心目中西方可称为“羌”的人群愈来愈少，而相对的“番”愈来愈多，显示华夏西方族群边界逐渐深化与鲜明化，此为“华夏西部族群边缘的深化期”。最后，晚清到1980年代，可以说是“华夏西部族群边缘的质变期”。在此时期，通过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等所建立的“羌族”“羌族史”“氐羌系民族”“藏缅语族羌语支”等知识，使得旧羌人地带上的非汉族群成为各个少数民族，联结在中国国族网络之内。此也便是在民族主义下，中国知识分子唤回汉晋“羌人地带”记忆，并通过新学术书写重新糅化、模糊化此华夏西方族群边缘，由此将藏、羌、彝等“少数民族”纳入“中华民族”边缘内。这个变化，以及当代羌族、彝族等的自我历史与文化建构，共同创造了新华夏边缘，或更准确地说，应是中华民族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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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华夏不断地想象、界定与描述西方异己“羌人”。这些描述，作为一种活化的社会记忆，也影响华夏与“羌人”间的互动。“历史”影响、缔造历史，并造成新的“历史”（记忆与叙事）。虽然华夏不断地描述、记录他们心目中的“羌人”，然而完整的并成为社会典范记忆的“羌人历史”，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只出现过两次。汉晋时期，第一部华夏观点的“典范羌族史”被编定，那便是《后汉书·西羌传》。此后直到清末，各部中国正史中都没有介绍“羌人”及其历史的专章，也就是说，没有“典范羌族历史”再被华夏书写、保存与流传。再来便是，由20世纪初始，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书写中的羌族历史建构；基于这些片段的研究，终于在1980年代，几种典范的“羌族史”被完成。这不只是一种新的典范羌族史书写，相对于《后汉书·西羌传》来说，也是一种新的文类（genre）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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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种“典范羌人历史”书写之间，相隔了近1700年之久。这显示，以“羌人”来表述的“华夏”的西部族群边界，经历了两大阶段变化。第一阶段，此华夏西部族群边缘形成于后汉魏晋之间，《西羌传》描述、表达此族群边界。在此文献中，华夏想象、描述这些西部异族是被华夏圣王“舜”驱逐到边区的“三苗”后裔，也是姜姓的一个支族，其豪酋家族又是中原去的一个逃奴“无弋爰剑”的后裔。第二阶段，在近现代的“羌族史”叙事中，羌族是炎帝、共工的后代，其后裔除了羌族之外，目前还广布于汉、藏、彝与所有西南氐羌系民族之中。经由语言、考古、体质与民族学知识之助，各民族间的紧密历史关系被建立起来。由这些古之华夏与今日中国人对“羌”的历史叙事来看，三苗之后的羌人，是华夏心目中的“夷狄”；炎帝之后的羌族，则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少数民族”。对古之华夏来说，“夷狄”是在边界外的异族。对今之汉族来说，“少数民族”是国家主权、疆界内的边缘族群与兄弟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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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学者所言：“文类”反映与建构“情境”。1在此，“文类”的转变，也反映与造成新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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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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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三苗的后代、炎帝的后代，都是一位“英雄祖先”的后裔，而且至少由汉代以来，华夏知识分子所熟悉的“我们的历史”或“他们的历史”，都起始于一位英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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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时期，吐蕃的政治、文化力量向东发展，扩及青藏高原的东缘地区。在吐蕃及后来的藏人学者眼中，这一带的部落人群也是相当野蛮的异族。古藏文文书中记载青藏高原东缘各古代部族起源；许多文献作者皆认为，这些边缘部族与吐蕃诸部，都是最早的“四个或六个弟兄”之后裔；其中，一个“小弟或坏家族”被驱逐到东北边境地区，成为一些“原始部落”的先祖。2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于古藏人与古代中原人来说，青藏高原东缘的部落人群都是其“边缘族群或异族”。然而，藏地学者与汉地学者却分别以“弟兄祖先”与“英雄祖先”两种不同的历史叙事模式，来建构有关“异人群”来源的历史。这便是在本书中我所称的“历史心性”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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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历史心性”下，人们以同一模式建构“根基历史”，以规范理想中的族群关系与相关的资源共享、分配体系。羌族，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让我们认识“历史”的绝佳案例。流行在羌族村寨间的“弟兄祖先故事”，说明在人类资源竞争背景下，“历史”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同时“弟兄祖先故事”也告诉我们，“英雄祖先历史”并非是唯一的“历史”。它也告诉我们，不一定所有的人群都以“历史”来分别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老居民与新移民的后裔。在北川、理县等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弟兄祖先故事”中或出现这些弟兄的父亲，或提及弟兄们在汉人地理空间中的迁徙，或有了中国历史中的线性时间。更重要的是，它只是“家族”的历史，是一个大历史（中国历史）的小分支。于是，本地各“家族”的弟兄祖先来此有先后，并来自不同的地理空间；“历史”中的时间、空间区分，也强化了人群（家族）间的核心与边缘区分。这些微观研究案例，也鲜明地表现“汉化”如何借历史记忆（叙事）与相关文类、心性的改变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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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羌族的形成，在本土历史建构上主要还是“英雄祖先历史”的产物。20世纪上半叶端公经文中的英雄故事、一些“英雄游历记”或“英雄征程记”，似乎暗示我们一个由“弟兄祖先故事”或其他“历史”，转变为“英雄祖先历史”的过渡阶段的历史叙事。它可能是古华夏的《穆天子传》、蒙古族的《江格尔传》与康藏各族群的《格萨尔传》等英雄史诗的前身。借着由“英雄征程记”逐渐发展为“英雄祖先历史”，人类社会由孤立、平等的小区域社群，逐渐演变为中央化、阶序化的大型族群与政治体。无论如何，这些近代早期岷江上游本土知识分子以“英雄征程记”建构的“我族”想象，在并未完成之前，便为另一些“英雄祖先历史”的流传所阻断。在本地人心目中，大禹、周仓、樊梨花等“祖先”都可以作为一种“起源”，以说明本地人的族群本质。汉文字记忆的力量，汉文化的优势地位，都使他们认为大禹、周仓、樊梨花等英雄祖先真实可信。更具力量的是“典范羌族史”的完成与流传。从此，端公经文中的故事成为“宗教神话”，周仓、樊梨花等英雄祖先故事成为“乡野传说”。“典范历史”中的羌族，是炎帝之后，是被华夏英雄圣王“黄帝”打败的英雄之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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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与炎帝和大禹相比，1980年代以来羌族知识分子较热衷于从事以大禹为羌族祖先的历史文化建构。如同魏晋南北朝时期入居关中的羌人，攀附黄帝后裔为其祖源，而忽略中国史籍记载“羌为姜姓炎帝后”一样，古今“羌人”“羌族”知识分子都不愿意承认自身是“失败者”的后裔。即使承认本族是炎帝后裔，当今羌族知识分子还会更强调另一个古老的华夏记忆——《国语》中称炎、黄为弟兄。所以他们认为，羌族与汉族是兄弟；因炎帝在前，所以羌族还是大哥。在有关“大禹”出生地的历史争论中，本书的例子也说明“历史”如何在本族群中被争论，并成为争夺孰为本族群核心、孰为本族群边缘的符号资源（symbolic capitals）。在岷江上游与北川地区，大禹遗迹存在于作为本地汉人政治文化中心的各个旧县城附近，显示“大禹”曾是推动华夏边缘西移的历史符记。在近代羌族的民族化过程中，或者说，在本地较汉化的人群成为羌族的过程中，“大禹”被他们攀附为羌族祖先。由“大禹”之符号意义在此华夏边缘的变迁，也显示两千余年来此华夏边缘的变迁及其近代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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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本土历史建构，便是1980年代羌族知识分子对端公经文“羌戈大战”的再书写与诠释。首发其端的是汉人历史学者将“羌戈大战”视为一段真实历史的本土记忆残余——这便是羌人在西北被汉帝国打败而南迁的“历史”。羌族知识分子接受了这个“历史”。但他们更有意义的建构是：认为战胜戈人的英雄“阿爸白苟”有九子，这九兄弟被分派到各地区立寨，而成为当今以及想象中的羌族之由来。这个我族血缘与地理人群想象，也就是九弟兄及其所占居之地，包含了早期端公“英雄征历记”中的历史空间想象、当代语言学知识所提供的人群语言空间想象，以及当前民族知识与行政区划中的我族政治空间想象。这个例子一方面说明，这个版本的羌戈大战故事是“弟兄故事”与“英雄祖先”两种历史心性的混合产物。另一方面，它也说明了当前羌族知识分子心目中之羌族本质与理想中的羌族范围。更具意义的是，这样的我族建构，具体而微地反映近代“民族建构”的一重要特色——语言学、历史学与民族学（以及考古学、体质学），使得我族建构有了更多可资“运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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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与“历史”下的近代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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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时期，西进的华夏族群与文化边缘和东进的吐蕃或藏传佛教文化边缘，在青藏高原的东缘交会；这个历史，以及在此历史影响下华夏对异族的族群分类，所产生的各种“历史”与“文化”建构、展示与论述，造就了清末以来岷江上游与北川地区的族群认同体系。这便是在本书中我所介绍的“一截骂一截”的族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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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接触到的是“汉化”或“族群认同与变迁过程”的问题。羌族社会的历史民族志研究以及对相关“历史”与“文化”的人类学探索，为“汉化”或“汉民族起源”问题提供了具体、细致的例证。“汉化”并非是如许多学者所言，华夏如大海能容，“夷狄入于华夏则华夏之”的结果；“汉化”也不是百夷爱慕华夏文化所致。“汉化”的符记或过程，也不是借着习汉语、服中原衣冠或与华夏婚媾等语言、文化与血缘的改变来完成。由华夏边缘的历史以及近代岷江上游与北川土著的历史民族志看来，我认为“汉化”应被视为华夏起源与形成的一种重要方式。或者，描述此现象较有涵容性的名词应是“华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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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截骂一截”的族群体系告诉我们，首先，华夏化非但不是华夏认同的宽容性所致，相反地，是古代“华夏”对“蛮夷”的歧视推动整个“华夏化”过程。其次，更重要的是，“华夏化”过程并非发生在文化、社会身份可截然区分的“华夏”与“蛮夷”之间，而是发生在文化、生活习俗与社会身份皆十分近似的人群之间。在华夏化过程进行的地区，究竟谁是“汉人”，谁是非汉，事实上是相当模糊的。再次，除了政府力量的涉入外，邻近人群间、社会阶级间以及两性间的本地资源分配、分享体系，是“华夏化”认同变迁产生的主要背景。以下，我将更深入地解释这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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