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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结构性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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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学派都大大增进了我们对辛亥革命的理解。然而，不贬损革命者、改良主义精英与保守士绅（以及他们造就的奇怪组合）的成就，我们同样需要注意到，清王朝的制度基本上是自己崩溃的。当然，有一种来自外部的压力，帝国主义在中国创造出了悖论式的局面。第一个悖论是将“主权”这一西方的法律概念强加给中国，却又用强行订立条约的方式破坏着中国的主权。就中国人思考中外关系的方式而言，“条约”这一观念是陌生的。第二个悖论既否认中国的主权，它无法建立关税制度，甚或不能自己征集关税，它向许多西方国家支付数额巨大的赔款，外国警察力量存在于大多数城市，外国炮舰在各主要河道上巡行，然而在官方上，它又被当作一个主权国家（因为只有此类实体才能签署条约）且从未被殖民地化。这种异常情形能继续多久？1898年，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爵士警告说：“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出于政治需要或在博爱的名义下），有生命力的民族将逐渐侵占行将消亡者的领地。”[18]操作性假设是世界由两类民族组成。在整个18世纪，也即工业革命的效能在世界的贫富两方间制造出巨大的断裂之前，大部分西方人尊敬中国的文化与力量。到19世纪，两者都成了被蔑视的对象。在外国人看来，治外法权——外国人依其自身的法律由其领事加以审判——保证了他们在中国的权利。对中国人来说，在没有被全面殖民的情况下，它成了外国人背信弃义的最大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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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各通商口岸中，外国势力显著增强。通过每一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列强确保了中国对其中一国让与的权益也由其他各国均沾。此外，到19世纪90年代，一小部分中国领土已被殖民地化。香港以“永久让与”的名义割让给了英国，台湾则割让给了日本。不少非汉族的偏远边疆地区被列强分割：在西藏是英国，在琉球群岛则是日本。大部分主要城市——包括新兴的商业中心上海——的某一部分被“租借”给了列强。这些租界事实上成了微型殖民地，它们由当地外国人管理，最终决策权则在伦敦、华盛顿、东京或巴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所击败，这让分裂——“瓜分”中国——的危险迫在眉睫，“对特许权的争夺”使东北与山东分别成为俄、德两国的势力范围， 并增强了英、法两国在华中与华南的势力。列强间的竞争威胁着过去的非正式协议——如美国“门户开放”的建议所不切实际地希望的那样：让中国主体保持独立，但要对贸易与传教士保持开放。不过，门户开放本身更多是帝国主义间的松散合作，而非对中国主权独立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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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在这一体系下苟延残喘，民族主义者的愤怒则日甚一日。外国存在就根本而言是破坏性的，传教士成了村镇中的新权力中心，商人们孜孜不倦地追寻着关于中国市场的神话。中国是“东亚病夫”，西方的态度表现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以科学撑腰的种族主义，有权威生物学家宣称，亚洲人的肤色与脑容量均较低劣；另有权威哲学家则宣称，亚洲历史停滞于一个较为原始的阶段；大学历史系不教授亚洲史，因为亚洲人没有历史。在20世纪之交，种族与国家支配着的国际等级秩序视野广为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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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帝国体系也承受着来自内部的压力。讽刺性的是，清朝的压力与它的成功关系密切。经济在18世纪受益于国际贸易，长期的和平导致了人口的大幅增长，据粗略估算，在17世纪晚期，人口为一亿五千万；在1800年，增长至三亿；到1850年，则增长至四亿三千万。这使得成百万的人口缺乏足够的耕地养活自己。在18世纪，食物生产以及一般经济活动尚或多或少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更多的劳动力增加了收成，对湿地稻作尤其有利。最后的小片山地与边疆土地吸收着移民，边角地块则种植了来自新世界的作物——如玉米、甘薯与花生。但到了19世纪，土地的压力开始上升——暴力争斗的记录（世代定居的乡民与外来者，本地族群与移垦者，以及不同移民群体之间）惊人地增长，在规模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时达到顶点，起义结合族群对抗与反地主行动，席卷了整个华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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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清朝在外国的帮助下最后重新确立其统治时，政府结构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接下来不稳定的和平时期，求取功名与官职的人的自然增长与不变的科举录取额日渐冲突。由此，精英与民众整体都面对着社会变动机会下降的局面。确实，在太平天国运动后，出现了新的职业选择，除了经商，还有非正式的政府职位——地方官的幕僚。第三章讨论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来自这样的家族，如“新学堂”这样的新政机构最后聘用了许多老师。然而，受教育者数量过多，仍持续地挤压着此种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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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体系的另一问题是中国式的结构性腐败。腐败没有什么新鲜的，不过，在18世纪，随着政府支出的上升（由于中国社会复杂性的增加），正式预算却没有变化。县一级政府的很大一部分支出一直以来就“不在编制预算之内”，数量众多的地方官僚属——从税吏、书吏到衙役、看守与兵丁——的收入从不令人满意，他们因此依靠习惯性的规费与贿赂过活。在一个19世纪的县官看来，他从朝廷获得的俸禄与之前一样，应上缴朝廷的税额与之前相同或有所增加，但他的僚属与花费却在上升。尽管官方税额不应该上升，但地方政府效率低下，又有财政需求，促使在税收上压榨平民百姓。结果，在帝国的许多地方，实行的是一种有效的（即使在技术上并不合法）包税制。与统治者赐予商人收税特许的法国或印度不同，中国的包税更多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现象。完全非官方的包税人（通常是中下层士绅）并不竞价获取收税的权力，而是利用他们的法律特权与社会关系代替家户纳税，以此获取规费。作为回报，他们保护家户免于政府的进一步的索取。整个村庄可能用这种方式互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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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清朝的衰落，财政问题进一步恶化。19世纪90年代后，抗税显著增加，反映出地方共同体对中央政府需求的反抗。其领导者通常就是这些中下层士绅。不过，同时，在长江中下游中相对富裕的区域，恶化了局面的是那些同时向佃户收取地租与赋税的地主，佃户与政府则都受到了损害。在19世纪，由于中央政府面临着不少财政限制，军事陷于混乱，官方对公共设施——水坝、河堤、运河以及粮仓体系——疏于照看。这些问题对19世纪中叶的起义起了促进作用，甚至在中央政府恢复权力后仍处于放任自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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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历史学家观察到了权力从中央向各省的“转移”，但这并不是零和游戏。北京政府一直试图扩张自己的权力，且有时会获得成功。不过，总的来说，在中国，政治权力增大了，且更多是各式地方精英而非国家从中获利。虽然政府的功能比从前更深地扩展到了社会之中，但却并不一定在帝国政府的支持或控制之下。在一些城市中，商人们筹集基金做如消防之类的事，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长期性的趋势。[19]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为达成军事目标，清朝赋予各省与地方当局史无前例的征税权，以及为所在区域谋利的权利——这些权利它从未能完全收回。 为维持秩序，官僚体系被恢复，由地方支配的类似机构也同时增长。社会比之前更加军事化，混合商业与土地两方面利益的家族力图确保由他们控制地方团练。在清朝时期，野心勃勃的家族偶尔能让自己在县一级的权力影响到省一级，在辛亥革命后，甚至进一步取得了省一级的控制权。[20]在偏远内地与边疆地区，军事化特别明显，在经济核心区，则有另一种革新赋予了某些精英新的权力。当征收赋税与收取地租被合二为一时，地主就与帝国政府的警察权有了直接的联系。在太平天国起义被最终镇压下去后，在某些地区，为预防农民的骚乱，政府可能会限制地主盘剥。[21]中国精英并未完全忘记太平天国的教训，农村危机被推后了一代人，不过也只推后到世纪之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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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地方精英的权力与影响来自各种渠道。[22]许多世纪以来，精英的权力包括展示特定的生活方式、维持重要的社会网络（婚姻与友谊的模式），以及其他与功名没有直接联系的行为。甚至国家一级的显赫家族依靠的也并不是科举（至少不是每一代都依靠），而是私人经济事业（包括但并不限于土地占有）以及地方公共职责（例如协调建造与维护水利工程，或在动乱时期领导地方团练）。科举的成功依赖于经济与社会的成功，中国精英缺乏其他农业君主国精英所具有的许多力量（例如世袭爵位、可继承的财产或宫廷职位）。正如统治王朝依靠士绅，士绅也依靠国家以获得正当性。太平天国运动损害了皇室的威信，提出了长期被压制的满人统治者正当性的问题，促进了军事化，并迫使地方精英采用新的生存策略，这一切永久地削弱了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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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革命不可避免。士绅与省级官员仍保持着对朝廷的忠诚，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改革很有助于清政府恢复完整。对正在挑战它的社会势力，清廷将不可避免地无法压制、适应它，或与之达成和解，但这一点绝非显而易见。太平天国时期军事的去中央化为袁世凯领导的军事改革提供了先例，这一改革让他最后推翻了摇摇欲坠的清朝。不过，几乎到灭亡前夕，朝廷依然掌握着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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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纵使革命并非不可避免，但朝廷不断地受挫，它的“控制”反映的也不过是反对者的软弱。或者说，直到清廷灭亡之前，依然无法想到替代者。政府发现，任何提高自身效率的努力都会让某些支持者感到不满。以较宽的历史视野来看， 新政像是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一章，创设农工商部、度支部、民政部与学部，这一官制改革塑造了后来的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但清廷新政的直接影响则是削弱了政府。它试图将王朝与帝国体系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但却同时正当化了精英的抗议政治。皇帝对中国的象征与情感性权力由此衰弱了下去，在19世纪90年代仍能起作用的，在20世纪最初十年已为时过晚。在学堂中，传统的道德教本被西方化的课程所取代，地方的“议事会”与省谘议局正当化了之前被谴责为“结党”的士绅政治，甚至资政院也在1910年开会。而需要再说一次的是，君主制与士绅现实与象征联系中的关键一环——科举制，已于1905年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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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并不是简单地原地倒下，它还被强推着向前。满洲贵族与传统儒生面对着新的国族统一之梦，为了这一梦想，革命者们愿意去杀人或牺牲自己。起义与暗杀的高潮——从抢米骚乱到配有外国武器的反叛——标志着王朝的衰落。革命被以惊人的广泛合意提上了日程，这一合意发自19世纪90年代的激进派儒生，并扩展到20世纪的革命者那里。历史学家高慕轲（Michael Gasster）总结了其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清）政府由于自己的错误而被认为不合格，这个一致裁定所依据的原则则由革命者一直以来的努力所确立。这些原则既不完全清晰，也不完全前后一贯，捍卫它们的某些人也只是说说而已，自己就准备违反。但它们就是辛亥革命时中国所具有的最接近民族合意的东西。”[23]我们将在下一章考察这些原则，但首先，我们必须考察这一结构性崩溃所造成的气氛如何进一步有助于革命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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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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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中国主要城市间都铺设了电报线，如上海这样的港口甚至更早就直接与世界各地连接起来。为进行个人与商务通信，邮政服务也在扩展（甚至到了小镇一级），它也邮递报纸与杂志。尽管并不是所有印刷品都是革命或政治性的，但邮政局的数量提示了新出版物的重要性。在1908年，投递的期刊与书籍总计3600万份，这尚不包括地方自售的刊物，也并未标示出有多少人是共读一份印刷品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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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和团运动后，受传统教育且之前倾向保守的教员吴稚晖宣称他的新原则是永远支持人民反对君主制，支持学生反对老师，支持年轻一代反对老一代。吴稚晖既没有被逮捕，也没有被解雇，而仅是被劝去日本继续求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事件是发生在1903年的“《苏报》案”。作为充溢着反清情绪的全国性事件中较早的一个，它值得一提：其不仅仅是批评政府，而是要完全推倒这个王朝。为吸引民族主义学生，包括章炳麟、蔡元培与吴稚晖（从东京返回）在内的一群激进分子在上海成立了爱国学社与爱国女校。这些学校组织公共集会，开展对西方政治理论的讨论，进行学生武装训练。在这个时候，最开始为镇压义和团而来的俄国军队拒绝撤离东北，学生们呼吁清廷采取更多措施来保卫领土。而第四个关键人物——年轻的邹容也进入了爱国学社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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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也给《苏报》写稿——该报在1903年公开吁求革命。章炳麟把光绪帝叫做“小丑”，并用《苏报》做阵地抨击康有为的改良主义。可以理解，清廷想要处决这些人，足够讽刺的是，这些激进分子在公共租界内受英国法律保护。清廷邀请吴稚晖与蔡元培出席一个会议，试图将他们诱出租界，但没有成功。不过最终，英国人支配的工部局认为《苏报》至少犯了冒犯君主罪，给予了逮捕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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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激进分子事前曾接到过持同情态度的中方官员的警告。在激进分子与官方成员之间存在着个人纽带——孕育他们双方的士人世界并不大。至少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之间还有政治性的纽带：官员之中的改革派可能会认为激进分子的建议太极端，他们的反满主义也太过分，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仍感到自己的工作是推动政府向前，而非从事镇压。最终，吴稚晖与蔡元培逃到了欧洲，并进入了那里的大学，而章炳麟与邹容则一经确认他们将由英国人而非清廷拘押，就向上海租界当局自了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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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清朝当局要求由自己来拘押这两个人，或至少上海租界法庭能判处他们死刑。这导致了与英国当局长时间的法律交涉，因为后者认为他们自己的法律立场与原则受到了威胁。经过冗长（且公开）的磋商，这二人在上海会审公廨受审。尽管中国法官要求判处章炳麟与邹容无期徒刑，但二人最终都仅被判短期监禁。这整个事件有助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范围的扩展，在上海公共租界取得事实自治以及长期作为中国激进分子的孵化器与安全港的过程中，它也写下了自己的一章。更大且直接的重要性在于，中国公共舆论从此开始转向反清。纵使激进分子显得比较极端，但清廷让自己看起来残忍、无能且愚蠢。似乎清廷是在以抗议俄国侵略而非谋反为名控告诚挚（纵使单纯）的民众。在公共舆论的法庭上，清廷在两条战线（东北与上海）上都被宣判为软弱无能。邹容在狱中染病去世，成了烈士，而章炳麟则在1906年作为英雄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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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案不仅挫伤了清廷，而且显示出官员与激进分子共谋的迹象——虽然前者毫无疑问仍认为自己忠于政府的真正利益，而后者自身对抗议与革命间的精确界限也不甚了了。代际间的紧张与合作——保守的父亲与激进的儿子间的争斗，以及他们最终相互间的忠诚——构成了辛亥革命的部分故事，在宋教仁公开反叛政府后，地方官违反法律，保护这个年轻人一家免于迫害，此种现象并不仅是特殊纽带或中央政府软弱性的结果，它反映了日渐增强的革命气氛。这一气氛甚至感染了精英（尤其是那些认识到自己不能仅仅继承父辈立场与态度的年轻人）。年轻精英对革命理想、努力与组织都是关键性的，他们自然会利用自己的个人纽带保护自己与运动本身；同时，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保守精英也已对现状失去了信心，部分地失去了勇气。事实上，若没有这一点，革命就无法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试图将中国革命者与资产阶级的出现联系起来，但这种简单化做法并不成功。一些革命者来自富裕的传统士绅家族，更多的来自过去出过官员、现在也并未衰落的家族。不管哪种情况，他们都继承了一种儒家式的救世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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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产生自普遍革命气氛的征候并非中国特有，沙皇俄国在其同样折磨人的垂死挣扎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气氛。在俄国的例子中，捕捉到它的是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纵使是持批评态度），革命气氛的概念不仅包括保守者与中立者的困惑，也包括极端的千禧年期望突然间似乎变得现实了，或至少是可能了。在康有为幻想的乌托邦世界中，没有家庭、政府、国家以及其他诸如此类对人类潜能的限制，尽管他本人试图将这一幻想隐藏起来，但它却变得越来越流行。革命者经常设想说，一旦满人被推翻，汉人将迅速让事情各就各位，一切都会好的。对一小伙儿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进化”与其说是为群体生存而进行的盲目斗争，不如说是指向真正文明的有序路径。[25]斗争将被引导，只朝向普遍目的，使人类能自由而平等地生存。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扩展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概念——生物进化与文化进步首先是通过合作机制获得，群体（种群）是作为整体而非通过群内竞争演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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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共产主义信仰的假设性基础是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已为时不远。在《苏报》事件后的那些年中，出于相当不同的视野，刘师培与吴稚晖都赞同旧秩序必须被一种基于自然正义的无国家制度所取代。刘师培认为中国传统中的一大部分——如道家学说以及可见于儒家学说中的针对政府的“无为而治”态度——与无政府主义可以兼容，而吴稚晖则只信仰一个科学化的未来。不过，他们二人都倾心于一种革命：它以推翻满人统治为开始，接着继续前进，完全废除国家机构。因此，反满革命将不是产生一个新政府，而是产生自愿结合的社团。接着，中国人民将以共同行动摆脱帝国主义。事实上，就发展出农民担当主要角色的革命理论而言，刘师培可算是中国的第一人。他预示了共产主义者随后的洞见，教导了一个简单的民粹主义信息——被压迫者要站起来了。在帝国主义问题上，刘师培也预见到了列宁主义式的命题：殖民地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会在母国引发如此大的压力，以至于西方将面临国内革命。他还呼吁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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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政治性短文，对新革命气氛的关键表达来自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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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汉族认同、报纸与其他新式公共媒介以及实际上的“人民”自身都是在清朝最后那些年中出现的。中国传统文学创造出了许多精彩的散文体小说，但是这一文类被认为低于诗歌或论说文（后两者是科举考试的项目）。 此时，晚清知识分子突然发现了散文体小说的美学与社会价值，这不可能是个巧合。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展现了小说与民族间的联系——两者都依赖于想象性连接、线性同质时间与有界空间。小说中的人物们可能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却共享着相同的社会世界，并经历着共同的时间周期。与小说所展示的“历时穿越同质、空洞时间的社会学有机体”相同，民族被想象为穿越历史的共同体。[26]比起那些更加渊雅的文学形式，小说还提供了一条接触更大规模受众的途径。相比文言文，白话文与汉语口语更为接近，而又能避免地域与方言造成的混乱，因此为国族统一创造了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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