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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170669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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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性、民族主义与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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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知识分子就对1927年蒋介石暴力毁灭国民革命深感沮丧。正如思想史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所指出的：“此时每个人都将历史经验为个人的挫败，每个人都将他或她的恐惧看作个体软弱性的标志，这种软弱性又因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缺陷而雪上加霜。”[33]不过，他们逐渐在公共领域重新发声，在为白色恐怖受害者辩护时，也学会了不让自己为恐怖所压倒。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法动员起来反抗对成千上万的无名工人与共产党人的残害，不过当自己认识的某个作家、教员与学生遭到逮捕与暗杀时，他们确实进行了抗议。大学与人权组织再次成了反对南京政权的节点。1932年，陈独秀被捕，该案轰动一时，甚至坚定的反共人士也为他奔走辩护。他的辩护律师是章士钊，后者在辛亥革命期间自誓弃绝自己先前的激进主义，并成了批评五四运动的保守主义者。傅斯年先前曾是学生领袖，此时刚刚加入国民党，他将陈独秀与“自由精神本身”联系在一起。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却继续与狱中的陈独秀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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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试图建立审查制度。然而，自晚清以来，娱乐与观念的大众市场在发展中，几乎无法关闭，也很难控制。讽刺性的是，上海的外国租界一直作为相对的智识自由的大本营而存在。日报带有文化专栏，艺术界名人为期刊写短篇文章。严肃期刊与左翼文学也确实有卖。知识分子因此在通俗文化中有了位置。学术机构（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革新与保守两方的基督教学校也包括在内）也在继续发展，大学教育与留学仍大致局限于一小部分精英之内，不过，省立中学与师范学校多少也加宽了教育的基底。大学毕业生可以在政府部门、教育、新闻与商业等领域找到工作，不过，失业与不充分就业仍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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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权坚持对教育施以某些控制，学校则受制于所谓的“党化”。不过，学生与教师极少受制于此类政治测试。1930年，新的审查法令赋予政府撤销邮政权限以及关闭杂志的权力。然而，此类审查似乎相当没有效率，至少无法压制坚定的声音。国民党甚至求助于暗杀与绑架，却仍不足以有完全的威慑力。政府遭受着两个世界中最坏部分的折磨。它明目张胆的独裁主义本身就足以招致足够多的反对，令潜在的支持者幻灭，且最终让自身正当性成疑，而它的警政又效率不足，无法压制异见。不过，国民党牢固地控制着城市工人，知识分子以及特别是不断增加的学生社群仍保持着相对的自由。共产党人仍受制于抓捕，不过，非共产党的批评则通常会被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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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被批评的主要理由有二：相对较小的一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学生与城市专业人士指责它拖延民主且侵犯人权，民族主义情绪日益增长的人们（尤其是学生）则指责它无法有效抵抗日本侵略。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群体是互相重叠的，其中哪一个也不是共产党人的工具。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人确实在动员学生抗争中发挥着作用，但是，因为不情愿与非共产党群体合作，党的影响受到了限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学生都代表着城市的公共舆论。尽管孙文主义的承诺在南京政权的对外公关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该政权的正当性并不直接基于计划建立民主。然而，对国民党人的事业来说，让中国强大而统一的承诺则是核心性的。面对这一标尺，该政权的作为则显得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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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政权同样惧怕那些人权批评家，且有时试图让他们保持沉默。[34]1929年，南京政府宣布，国民党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限制集会、结社、言论与出版自由”。这激怒了胡适，他写了一篇尖锐的批评，指出无法信任政府能自己监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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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抱怨说，政府决定法律的界限在哪里，而假如官员侵犯了人权，却没有机构来检察他们。胡适继续说，政府实际上表现得好像自己在法律之上，甚至国民党也是如此（这更为危险）。胡适以白色恐怖中的恣意逮捕为例，质问是否有谁不会有被贴上共产党人标签的危险。胡适不是反对孙文主义的“训政”观念，而是反对没有法律，他赞成稳健的立宪主义，这与一代人之前梁启超的观念相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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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知识分子则为人权在中国搭建起了更为哲学化的平台，这些人中最有名的或许是罗隆基（1896—1965）。五四运动时，罗隆基是北平清华学校一名政治上活跃的学生，他随后在威斯康星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求学，以中国最著名的费边社会主义者而为人所知，鼓吹政府专业化或简言之——专家治国。他对南京政权的无效率与意识形态狂热感到失望，强烈赞成自由主义而非威权主义式的专家治国，强调公民权不仅对个人而且对社群良好运转也有着同等的重要性。他抱怨说：“谈谈宪法，算是‘反动’；谈谈人权，算是‘人妖’。”[35]罗隆基将该政权的无能与腐败归咎于对民主的压制。他在1930年曾短暂被捕入狱，自由主义者的杂志也被停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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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胡适与罗隆基——新文化运动潮流的产儿——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将这些看作反动趋势，因而批评南京政权。这并不仅仅是说孙中山的训政观念违背了独裁统治欲，而且也是说整个新传统主义方式都（自然地）被用来施加专制措施。胡适争辩说，该政权试图向国人施加的意识形态规训带有旧日皇帝支持儒家学说的味道，他指出：“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他将问题的根源追溯到国民党“极端的民族主义”，这种保守的意识形态“起来了一些保守的理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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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开进行的民主与独裁论战中，南京政权的辩护者争辩说，日本入侵已使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因此需要威权措施。然而，甚至南京独裁政体的支持者通常也希望该政权能对批评与改革表现得更为开放。尽管受法西斯主义吸引，尽管许多人主张独裁是建立更强大国家的必要阶段，但很少有人会认为独裁政体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抱持民主思想的批评者（包括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人）则更进一步，他们现在否定那个老生常谈式的主张——中国人没有为民主做好准备。他们问道：纵使中国人没有为民主做好准备，但是，独裁能够提供他们需要的“训导”吗？难道一党统治不会造就出既得利益者，从而永远不会分享权力吗？民主的典范应当来自何方？更尖锐的是，受旧式官僚与军阀支配的国民党有能力培育民主吗？1932年，罗隆基主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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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亦主张“还政于民”。三年前反对党治，或者是偏重意气，或者是偏重感情。三年来党治的成绩，目前南京无政府的情况，一一都在我们的眼前。就事论事，主张继续党治的根据在哪里？[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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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更根本的是，民主人士争辩道，要拥有民主，办法就是去拥有民主。换句话说，宪政程序必须立即被建立起来。民主与允许精英知识分子提建议的独裁统治无关，而与让人民投票选举有关。胡适竟至于主张民主是“幼稚园的政治”，是适合于后发展国家的制度。反过来，独裁需要高度训练的专才，因此代表着更先进的政体形式。他主张说，民主并不需要大的才能，倒会训练平常人来参与政治。批评者很快就指出了这一论点的缺陷所在。民主人士感到，认为独裁“更先进”是有悖情理的。胡适的论点同样忽视了运转中的民主制度有着深深的历史根源——他忽略了任何政治制度都需要专才，且对学识有限、目不识丁的民众能选出贤能的代表一事太过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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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胡适的论点是基于若干条非常强有力的预设。第一，甚至对政治理论的精细要点一无所知的民众也有“常识”，而这常识为地方民主提供了有益的基础。所有人（不只是精英）都有权以对自己有意义的方式规整其人生。第二，政治参与是训练民众进一步参与政治的唯一途径。第三，这样做的话，“政治权威的基础”将得到扩展。胡适承诺说，既然政府以符合多数民众意愿的方式行动，这实际上就将增进而非减损它的权力。第四，比起威权体制，民主体制会将民族更牢靠地团结起来，因为它会在地方与中央、底层群众与顶层精英以及不同地区之间建立起纽带。这一论据从团结全民的角度给出，来源于19世纪对议会的最初吁求之中。不过，胡适宣称的可不是皇帝只需倾听百姓的声音，他坚持说，百姓有通过投票箱向政府说“是”或“否”的权利。第五，民主人士争辩说，只有选举人责任制才能迫使政府遏制腐败、提高办事效率且推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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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据最后对南京政权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思想史家贾祖麟（Jerome Grieder）指出，“自由主义者的困境”在于他们没有能力获得中国的政治与社会资源。将自由主义理念转化为日常行为需要一致的社会期望以及互相之间的信任。“这种一致是对热望与决心语汇的共享，就日常经验而论，它无法强加，也无法在生活方式距离甚远的人之间发展出来。”中国民主人士不知道怎么去接触群众，也不知道如何去创造空间，以让民主政治来正当化自由主义价值。[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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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京政权来说，更为紧迫的关切是爱国主义的批评。1928年6月，关东军军官暗杀了军阀张作霖，希望使东北陷入混乱，以让日本军队插手。东京当局对此并不支持，事实上就结果而言，讽刺性的是，暗杀张作霖可能倒有助于蒋介石控制北方军阀。张学良掌控住了其父的军队，12月，他与国民党结盟；然而，与驻扎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的紧张已无法继续遏制。1931年9月，日本军官炸毁了奉天（今沈阳）城外中国兵营附近的一段铁路，挑起小规模冲突，接着以此正当化他们对整个东北的占领。“柳条湖事件”引发了对日本的国际性谴责，不过并没有与之相伴的行动。东京的日本文职领导人再次不支持这一行动，然而，中国军队对关东军实行不抵抗政策，因此，关东军军官得以在1932年建立起一个傀儡政府，宣称“满洲国”是独立国家。纵使现代化的关东军只有11000人（包括预备役军人在内），张学良超过20万的军队可能还是无法击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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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的举动无疑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怒火。上海的抵制日货运动与反日罢工引起学生游行与反国民党骚乱，共产党人也重新现身。[39]令国人震惊的并不是失败，而是完全的不抵抗。蒋介石也支持不抵抗政策。他指出中国比日本要弱得多，要求首先彻底统一国家。共产党人是“心腹之患”，日本人不过是“疥癣之疾”。蒋介石的决定同样受到了国内军事政治的战略现实的促发。他派遣张学良去平息以冯玉祥与阎锡山为首的叛乱。此时，一半东北军在长城以南。假使他让这些军队返回东北，他就要冒叛乱再起的危险。况且看到张学良失去东北地盘，蒋介石并不一定会不高兴。通过批判蒋介石消极抗日，共产党人获得了巨大的宣传优势，他们提出建立第二次合作以抵抗日本。蒋介石担心会与日本发生更大的战争，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种“绥靖政策”严重削弱了南京政权的正当性。再者，纵使日本不过是疥癣之疾，但是丢失东北依然让国民党政府失去了15％的关税收入。假使对日本侵略的抵抗再强些的话，日本胜利的代价也会更高昂。那么，虽然在东北发生某种爆炸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东京政府也许能够约束住关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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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七 日本入侵（1931—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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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2年，日本已巩固了对东北的控制。在20世纪30年代，它继续渗入华北。日军入侵西北乃至蒙古，不过，比起它对长城以南的侵略，前者的政治敏感度要低一些。1932年，日本轰炸上海华界。1933年，《塘沽停战协定》签署，目的是稳定局势，蒋介石愿意非正式承认的不仅有日本对东北的控制，还有它在热河与察哈尔的利益（包括军事基地）。然而，这一停战线被证明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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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感谢“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地理信息科学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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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削弱了学生运动的斗志，加剧了它的派系冲突。不过，学生仍可算是异见的蓄水池。南京政权尝试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并笼统地给人一种战争迫在眉睫的印象。事情并不是这样。学生再一次带头组织抵制日货、日企罢工以及街头游行与集会，其中某些运动吸引了超过10万名市民。约3万名日本人居住于上海，抵制日货与罢工对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的日资贸易都影响巨大。到1931年10月，日本向南京政府发出威胁，据传日本人计划入侵上海。随着日本逐步占领东北全境，学生示威游行从上海扩展向南京。学生开始与自己的政府对峙。上海同乡会以及某些工会站在学生一边。在南京，学生向据传亲日的外交部部长家行进，并把他痛打了一顿，相当像五四学生在1919年痛打“卖国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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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该年12月，国民党暴徒袭击学生活动分子，学生则攻击警方。上海市市长辞职，到了该月底，蒋介石自己也暂时辞职。国民党党部被捣毁。政府控制的工会则恐吓学生。反日骚动继续着，不过，并没有引起五四运动或五卅运动式的总罢工。到次年1月，学生运动逐渐停歇。 但在1932年1月18日，五个日本和尚遭到一伙中国暴徒的袭击，其中一人被杀死。实际上，这一袭击是日本军方自己煽起的，他们急于要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东北引开，且对抵制日货运动感到愤怒。随后，日本总领事提出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上海政府彻底平息反日运动。虽然市长接受了日本的条件，但日本人却已开始行动。战斗在该月底爆发，从附近航空母舰起飞的日本飞机轰炸了这座城市。2月份，日本人投入增援部队，在此之前，中国军队努力守住了上海华界的北部——闸北（该地正好在公共租界的北边）。空袭彻底摧毁了闸北，23万难民逃入公共租界。战事持续到3月初，此后，中国军队后撤，日本则宣布单方面停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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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伤亡4000人，中方付出的代价则为伤亡14000人——不过，他们已证明了自己能够战斗。公共舆论振奋不已。然而，南京政府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政策。日本则继续通过其东北新基地侵略华北。1935年末，当日本将华北大片区域变为“自治地带”（实际上是小型傀儡政权）的计划曝光后，学生再次大规模走上街头。该年12月，冀东被置于一个“防共自治委员会”的管理下，12月9日，成千上万的学生走上北平（原来的北京，仍是一个高等教育中心）街头。天气寒冷，滴水成冰，警察用消防水枪向他们喷水，殴打他们，并逮捕了许多示威者。这触发了“一二·九”运动，在几周之内，上海、广州、南京、武汉以及其他城市都有学生游行示威。尽管学生以爱国主义的名义向所有市民（甚至包括警察）呼吁支持，但从一开始，该运动就有着反政府的一面。在某些城市中，蓝衣社行动分子设法控制住了示威游行，并将其转变为支持国民党领导的统一仪式，然而在北平、天津与上海则有真正的对抗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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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31年的学生运动尽管场面激烈，但却未能改变南京政府的政策，那么1935年至1936年的“一二·九”运动则助长了对“绥靖”的全国性不满。到1936年末，建立统一战线、以军事抵抗日本进一步索求的计划已经就位。与此同时，在国共两党间，学生抗议者与知识分子批评家创造出了新的政治空间。虽然这从来不是个宽阔或舒适的空间，但它为那些对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都感到不满的人提供了避难所。20世纪40年代，这一民主抗日中心演变成中国政治中的“第三势力”。其中一些代表性人物是像哲学家张君劢这样的人——他从来就不相信国民革命。另一些则是像施存统这样的激进活动分子——他曾信仰过共产主义且加入统一战线，但却对中国共产党以及蒋介石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感到幻灭。[40]两个人都曾差点被捕。张君劢仍致力于民主社会主义，施存统则转变为不再与中国共产党有任何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这些人将为构建战时的政治文化做出贡献，直到20世纪50年代。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代表的是异见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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