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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170669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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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存：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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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至1928年，国民党进行了清党，大批中国共产党人遭到杀害。之后，共产党又进行了三四年的党内斗争，才得出一套首尾连贯的政策。最终，党采用了三条相互关联的策略：借助农民的怒火，创建遵循游击战术的军队，以及建立根据地（“苏区”）。最成功的苏区领导者是毛泽东，不过，他并不是党的高层领导的一员，且这些策略是他同时顶着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与共产党内的批判发展起来的。即使在国共合作已经无可挽回地破裂后，共产党领袖仍很难明白他们组织城市工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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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领导层对白色恐怖的回应是无效的，这也可以理解。他们对现实了解非常有限，却不得不迅速应变。终归，党生存的关键并不在党的总部，而是在田野上。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共产党人最明智的策略是转入地下与撤退到国民党势力不及的地区。然而，如我们已指出过的，斯大林依然需要宣称在中国取得了胜利，以证明他对国际共运的领导是正确的。因此，共产国际命令发动起义。某些中国共产党人也期望着貌似徒劳的起义会引燃更广泛的革命。实际上，这仅仅导致了对共产党员与工人进一步的大屠杀。最后，尽管正是陈独秀推行了托洛茨基所反对的与国民党的联合，他仍被当作一名“托派分子”而开除出党。1926年，在国民革命达到最高潮时，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批评说不应试图限制工人与农民的行动。他建议说，即使国民党反对，共产党人也应支持那些最激进的工农运动。另一个讽刺性的反转在于，这似乎正是斯大林在1927年夏秋所决定要做的事，然而，已经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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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文学批评家瞿秋白被指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新领袖。他激进地预计说，对国民党的胜利即将到来。该年末，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在广州发动。共产党士兵与工人设法夺取了城市，宣布建立“苏维埃”，随后撤退，前后不过60个小时。接下来是广州持续五天的白色恐怖，约6000人被屠杀。对与苏维埃有关的人的搜捕、刑讯以及处决持续了两年之久。[12]起义的时间是设定好的，以与在莫斯科所举行的关键会议相一致。它也是一段时间以来所创造的地方革命能量的爆发。可能有两万名工人为苏维埃而战，只占广州人口的一小部分，但用邓中夏的话说：“这不能说不是群众，或者可说太少了一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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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表明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走到了尽头。至于托洛茨基主义，作为反对派，托洛茨基本人在1928年被流放，并开始倾向于更为民主主义的革命手段。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结合的效果同样吸引着陈独秀，因此最后，他确实成了一名托派分子。中国的托派小团体参与了20世纪50年代对中国共产党的“官僚腐化”的批评。[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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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白色恐怖后，出现了十多个小苏区。作为农村根据地，它们存在于互相争斗的军阀间的缝隙中，通常位于各省多山的交界地区——传统上的真空地带。这些地方最为偏远，地势也最为崎岖，长久以来就是土匪逃避王朝军队追捕的地方。约有300个县（总共1800个县）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共产党人的影响，不过，绝大部分人口仍然是“白色的”。共产党领导层颇有几分道理地担心，农村苏区会威胁到共产主义运动的无产阶级（或城市工人阶级）属性——他们可能会变质为纯粹的土匪。然而，党已别无选择，只能支持乡村激进行动主义（至少，在重建起与工人的联系前，可以作为暂时的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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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若是要重建的话，就必须在中国社会中找到新的根基——必须从城市与城市工人转向乡村与农民。这完成得磕磕绊绊。对共产党人来说，幸运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需要去注意那些更强大的对手。即使在巩固了南京政权之后，蒋介石也无法动用他最为精良的军队来对付苏区。相反，他试图利用名义上在他领导之下的军阀，希望军阀与共产党人两败俱伤。然而，前者的军队可不是最有效的战斗者，而这一策略则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些喘息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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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的白色恐怖袭击之后，共产党员数量又缓慢增加。农民与士兵党员开始被吸收进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面积不小的中央苏区建立了起来。在接下来的20年中，随着环境的变化，共产党员数量一直起起伏伏。下面的估算数据（表14.1）显示了共产党的发展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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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1 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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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共合作并未赋予农村组织工作太高的优先级，但真正建立起来的农村组织都受共产党人的支配。在国共合作之下，毛泽东自己就曾短暂地在这一领域中工作。也正是以这一经验为基础，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白色恐怖中转向农民寻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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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中国的第一批苏区在广东沿海建立，基础是彭湃于1922年在海陆丰创建的旧农民协会。[14]不过，它们是偏远而孤立的，为人力与军力都占压倒性优势的“白”区所包围。共产党领袖想要撤退，但当地人想要有人来保卫他们的革命所得。自然，系于自家土地之上、现在又投身革命的农民并不希望他们唯一的保护者一走了之。在1927年剩下的时间里，尽管县城已驻扎了反共军队，但苏维埃政府仍保持着对乡村的控制。两方都不觉得已强大到能将对方消灭（并承受一旦这么做所带来的严重伤亡），因此，僵局持续着。根据彭湃后来的分析，农民依附于农会，且在保卫本村时表现非常好，然而，他们对共产党的忠诚既微小又抽象，在进攻方面也起不到什么作用。该年9月，在政府军内一次暴动的帮助下，共产党人得以占领几个大一点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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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彭湃所期望的外来援助从未实现。广州起义于1927年12月失败，之后，掌控广东的国民党盟友准备转而对付苏区。次年2月末，一万名装备良好的士兵径直侵入了“红”区，占领市镇，逐渐扼杀共产党农村根据地的中心区。事后回想可以看出，在战略上，海陆丰并不是理想之地，它们太靠近城市中心区，地势不够崎岖，无法为游击队提供隐蔽处，且还易于受到外国压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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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早些时候（此时，国民革命似乎仍完全以国共合作为准绳），毛泽东对家乡湖南省的农民协会进行了一次考察。他的报告与上层政策不一致，在党内受到压制。毛泽东并不因为担心与国民党疏远而批评农民“过激”，而是赞扬他们。他发现农民——尤其是“贫农”——是中国革命的先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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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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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热情并没有得到响应支持。上升中的风暴更像是一场到处着陆的小龙卷风，而非刮倒面前一切的台风。他还发现贫农无法自己发动革命。然而，毛泽东的直觉是精准的。农民不仅仅是临时组成的突击队。假如能被发动起来要求土地，那么，他们就会推翻反映财富与权力不平等的整个乡村“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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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毛泽东出生于一个家境日渐发达的农民家庭中。最初，他的父亲比较穷，不过，最后有了约22亩（3英亩~4英亩）田，成了后来所说的“富农”——从事谷物运输，且雇着一名长工。[16]毛泽东被送到村里的小学堂，他亲眼看到了当地的食物短缺与农民暴动。“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17]在16岁时，毛泽东离家上了一所“新学堂”，他是里面最穷的学生之一。在这里，他读到了康有为与梁启超的作品。不久之后，他被长沙（湖南省会）的一所中学录取，在这里，他虽然排斥古书古文课程，却学会了它们中的绝大部分。辛亥革命时，毛泽东暂时离校，加入了革命武装，并于此时第一次在报上读到了有关社会主义的内容。随后一段时期，他进行了短暂而紧张的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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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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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少年，毛泽东在智识与政治上变得很活跃。在家里的压力下，他放弃了自修，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他于1918年毕业，打下了牢固的西方化课业的基础，并对发自北京的新文化运动保持着高度的关注。毛泽东也开始在致力于新文化原则的学生社团与学会中运用自己巨大的组织才能。他回忆道：“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19]作为标准的“新青年”，毛泽东随后来到了北京。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他找了一份工作。在这里，他被许多新文化运动领袖所忽视，显然，这在当时令他怨愤不已，并或许影响到了他后来的知识分子政策。不过，他同样对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五四运动时期，他与自己的朋友蔡和森一起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此时，他返回了湖南，在激进分子圈子中有了名气。他成了师范附小的校长，这一职位有些特权。他的几篇文章发表在了五四运动的刊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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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毛泽东说，他皈信马克思主义是在1920年，是出于自己在长沙组织工人的经验、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进一步阅读以及对进行中的苏俄革命的兴趣。1921年，作为湖南代表，毛泽东出席了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1923年来到上海，专职为国共合作工作。对毛泽东来说，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意味着什么呢？他接受了国共合作原则——中国人民进行阶级间联合以反对军阀主义与帝国主义，也同意共产党人所强调的要为阶级斗争而组织农民与工人。尽管对政治有着特别的兴趣，但在很多方面，他仍是一位标准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地方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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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在白色恐怖过程中，毛泽东以及其他共产党人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及只靠群众运动无法确保胜利。在8月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上，毛泽东还利用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指责，以增强他自我辩白式的批评：为什么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被忽视了？“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20]他被指派去领导湖南当地农民进攻长沙。一旦成功，工农军队接着就可以与广东苏维埃（彭湃正将其聚合起来）取得联系。然而，像其他地方那样，湖南的形势已经不利于共产党人，夺取长沙的努力是徒劳的，只是损失了更多的人员与支持力量。之后，毛泽东竭尽所能，抵制以城市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对未来的所有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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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7年晚些时候，像其他处在他的位置上的人那样，毛泽东只能从国民党军队那里逃开。他首先去了井冈山——位于长沙南面200公里、湖南与江西边界处的偏远山脉。在那里，毛泽东汇合了带领着一小群士兵的军人朱德，以及带领着自己部队的国民党起义军官彭德怀。他们收编当地的游民武装，建立起一支新的“红军”，且开始尝试使农民信仰共产主义。不过，他们的第一任务只是在遥远的乡间生存下来。这里地方偏远，政府影响微弱，到处都是游民武装，共产党人则在其中找到了安身之处。但明智的联姻几乎没有以地势为基础的。许多游民武装抵制纪律，不过，若使游民武装能被“改造”得接受纪律，他们就可以成为勇敢且吃苦耐劳的好士兵。毕竟，他们来自农民阶级而非地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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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生命的最后时期，蒋介石仍坚持要把共产党一般性地辱称为“匪”。井冈山根据地取得了一些成功，某些农民开始相信肯定有个“朱毛”存在——分给他们土地，并注定将得天命。不过，毛泽东并不是唯一一个与游民武装打交道的共产党人，党也有理由担心游民武装将改变共产党人而非相反。毕竟，两者都利用穷人进行武装反抗。不过，游民武装靠流动逃避追捕，乡间的共产党人需要的则是稳定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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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毛泽东带领红军向东，到了江西与福建交界的瑞金镇附近的山区。尽管仍很偏远，不过，这里的条件要略宜人些。这成了中央苏区——不是避难的巢穴，而是个运转中的政府。正是在中央苏区，共产党“经验到了”一种使其得以生存的政策组合：以农民为基础进行游击战争，通过土地改革获得民众支持，军队武装职业化，以及自愿无限期地将城市抛给“反革命”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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