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04602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1706702211]

1706704603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分解和重组：自然经济的变迁与变迁中的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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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0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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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07 二千多年来的中国社会立基于一种绵长而古老的农业经济，构成其间之主体和骨架的始终是满坑满谷而又离披分散的小农经济。在这种经济里，每个个体小农都以各色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为存在方式和延续方式，而后是遍天下的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之中。元代以后植棉渐广，纺织遂成生计中的大端，明季《天工开物》遂有“织机十室必有”之说。至19世纪前期，由此产出的东西虽部分已入市场，而大半依然在用于自给。因此，当时人和后来人概括言之，多称作“男耕女织”，以描述其根脉仍在自然经济范围之内的本来面目。而用织事总括家庭手工业，则纺与织在19世纪中国家庭手工业里的独重也因之显然可见。然而五口通商之后西人携棉纺织品为洋货之大宗滔滔而来。于是以手工对机制，在中外贸易的过程中中国人的纺和织便不得不先受冲击而先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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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09 产业革命开始于英国，英国的产业革命又以棉纺织业中的机器生产为起端和重心。由此获得的是一种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因此，英国人与中国通商之初，最为乐观和最用心思的都是在把自己的纺织品运入中国市场。其间以西方人的尺度推断中国人的需求，曾有过“倾兰开厦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它（中国）一省的衣料”[1]那样漫无边际的乐观和一厢情愿的遐想。然而，彼时真实的中国市场其实远在他们的遐想之外。在漫长的岁月和一代承接一代之后，对于万千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来说，耕与织之不可分剥地连在一起已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而且是一种生存状态。与西方人的尺度比，这种生产方式和生存状态里自有另外一种尺度。同治八年（1869）宁波的《海关贸易报告》说：“农民自己种棉花，或以自己田地里的生产物交换棉花，自己做成简单的织布机，梳棉、纺纱全都自己动手，除了家庭成员的帮助之外，不要其他帮助，就把棉花织成布。”在“满足自己的需要”之后，其“剩余”部分则“以较棉花略高的价格”卖给“邻近城镇的工匠和店主”。在当日的西文记述里，江苏、福建、湖北、四川、直隶、山东和东北都与之相类似。至光绪七年（1881），英国驻九江领事的《商务报告》说的更具体一点：“一个普通农民的生产工具不过是一头水牛、一具木犁、一把耙和几把鹤嘴锄和锄”，他们“用这些东西耕种着一英亩或半英亩的土地”，并“靠这些东西过生活”而常苦匮乏，“几乎没有见过银元”。与农业经济中的这一面相依连的，是农民“自己栽种棉花，家庭里的妇女们把棉花纺织成布。他们的衣服要穿到破烂为止，而这种家织的布又非常耐穿：一件衣服，经过补缀，可以穿上三、四年”。[2]前一段文字说的是由“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使“农民用他们粗糙的手工织布机能够生产出比西方用一切机器生产的都更便宜更耐用的布疋”。[3]后一段文字说的是中国农民因其普遍的贫困而导致普遍地缺乏购买力。对于当时的中外贸易来说，两者都会成为“中国人得以不依赖外国的供给的主要原因”。[4]因此，在英国商人用兰开厦出产的棉布预想中国市场盛况的三十多年之后，英国驻华领事官报告各个口岸的商务，却常常在申说“中国对英国洋布的消费不能达到”英国人“预期的程度”，并有称之为“值得注意的悲惨事实”者。[5]这种用机器制造出来的英国“洋布”摆在中国市场里卖得不好，说明了中国人口中的极大多数仍然在穿手织的土布。对于前者来说，后者是一种抵拒，而在土布抵拒洋布的背后，则是历时千年而由万千人组成的小农经济在冲击之下直接显现的韧性与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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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11 小农经济的韧性与固性，使西方人的商品在中国人耕与织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面前一时滞阻。然而一时滞阻之后，中西之间的通商仍然在带来西洋商品不停的冲击和深入的冲击。它们始终是进取和主动的一方，而它们持以进取和主动的优势则常常在价格一面。而卖出与买入之间，价格的冲击是一种真正的冲击，因此，在这种周而复始，了无穷期的漫长过程里，滞阻了洋布的家庭纺织业同时也不能不在冲击之下发生变化，一步一步地成为一种不得不应时而变的东西。同治间《番禺县志》说：“邑中女红以纺织为业，近洋纱自外国至，质松价贱，末俗趋利，以充土纱，遂多失业矣。”[6]这段文字记述了当日织事的变化先起于纺纱的事实，而其间的因果则是以“价贱”对应“趋利”，促成变化的正是价格。随后，是织事与农耕尚未分离，而家庭纺织手工业里自身旧有的结构已在逐渐分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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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13 西人的机制棉纺织品运入中国之前，在中国人的手工纺织业中，由棉成纱和由纱成布虽然分作两段，却都同在一个过程之中而以前后连接为常态。[7]这种在历史中沿续下来的纺与织的合一，显然是自然经济的本有之义。但以中国地域之广袤和出产之不同，其经济地理一直有植棉区和非植棉区之分。前一种地方的农户纺纱，用的是自己种出来的棉花；后一种地方的农户纺纱，则须先买远处贩运过来的棉花为原料。就家庭纺织业之由棉成纱这一段而言，其自然经济的程度已是不能完全相同。这种不同的自然经济程度构成手工纺织不同的投入和产出，会使原本买了棉花来纺纱的那些地方更容易接受外国运入的洋纱。光绪中期宜昌口岸的记载说：“川省购办洋棉纱者，异常踊跃。计由汉镇装轮来宜者，去岁（1889年）仅六千七百余担，今岁（1890年）多至六万九千七百余担。货值计银一百四十三万九千四百余两。”若加上“用民船装赴”者，则“川省所销之数，尚不止此”。这些数目字描画了一种可观的规模，而由这些数目字反映出来的，正是可以用利益计算列示的经济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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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15 至该货畅销之故，因川省土棉向取给于沿江各省，贩运至该地后，每斤零售价亦与洋棉纱相同。然洋棉纱不待再纺即可织布，土棉则须纺而后织，人工既费，成本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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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17 经济因果是一种普遍的因果，因此，四川之外，与之相类似的，还有见之于当日记述的“北方各处之人，俱购洋棉纱自织”；“棉纱由轮船从香港到汕头，复经过潮州府城，往兴宁地方销售，并该处织布所用”，以及“本省（云南）购用洋纱织布者，年多一年矣”；“（贵州）安顺对洋纱的需要甚大而且在不断增长”和“厦门洋纱交易很大”等等。[8]在晚清中国，内陆的川、滇、黔、桂和沿海的闽、粤都是不产棉花或产棉不足的地区。因此，当洋纱已是一种相对比而更便宜的东西之后，便宜便会成为非常实在的吸引力，使这些地方的家庭纺织业在价格的支配下舍此就彼，用买“土棉”的钱去买“洋棉纱”。同治中后期，外国人的洋布正在为它们在中国所遇到的“销路扩张的巨大障碍”[9]所阻，而洋纱却已在持续地进入华南的纺织之家了。据当日海关的贸易统计，由其间各个口岸输入的洋纱每年已在53844担左右。[10]之后，由华南而华中、华北、东北，一路扩展，至光绪前期和中期，其进口的年均总量遂增加到数十万担，又由数十万担增加到一百多万担。[11]与之相伴随的是一种供求牵动下的变化。其时西人综述商务，说是四川进口的洋纱曾直接“驱逐着遂宁平原的棉花种植”，使之“收成减少了一半”；而贵州进口的洋纱则“完全排斥了汉口和广西的棉花”。[12]这种此消彼长出自洋纱带来的利益，因此这种此消彼长虽从缺棉的地方开始，而以利益作引导，在光绪中期之后洋纱已在次第进入原本产棉的地方。例如光绪十九年（1893）的一则记载说（江苏）通州“有一种新出之布，系用印纱与土纱并织，其坚致温暖，虽稍逊土布，然颇动目，甚为合用”。[13]比之全用洋纱的地方，“并织”只能算是半用，但由此开端，所造就的却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同通州相类似的，是与江苏相邻的山东本属“产棉甚富”之区，而这个时候省内的济宁、兖州、沂州都已在转道镇江源源输入洋纱。[14]对于山东来说，这些进来的洋纱无疑也在造就一种同样趋势。通州和济宁、兖州、沂州都可以写照一时，与非产棉地区里的变化相比，这种产棉地区开始发生的变化显然是程度更深的变化，并因之而更能测量出洋纱进入中国人生产和生活的程度。而西方人以自己的眼光作估量，已称之为“棉纱的大量消费正扩及全（中）国”。[15]这个过程累积而累进，到中日甲午战争这一年，从各口输入的一百十多万担洋纱，加上本土出产的三十多万担机制纱，其规模已占当日土布生产用纱总量的23.42%。[16]与之相对称的，应当是等量的土纱被挤出了家庭纺织业的生产过程之中。因此在时人笔下，这一类由统计而得的数目字，便非常具体地表现为当日华北出现的因“棉纱进口的增加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的纺纱业”，[17]华南出现的“土纱工业的停歇，几乎终止了棉花的贸易”，[18]以及西南的一部分地区“自印度棉纱输入后”，本地“原来种棉花的土地都改种了烟草、靛青、小米和红薯”。[19]即使是“有田六千八百五十二顷，棉田居其七”的上海，也同处于此起彼伏之中而致“手纺纱出数渐减”。[20]而与这些“影响”、“停歇”、“终止”、“改种”和“渐减”同时出现，并见之于纺织过程中另外一段的，则是“北省妇女用此（洋）纱纺织，年胜一年，更臻纯熟”；厦门“用印度棉纱，所织之土布，于台湾甚为畅销”；洋纱“细匀洁净，颇合川民之用”；“近日洋纱内灌，通海乡人，利其匀细，转相购买”，以及“内地各处织工，亦复愿购印度棉线”，等等。[21]前一面记述的是土纱退出家庭手工纺织业的步步衰竭和苍皇，后一面记述的是洋纱进入家庭手工纺织业的层层浸润与滋蔓。衰竭、苍皇、浸润、滋蔓都写照了万千人口被中外贸易所拖拽，不同程度地在改变自己旧有的生产方式和生存状态。发生于其间的则一路都是经济的改组。而彼时对中国作觇测的西方人向欧西市场报告这种随通商而来的洋纱排挤土纱，引为兴奋的则是贸易的结果已经转化为并且在不断地转化为一种直接的原因，“在织布业中”造成了“一个变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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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19 在中国人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里，纺纱与织布连为一体曾是其内在的结构和固化了的结构。以这种结构为长久的支撑，才会有纺纱的自给提供了织布的自给。因此耕织结合之所以能够成为自然经济，本是耕织结合中同时包含了纺织结合，而且耕织结合只能实现于纺织结合。而当后起的洋纱在逐年累积的过程里达到土布生产用纱总量的23.44%之后，则这种纺和织本来连为一体的结构实际上已被摧折了将近四分之一，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在土纱退出了生产的地方，纺和织两者遂不能不变成各自分离的东西。然则由纺织结合到纺织分离，随同这种内在的结构和固化了的结构被步步摧折，正是中国人的自然经济从这里开始发生分解并且不断地发生分解。而自西人看去，分解便是“一个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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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21 小农经济里的家庭手工纺织业因洋纱的侵入而发生分解，但接受了洋纱的中国人同时又依然身背着小农经济的韧性和固结。由此形成的矛盾，一定会使自然经济的分解与小农经济的韧性和固结交缠于同一个历史过程之中，而后是晚清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和“变革”的剧烈性又常常要与其不平衡性、有限性和曲折性一同存在和出现于这个过程里。一则记载说八十年代因“大量的洋纱进口”文昌，而致当地的“土纱的纺织已经几乎停止”。然后又说“文昌的女工发觉失去了纺纱职业以后，便转入了织布”，后来之所得且“较前些年增加一倍”。[23]另一则记载说九十年代的南通、海门之间“乡人穷极思变，购用洋纱，参织大小布匹线带”。[24]而当日叙述四川纺织业的历史记载里，一段文字说达县“自棉纱输入，而纺棉业微”；一段文字说“川省迤北一带，比户人家妇女，莫不置有布机”。[25]达县地居四川之北而偏于东，以“迤北”为说，则两段文字所指同在一个地理范围之内，应当可以构成一种直接的对比。这一类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事实各取一面之世相，写出来的却是变迁中的家庭手工纺织业里普遍有过的共相。而其间一脉贯串的正是小农经济的韧性和固结。文昌的纺纱女在旧业衰歇之后转入织布，四川“纺棉业微”的同时又以比户“莫不置有织机”为盛，都说明这些地方一面是土纱已经被洋纱淘汰，一面是土布依旧在不停地生产。至南通、海门之“乡人穷极思变，购用洋纱”，其逼迫下的迎而取之则更典型地表现了借助洋纱之利以守护和成就土布之利的意愿。洋纱取代土纱的过程撕裂了中国人的自然经济，然而在土纱消失的地方，被织进了土布里的洋纱又在非常真实地融入到中国人的小农经济之中。于是此落彼起之间，截断了纺织结合的东西同时成了中国人用来重组耕织结合的东西。而与文昌、南通、海门和“川省迤北一带”之本以纺织为固有的家庭手工业相比，云南原来并不是一个出布的地方。但至九十年代，在时人笔下却已是“织布业很庞大”了。一个实地观察的西方人曾作过多方询问，说是“这种增长完全由于四川移民和廉价的印度棉纱几乎是同时来到云南所致”。移民带来了技术，洋纱提供了原料，而后“大量的布匹”在“老百姓家中”织成。[26]像这样在“老百姓家中”织成的“布匹”应当是一种耕织结合的东西。然则以云南为实例，显见得灌入的洋纱曾在一个几乎没有家庭手工纺织业的地方，促成了家庭手工纺织业的产生和扩展，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其间所发生的从无到有和从少到多无异于延伸了耕织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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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23 这种延伸出现于自然经济已经开始分解的历史变迁之中，当然不会具有普遍性。但它们与文昌、南通、海门和“川省迤北一带”的耕织重组连在一起，以自己的存在为事实，具体地显示了19世纪后期洋纱冲击下家庭手工纺织业随之演化的各类样式，从而具体地显示了这个过程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多样和复杂所映照的，则一面是万千小农对自己已经破裂的生产方式和生存状态作不停的修补；一面是这种自我修补里自然经济分解的缓慢和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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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25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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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27 从19世纪中期到19世纪后期，由于输入的洋纱最终都织成了土布，其直接的后果便是在用洋纱生产的土布维持消费的农村挡住了洋布的去路。光绪十八年（1892）一个英国领事说：“在洋纱的增多与洋布的减少之间似乎很可能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联系”。另一个英国领事则言之尤为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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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29 上次报告中所提到的土布的纺织业现在仍继续繁荣，由洋纱（从孟买运来的）进口增至四倍的事实可以看出。这自然是对于正在萎缩的曼彻斯特洋布贸易的又一打击。[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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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31 他们都在“洋纱的增多”和“洋布的减少”之间看出了一种因果联系。而以一头的“增多”比一头的“减少”，不啻是一种洋货帮助中国人排拒了另一种洋货。对于既在向中国推销洋纱，也在向中国推销洋布的外国人来说，这种因果联系显然是他们对中国市场最初的构想和推断里没有料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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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33 然而在远离农村的口岸，不生产土布的城市人口大半都不在这种因果联系之内。与农村市场相比，城市已是另一种市场。因此在洋纱进入农村的同时，不容易进入农村的洋布往往能够先入中国人的城市生活之中。五十年代初期西方人一面抱怨洋布卖得不好，一面又在认真地记录中国人的穿着在洋布影响下发生的变化，说是“我们的上等棉布”已“为沿海城市中较富有的人们用来做成家内的便服”，而且“商店里的帐房先生和站柜台的店员服用洋布者也相当普遍”。[28]这种最先接受洋布的人们显然是城市社会里的一个有限群类。但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因“洋布售价的低落”，像九江这样不算很大的码头也在销量见长，遂致“开埠以来从未着用洋布的人们开始着用洋布”了。在稍后的宁波，同样是“价格低廉”成为直接的原因，促成当地的“中国人广泛地用漂白市布做内衣”，以至彼时的《贸易报告》说“过去中下阶层人因土布比洋布价廉耐用而偏好土布，现在这一层理由可说已不存在了”。[29]虽说这种判断因太过简单而缺乏深度，但以此反照当日的世相，则具见接受了洋布的中国人正在不断增多之中。这个过程所形成的是一种延续的趋势，与之相对应，是洋布的进口量从六十年代后期的四百二十多万匹上升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的一千三百七十多万匹。[30]这个数目加上国内产出的少量机制布，大致占当时中国棉布消费总量的14.15%。[31]若以洋纱所占的23.44%作比较，洋布显然是不逮远甚。但合成银子计算，则甲午年间进口的洋纱总值在二千一百三十多万两，而同一年进口的洋布已达三千零七十多万两，以此量彼，是后者更多了一大截。[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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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35 这些都是流出去的白银，因此光绪十九年（1893）张之洞曾深论之曰：“人谓鸦片为中国之漏卮，岂知洋布之为漏卮更大。”[33]用“漏卮”比洋布，他所着眼的是当日的国计。而以洋布冲击下的社会经济变迁而言，则14.15%的比例已量化地写照了土布被淘汰的程度。在这个数目里，一方面，土布被淘汰总是等量的土布生产被淘汰，因此14.15%的比例同时又写照了小农经济里耕与织的结合累积地被截断的程度。比之洋纱替代土纱而致纺与织的脱节，洋布淘汰土布所促成的自然经济分解无疑更彻底。另一方面，对于晚清中国满坑满谷的家庭手工纺织业来说，以14.15%的比例为程度的变化只能算是一种局部的变化和有限的变化。但这种局部的变化和有限的变化在地域上又集中地分布于沿海和口岸附近，以及一部分与商路相连的城镇之中。因此，自一端而言之，彼时的西方人虽然已经在把洋布卖给“城市居民、商人以及其他在某种程度上有能力为美观而牺牲经济的人们”，而以中国人口的数量计生意，则始终不肯松懈的仍然是，“就广大群众的衣着而论，可以说我们几乎还不曾开始供应中国的市场”。在中西通商数十年之后，西人入内地，往往是“城乡遇见的人，十分之八完全穿的本地织的土布”。[34]他们眼中的中国依旧是太多正在产出的土布和太多穿着土布的人。但自另一端言之，当日洋布行销的地方，土布生产已经在越来越小的空间里节节后退。一则记载叙述光绪六年（1880）的嘉定纺织业，说是“往者匹夫匹妇，五口之家，日织一匹，赢钱百文。自洋布盛行，土布日贱，计其所赢，仅得往日之半耳”。另一则记载叙述光绪九年（1883）的松江纺织业，说是“近自通商以来，洋布充斥，而女红之利减矣”。[35]嘉定和松江都与上海比邻并随上海而变迁。同它们相类似的，还有与宁波连在一起的鄞县，“至光绪十年后，外人益谙吾国民嗜好，乃有各种膏布输入”，遂使本为“民间家庭工艺之最普泛者”的土布因之而在“打击”之下无地可逃。[36]这些叙述说明洋布先入沿海和口岸，随之，是口岸附近的家庭手工纺织业在八十年代已显然可见地处在由盛趋衰之中。而后的九十年代里，湖南巴陵“自外洋贸内地，彼布盛行，（本地）都布亦因之滞销”，致“利源日就于涸矣”。广西贵县“洋布输入”之后，“土制纱布，相形见绌，纺织之业，遂一落千丈”。[37]华南的番禺“布业在昔亦甚发达”，而此日已叹“洋布遂称霸矣”。[38]华北的“深冀诸州，布利甚饶，纺织皆女工。近来外国布来”，遂“尽夺吾国布利”。[39]十多年之间，洋布行销的路径不断远伸，而所到之处，则是旧日的“纺织之业”纷纷然为之穷蹙。时论统括而言之曰“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40]显然，以“束手坐困”为“彼布盛行”作比衬，说的是中国人的愁告和怨恨都出自于太多的洋布。然则以一端对另一端，是西方人眼中太多的土布和中国人眼中太多的洋布已构成了一种记叙和判断的矛盾。矛盾的两头各自据有一面的真实，因此这种矛盾能够非常真实地反照出当日中国的沿海和内地、城镇和乡村、商路所到的地方和商路不到的地方随洋布冲击的不一样和不对称，以及它们之间在洋布冲击下发生变化的不一样和不对称。而近代中国小农经济里耕与织的脱节正是在这种不一样和不对称里开始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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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37 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洋纱替代土纱发端于原本不产棉花的区域，洋布淘汰土布先起于城市人口的消费之中。在前一种变迁里，是作为商品的洋纱排挤了作为商品的棉花；在后一种变迁里，是作为商品的洋布淘汰了作为商品的土布。因此，最先与西方人推销的商品相衔接的，正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已有的那部分比重不大的商品经济。这种本来附着于自然经济的东西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入口，而后是出自商品经济同时又在不停地传导商品经济的洋纱与洋布随中外贸易而来，沿着这个入口延伸并且累积于小农经济的生产和消费之中。[41]洋纱洋布的延伸和累积同义于商品经济的延伸和累积，与之相因果的，则是小农经济自给的程度不能不随之而不断地萎缩。于是，本由自给所支撑的自然经济便在这种外来经济力量的侵蚀下守不住旧日界度，前所未有地进入了一个分解的过程。与九十年代之前相比，九十年代之后这个过程还会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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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39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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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41 洋纱和洋布都出自机器生产。而当耕与织的结合因洋纱和洋布的冲击开始脱榫之际，中外通商过程里运来的其他各色机器制造出来的“洋货”，同时又在冲击中国人传统的手工业产品，从而冲击中国人传统的手工业。就晚清经济的历史嬗蜕而言，这是另一种引人注目的变化。五口通商之后的三十年之间，被称作洋货的进口商品曾长久地以鸦片和棉纺织品为大端。两项合计，常占进口洋货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42]但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外国人的商品和中国人的市场都在发生变化，自一面言之，是进口货值的总数由六千七百多万两大幅度地增加到一亿六千二百多万两；自另一面言之，是鸦片与棉制品的比值在这个过程里逐渐降落，而其他工业产品和矿产品的种类与数量不断扩张并且迅速扩张，至甲午年间，这些后起的东西已据有洋货总量的一半以上。[43]与之对应的是外来物事的五光十色。其时郑观应在一段文字里曾以“杂货”为总称，枚举其间的各种名目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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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43 洋药水、药丸、药粉、洋烟丝、吕宋烟、夏湾拿烟、俄国美国纸卷烟、鼻烟、洋酒、火腿、洋肉脯、洋饼饵、洋糖、洋盐、洋果干、洋水果、咖啡，其零星莫可指名者尤伙。此食物之凡为我害者也。洋布之外，又有洋绸、洋缎、洋呢、洋羽毛、洋漳绒、洋羽纱、洋被、洋毯、洋毡、洋手巾、洋花边、洋纽扣、洋针、洋线、洋伞、洋灯、洋纸、洋钉、洋画、洋笔、洋墨水、洋颜料、洋皮箱箧、洋磁、洋牙刷、洋牙粉、洋胰、洋火、洋油，其零星莫可指名者亦伙。此用物之凡为我害者也。外此更有电气灯、自来水、照相玻璃、大小镜片、铅、铜、铁、锡、煤斤、马口铁、洋木器、洋钟表、日规、寒暑表，一切玩好奇淫之具，种类殊繁，指不胜屈。此又杂物之凡为我害者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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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45 这段文字之外，散见于当时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记述之中的同一类东西，还有“洋烛”、“洋袜”、“橡皮鞋”、“炼乳”、“手套”、“缝纫机”、“沙拉油”、“瓶盎”、“牛肉精”、“肉汁”、“窗玻璃”、“罐头牛奶”、“陶器”，以及“扶手椅”、“沙发”、“弹簧床”等等。[45]二十年里，这些本来的异样之物正在变成中国社会中的熟见之物。当时人说是“洋货率始贵而后贱，市商易于射利，喜为贩运。大而服食器用，小而戏耍玩物，渐推渐广，莫之能遏”。[46]这些东西品类杂多，并且还在越来越多之中。而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则是被替代的中国手工业产品不得不失去了原本属于它们的市场，随后是一个一个制作行业的衰落。光绪中叶，赣抚奏报“近来洋糖洋油，盛行内地，致[江西]糖油各行，诸多亏本歇业”；粤督奏报广东“土产之货”本以“花生油花生枯为大宗”，而自“火油盛行，相形见绌”，使“榨制”之“消路愈滞”。他们说的都是外国货所到的地方手工业随之而今昔大异。这一类因“洋糖”太盛而致土糖“折阅”的事当日曾广及“东南各省”，而因“洋油”流行造成榨油业难以为继的事则东南之外还遍及西南、中原、华北。此外，“进口火柴在大部分城市已经侵夺了火石和铁片的地位”，遂致相关行业“渐歇”；“洋煤洋铁阑入内地”，遂致浙江、湖南、广东、山西、安徽的旧式铁业皆先后“退缩”而“渐就消灭”；还有“洋面盛行”致“土面营业日微”，以及“佛山针行向称大宗”，自有洋针，“而离散殆尽矣”，等等。[47]在这些衰落的制造行业里，是触目可见的“华民生计皆为所夺矣”。[48]但当洋货冲击导致了被替代的手工业产品及其行业节节后退，再而衰三而竭之日，不曾被洋货所替代，或不能被洋货完全替代的那一部分手工业产品及其行业，则始终立于这种冲击所能直接摧折的范围之外，并因此而可以长期地和洋货一起存在于晚清的经济之中。时人说纸业曰：“国人写字向用毛笔，非此不称挥洒，赖以行销耳。”且“印刷事业发达”之后，“（土产）纸之用度最繁者，首推报纸及包皮纸”。因此四川、安徽、福建、广西、江西等地出产的多种纸品皆能长久远销。[49]在同一个时间里，各邑之“铁器作铺”，则多取“外洋船厂拆下之车盘锅炉”以及“轮车马蹄等废铁”为原料，以“改造家用器物”和“锻制犁锄锹铲”之类而延续旧业。[50]同它们相类似的，还有四川的制扇业，湘西和湖南的爆竹业，山东的粉丝业，武进、琼州和梧州的雨伞业，武进和宁波的锡器业，福州的篦梳业和剪刀业，北京的玉器业，山西的制毛业，天津的制盐业，景德镇的瓷业，江西、浙江、福建、安徽的锡箔业，四川和云南的制盐业，以及各成流派的制墨业、中药业、陶器业、刺绣业，[51]等等，都在洋货之外依然自成其无异于往日的生产和销售。即使是洋糖盛行的日子里，洋糖所不能替代的冰糖和红糖也仍然在继续产出于粤、闽、川、湘之间。[52]时至19世纪后期，中国人既有的种种手工业大半都已历时长远而各成渊源。它们与不同地域的社会生活、民间风俗、地方习惯和历史传统已长久地处在胶连之中和依存之中。由此形成的供和求各有各的范围，显然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洋货可以一时笼罩和一手笼罩的。因此这些行业里的经营者和从业者多半还在旧时模样之中。在洋货造成的市路搅动里，这种旧时模样为冲击下的手工业维持了一种不随冲击而动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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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47 与这种旧时模样不同的，是手工制作中的另一部分行业因中外通商而有过异乎常规的发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与农产品出口相关的加工业。光绪十三年（1887），一则海关报告说：“早年两湖之茶，均由造茶之人发给女工携回家中，拣去茶梗茶苞及黄叶片，缴茶时验视最严。近今数年，皆在栈房雇佣女工入拣”，而后出现了一种过去所没有的“作工人众”的场面。其中湖北的羊楼峒一地，“山西茶商每年常设立临时办事处开设工厂，该地数千农民及其家族从事制造砖茶，大都推销于俄国及亚洲市场”。显见得“栈房”里的茶叶多半是要运到外国去的，而由此派生的则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两湖之外，这一类“造茶”的“工厂”和“栈房”还集中地存在于浙江、江西、安徽和福建，总计而论，至光绪中期大体上常在“三四百家以上”。[53]这些东西都曾牵动彼时的民生，所以连横作《台湾通史》，于此概叙之曰：“厦汕商人之来（台）者，设茶行二三十家，茶工亦多安溪人，春至冬返。贫家妇女拣茶为生，日得二三百钱，台北市况为之一振。”[54]制茶之外，像这样因农产品出口而茁兴于一时的加工业还有缫丝，以及需要更多技术的织丝。一种历史记述说：“洪杨乱后，丝业出口贸易正盛之时，即湖州蚕桑农村极端繁荣之日。”其间的“南浔附近各乡居民，及震泽、黎里一带，约有车户二、三千家，每家平均约有车四部，每部小车每日出经十两”。这种由丝成经的过程本因出口贸易而生，[55]“当辑里大经蜚声欧美之时”，从这个过程里出来的产品曾“每年出口达一千余万元之谱”。[56]就一个地方而言，已是规模相当可观了。而那个时候与丝业相关的手工制作并不仅止一个地方。按照当日留下的统计数字，同时的绍兴常有织丝和捻丝的“机”与“车”1805台；杭州更多，常有4500台。而在江苏产丝的区域里，则专门“制作捻丝的场所估计共有七万五千个以上”。在四川的成都、嘉定（乐山）、重庆、顺庆，被归入“缫丝”一行的手工业“有二千家以上”。在贵州的遵义、正安，福建的漳州，以及湖北、广东、山东、奉天等等，都曾有过像这样因出口而致生丝加工制作既“畅”又“盛”的事。[57]与之相连的便是以此谋食的万千人口。但茶与丝的加工虽然随对外贸易的增长而增长，而就其来路而言，其实本是旧日里固有和久有的行业。与此不一样的，是19世纪后期的中外贸易还曾催生出种种原先所没有的手工制造行业。当日因猪鬃出口而有猪鬃加工业、因鸡蛋出口而有鸡蛋加工业、因麦杆辫出口而有草辫业、因棉花出口而有轧花业、因“花边一物”为“西国妇女服装”所喜用而有花边业等等，后来皆各自成一行。[58]而作为对外贸易的另一头，自进口一面而言之，则其时因洋布的输入而促长了的汕头、镇江、宁波、烟台、淡水的布匹染色业，正是后来的历史叙述在解说彼时经济变迁的时候常常枚举的实例之一。[59]在晚清中国，与旧日的手工业制作中受洋货排挤而趋于衰落的那部分行业相比，这些因中外通商而茁生茁长的手工业可谓得天独厚者。然而由此产生的依附也使它们不得不随通商之伸缩作伸缩，并一定会因之而成为当日中国手工业中起伏最剧烈的行业。光绪年间的海关报告记述宁波草帽业的出口，常常是这一年“增加了一倍”，另一年便转为“下降”。而后又“突然增加”，再从增加“突然跌到一个很低的数字”。[60]显然是一点也由不得自己。草帽业之外，茶叶和生丝的加工业也同属一类，常在这种颠簸之中而不能得长久的稳定。就这一面而言，与手工业中因洋货冲击而次第归于衰败的经营者和从业者一样，这些随中外通商而茁生茁长的行业，以及它们随中外通商的起伏颠簸，都写照了晚清手工业在外力影响下的同一种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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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49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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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651 在自然经济逐步分解的历史过程里，与手工业的变迁同时发生并比手工业的变迁影响和牵连了更多人口的，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显著加深和日趋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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