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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士议激越和中法之间的交涉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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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法国侵越发生在中国的近傍，而最先对法国作出回应的则是身在欧洲的曾纪泽。自其光绪四年（1878）奉旨出使英法，曾纪泽遂成了先识法越情事并先知“法以丢尼斯视安南，而以土耳其视吾华”[1]的中国人，并因此而不得不在光绪五年（1879）十二月、光绪六年（1880）五月、六月、十月、十二月、光绪七年（1881）（闰）七月、光绪八年（1882）三月、四月累次地和连续地以诘问、对话、照会的方式与法国外交部交涉论争中国、法国和越南之间的往来、纠葛与冲突。其立论的重心和起点都在于“越南受封中朝，久列属邦，该国如有紧要事件，中国不能置若罔闻”。[2]他执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为事实和理由，但法国人久欲铲除和正在铲除的恰恰是这种东亚不同于欧西的宗藩关系。同中国相比，他们的重心和起点全在于“《柴棍（西贡）条约》将越南置于法国保护之下”，所以“越南以及其附属之北圻，除法国外，与任何他国全无瓜葛。法国在越南之保护权，不但加法国以其权利，且予法国以无可诿之义务”。进而言之，则在这种条约权利的笼罩之下，“越南对他国之藩属行为，与他国对越南之以宗主自居，皆直接与法冲突”。[3]由此形成的便不能不是中法之间深深的对立。中国人与越南的关系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法国人与越南的关系是由战争逼迫下的条约造成的。三十多年之后马士叙述这一段历史，曾直言被后者用来替代“宗藩”的“保护”，其实是在以“一个压制者”替代“一个无权之王”，[4]对于越南人来说这个过程无异是灾殃和劫难。但时当19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起源于欧西的近代外交以条约外交为通则，并在其自西向东的扩张里造出了一种强势。遂使法国人借助于这种条约与历史的对立，从而欧西与东亚的对立获得了一种宗藩秩序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强横之势。因此，曾纪泽以法国人为对象的诘问、对话和照会，最终都成了不能同法国人以说理相沟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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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曾纪泽同法国人往来于这种没有结果的交涉时，守土的疆吏也已先后在奏疏论时事，由法越起衅说到中越和中法。云南居红河上游，时逢法人力谋开红河航路之际尤“密迩外寇”而不能安宁，因此，光绪七年（1881）云贵总督刘长佑说边情，着眼的是“越南与滇粤为唇齿”，而“法人志在必得越南”，要害全在由此及彼，以成其进“窥滇粤之郊而通楚蜀之路”。[5]次年，同样与越南相邻的广西巡抚庆裕说：“法垂涎云南铜矿煤炭之利已非一日”，是“其用兵越南，实注意滇疆”。[6]稍后刚刚由两广总督调署直隶总督的张树声说：“一旦法逞其志尽占北圻，西南半壁处处与内地为邻，势必有欲闭关自守而不能及者”，[7]等等。与曾纪泽同法国人力争宗藩关系相比，这些出自疆吏的论说都着重于抉发与提防法人侵越的意在中国和为祸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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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法国“用兵越南，实注意滇疆”，而“西南半壁处处与内地为邻”，时人由此引申，说是“法夷驶入中华，势必远涉重洋。如窃据越南，则陆路由谅山直达广西镇南关，由洮江直达云南蒙自县，海道由海东府直达广东钦州，朝发夕至，患难猝防，设有不虞，滇、粤震动，楚、淮岂能独安？”[8]这些文字虽是推论，与之相伴的则是富有感染力的心悸。所以法国人之“终在必得越南”，同时已在把越南的存亡同中国的利害以前所未有的切近程度连到了一起。而后越南的危迫便不能不成为中国的危迫。若就本义而论，这是一种因法人的侵逼而在中西交冲的现实过程里形成的联系和关系，从而是一种不同于宗藩秩序那样沿着历史延续而来的联系和关系。但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旧有的历史和新来的震荡在观念里与事实中都是交缠在一起而分剥不开的。于是中国人不能不背负着旧有的历史以因应新来的震荡，当时人总括而言之，称作“非庇属国无以为固我圉之计”。[9]至“法越兵端已起”而各省奉旨“通盘筹画”边备[10]之日，则驻外公使和地方疆吏之外又引出一时朝议群起。其间雄踞言路而以激浊扬清相互呼应的士大夫们曾接踵论事，当日尤为朝野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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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八年（1882）四月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琛、张佩纶联衔奏议“存越固边”，之后河南道监察御史刘恩溥、户科掌印给事中邓承修、浙江道监察御史丁振铎以及正在江苏学政任上的黄体芳和刚刚外放山西，已经作了巡抚的张之洞等等，皆各自上疏和屡次上疏，纷纷然陈说“筹兵遣使”之策，[11]其中笔底凌厉的张佩纶一论再论至“章十数上”。[12]这些人与驻外公使和地方疆吏一样，不得不在中法和中越之间背负着旧有的历史以因应新来的震荡，但他们由“法之谋越，亦已视若釜中之鱼，几上之肉矣”，推断“彼既定越南”，便一定会“挟新胜之威，以与我争隙地，责逃人，廓商岸，求取无厌”终至“衅端必作”，其立论则尤其重在指陈法人的“衅端”之“作”，对于中国人而言，已经是一种“非笔争舌战所能止兵，亦非含垢匿瑕所能无事”的东西了。而以此申论，他们的理路和主张已不能不归于“知法志在蚕食，和约断不可凭；知越境逼犬牙，藩篱断不可撤；与其隐忍纵敌而致之于户庭，不如急起图攻而制之于边徼”。所以，这些人虽自知“书生不习戎事”，而议及法越，则大半都会比驻外公使和地方疆吏更直接而且更高亢地言兵言战：“然则为国家久长之计，疆宇远大之谋，正不如奇，守不如战。何则？战而逞志于法，天之灵也，国之福也；即或不然，知我创痛之所在，则上下卧薪尝胆，易辙改弦，或犹未晚耳”。[13]显见得是一派激切而言之侃侃。这种激切因中法越事而起，但时当琉球刚刚被日本吞并之后，越事便不能不引出中国人的连类相比。因此朝议常常要由“越南世守藩服，今听其自存自亡而不一援手”说起，深论由此开头而致“陵夷日甚”，则“不特琉球不可恢复，即高丽、蒙古亦未必能相维相系”的“可惧”与危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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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外藩解体”，[14]同时是中国四周皆为敌国。在这种深深的紧张和焦虑里，由中法越事所促发的激切其实已超出越事，牵连并包含了更富广度的历史内容和时代内容。而当中俄既立《伊犁条约》，曾纪泽取回了被崇厚丢失掉的那一片疆土，这种深深的紧张和焦虑又已与“吾华自翻改俄约之后，声威较前日增”[15]的自信和自负相交汇，化为奏议里“中土本非小弱，朝政近益清明，皇上以神武之姿缵中兴之业，上有圣母，辅以亲贤；下有虎臣，资以才俊，此实周宣伐玁狁、汉宣朝呼韩之会，夫岂孱王耎国所可比方”[16]的矜张。“周宣”和“汉宣”都代表了以夏制夷的历史故事，然则矜张交汇于激切，同一个过程又很容易地会在19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法冲突里演为以古论今，从已经过去的历史中唤来遥远的回声和比附。于是高亢、激切、紧张、焦虑和矜张都与言兵言战编织到了一起。而光绪一朝的前期时逢言路发舒，在这一类论说此起彼伏和前后相继的呼应里，高亢、激切、紧张、焦虑和矜张便俱成当日朝议中的呼应和群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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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使的交涉、疆吏的奏议和言路的主张都把法越之间正在发生的事看成是中国人的切己之事。由此形成的是那个时候的多数和主流，而多数和主流都会成为真实的影响力。因此光绪八年（1882）四月，在法人攻陷河南之后，朝旨令署两广总督裕宽派兵轮“驶往越南洋面游弋”；令广西巡抚倪文蔚“调关内防军出关”，以助先期出关并正在“逼迫越南东京”的另一路官军；令云贵总督刘长佑“增军备边”，所有“筹防各军即当选派将领，统带进发，扼要分布”，而“毋仅作闭关自守之计”。[17]于是从五月到八月，滇军和桂军先后进入越南，与刘永福部互为“声援”[18]；粤军则屯兵驻钦州，水师巡游北海洋面。在这种朝旨的调度里，出自广东、广西和云南的中国军队已构成了一种“三省合规北圻”之势。[19]而在中国人的对面，则是不断增援而来的法国军队。但当“合规”的中国军队和增援的法国军队各自聚集于北圻的时候，法国驻华公使宝海（Bourée，Frédéric-Albert）又奉命在与总署面议越事。而原本发生在曾纪泽与法国外交部之间的中法交涉，也大半随之从巴黎迁到了北京。之后，宝海与李鸿章在天津“议商”，其时交涉的重心又跟着移到了天津。当日中国最不能容忍的是法国吞并越南，而法国最忌惮的是中国用武力干预。而与之纠结在一起，并被立为各自的前提的，则是中国的宗主权和法国的保护权。而后是宗主权和保护权成了中法交涉之中的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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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日的人物作比较而言，在法国一方，宝海是一个期望用外交办法来了事的人；在中国一方，李鸿章也是一个期望用外交办法来了事的人。因此前者主张“先将中国属邦置之勿论”，同时说明“中法互相保护划定界限，则越南为中国属邦之义不言而喻矣”。[20]这种“置之勿论”与“不言而喻”的相互对等，以一种后者可以接受的方式绕开了宗主权和保护权的角牴，而后法国公使“所议越南事宜三条”，才能够经李鸿章大体认可之后转呈总署，其要端为一、中国撤回北圻之兵，法国不占越南土地，不侵越南治权；二、立保胜为口岸，滇越通商；三、在滇、桂境外与红河之间“划定界限”，北归中国“保护”，南归法国“保护”。[21]由此描划出来的，像是一种中法共管越南的局面。然则在“合规”的中国军队和增援的法国军队之外，“越南事宜三条”的用意本在另辟一路。但宝海虽是法国公使并受法国外交部调度指纵，其实说了并不能算数。至光绪九年（1883）一月，法国政局变动，内阁总理换了人，外交部长也换了人。随后是相隔不过三个月，本由法国公使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越南事宜三条”，便因“未完全顾及法在越南之利益”[22]而为法国政府推翻。被召回的宝海经此猝来之逆挫，一时既急且愤。[23]而在中国一面，则直接承担边备的云贵总督岑毓英和广西巡抚倪文蔚先后奏议，同样不信这种被称作“法使保越通滇之议”的东西：“中国官军退扎一条，法兵是否退扎，并未议及，可见其居心叵测”；而“欲于红江中间分界保护”，已是“意存蚕食，显而易见”。因此事涉法越，当“务期久远之图，不堕奸诡之计”。[24]随后朝旨重申“择要扼守”和“不可稍有退扎”，并令曾与宝海“议商”的李鸿章“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25]于是中法之间的这一段交涉遂悄然而起又悄然而止，对中国和法国都没有产生一点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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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政府推翻宝海所拟“越南事宜三条”的同时，其武力正不停地横行于北圻。同年二月，法军出河内，一路连败越军，至四月，已截断富春（顺化）粮道，兵锋直逼北宁而且窥伺山西。自其一年之前攻占河内以来，法军已经打得越南的官军一筹莫展。因此，“统督北圻军务”的越南大学士黄佐炎当越王“愤极决战”之日，曾六次檄调身为越南三宣副提督的刘永福来助，[26]由此显示的当然是一种深深的倚重。但刘永福同时又有“游击衔捐二品封典”的中国功名，并与滇省的地方官往来更多。[27]在当日的上谕和滇督、桂抚的奏议里，他与他的黑旗军都常被提及并多予关注，往往以“永福不为所并”，则“越南势可稍延”相期待。[28]由此显示的无疑也是一种深深的倚重。时至光绪九年（1883），刘永福已“踞山西、兴化、宣光十余年”，[29]因此法军进逼北宁和窥伺山西，是直接打到了刘永福的面前。比之越南的官兵，法国人更恨曾经“一战而斩安邺”[30]，并长久阻遏了通滇之路的刘永福。而不为法国人所容的刘永福同样以有战无和为久蓄之怀抱。于是当年四月刘永福领兵趋河内，与法军激战于城西二里的纸桥，并在苦苦厮杀之后“大破之”。当时身在谅江的吏部主事唐景崧记述此役，枚举其“阵斩创谋吞越之五画（上校）李威利，斩四画至一画兵头三十余人”[31]为津津乐道。而同时的法国人报告这场苦战，则直言“我们的部队如同走进屠场一样”，由此致伤致死，已占“参战人数的1∕5”。[32]其间被唐景崧称作“五画”的海军上校李威利（Riviére）时为法军主将，是一年以来领兵在北圻掠地的实际规划者和主持者，其“吞越”的创谋“常常要比法国政府更急”。在彼时的法越之间，他无疑是一个要角。因此李威利被戕仅过八天，法国的“海军及殖民地部长”已电告驻交趾支那的总督，说是“法国将为其光荣健儿复仇”，[33]俱见其心头之痛和一派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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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法国一面而言，虽然纸桥之战发生在越南，但其事后追叙，则尤其强调“战士们一致认为，他们对付的都是中国人、黑旗军”。[34]显见得刘永福虽然拥有越南的官衔，而自法国视之，固中国人也。同一个时间里，越南国王则在向北洋大臣、两广总督、广西巡抚作呼求，由“近日法兵在下国北岸（圻）肆暴情形”说到“下国猥以藩属”而“实惟上国之赖”，恳祈“即委文武干员乘兵轮船三四艘，炮械精足，先（抵）顺安汛镇压，俾他（法国）有所慑而不敢肆，下国亦有所恃”。[35]这些话说明：自越南一面而言，沿用“下国”与“上国”的旧章和成法说法越之事，是他们抗不住法国之后，便理当由中国人来对付法国了。而已经进入了越南北部的滇军和桂军，虽然奉旨“严密堵守”，同时又“不可衅自我开，转滋口实”，[36]其实身历其境，这种界限是不容易守得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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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桥之战后一个月，有三艘法国兵船上驶，“直薄山西省辖之丹凤口，人心惊慌”，致纷纷“挈家迁避”。而“右军都司田福志管带奋勇一营适至山西城下，立即会同滇军悉去号衣，另树黑帜，伪作刘团勇练，列阵江干，放枪争击”。[37]在这一段情节里，显然是滇军和桂军借用黑旗军的旗号已卷入了战争。事后广西布政使奏报“关外法越军情”，曾专门夹入一节文字，叙述了这场自发而起的截击。然则时至此日，在法国人的眼里、越南人的心里和中国的实际举措里，中国一方都在越来越深地切入和缠结于法越交战的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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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桥一战之后刘永福曾有进规河内之想。但在法国国内，李威利的阵亡以其太过强烈的震动，已促成了议会全体通过增兵越南的军费案。之后，波滑（Bouet）和孤拔（Courbet，Amédée Anatole Prosper，Vice-Admiral）分别被任命为“东京驻军最高司令”和“东京分舰队总司令”。其时德国的报纸说，由此形成的，是“用几百万法郎”武装起来的“一支强大的远征军”。[38]而这种远来增援的武力次第到达越南之后，立即便会化为凌厉的攻势。当年七月，法国海军已封锁水路，并从西贡用军舰运送士兵北上。同时的法国陆军则连续数日炮击越南朝廷所在的顺化，致后者没有一点还手之力。而后，半年之前曾专文“咨呈”北京礼部，向中国政府陈说“下国之逼于法”而求“天朝覆帱之恩”[39]的越南朝廷，在防无可防的境地里不得不敛手求和，同法国代表何罗杧（F.J.Harmand）订立了接受其“保护权”的“顺化和约”。而彼时他们送出的“咨呈”经长途转递之后正刚刚到达北京。显然，以“咨呈”里的“天朝覆帱”比“和约”里的“保护权”，显现的是一种用暴力营造的制宰以及暴力制宰下的丕变。而由此牵动远近，则中国、越南、法国之间的关系都不能不因此而变得更加错杂。当日从顺化停战到法越“和约”成立，仅仅用了四天。但“和约”一旦成立，在越南继续用枪炮与法军相抗持而不肯伏地归降的主要力量，就只剩下刘永福和他的黑旗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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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此后的黑旗军便在法国人的重兵利械面前成了一种孤军。从七月到八月，原本常用出击和袭击制敌之法的刘永福，已在集聚的法军一攻再攻之下力战不支，并被逼着从怀德退丹凤，从丹凤退山西。而怀德、丹凤皆失之后，山西其实已经没有了可以固守的屏障。曾以敢战和耐战得名的黑旗军因力不能支而一败再败，又在一败再败里一程一程地后撤。而在他们的后面，正是中越边界所在的地方和出关的中国军队驻扎的地方。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无法恝然坐视的局面。因此当年九月粤督、桂抚各自奏告“边情”，已力言法人“绝不为中国稍留余地，是而可忍，何以谢越人，是而不争，何以示各国”，并请明白宣谕：“以越南本我藩属，北圻即我疆宇，尺寸不可以让人”。与这种疆吏的激昂相对应的，是同一个月里朝旨挟一股怒气追究此前“遽行退扎”的滇军，并峻词“申饬”滇省疆吏，令重行“扼要进扎”，不许“稍涉疏虞”。十天之后朝廷再度传旨，明申“北宁为我军驻防之所”，若法人来犯，则“惟有开仗”。[40]在当日的君权与官僚之间，这些都属严旨。于是本已深度切入了法越之事的中国，被宗藩关系里的“字小”之义和西南日逼日亟的边疆危局所牵引，不得不由此再进一步，为堵截越来越近的法军而直接地成了武装冲突中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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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十月，桂军两次攻海阳，而为法国“火船”的“环城轰击”所阻。[41]十一月，“法兵轮十二艘，民船四十艘，载一月粮，陆兵三千余人，弹药车五百辆，进薄山西”。在这一路的“三千余人”之外，同时还有另成一路的二千六百多人。合而计之，则汹汹而来者已近六千人。[42]守山西的“滇、粤七营及刘团所部”与之“血战数昼夜，卒以城塌内应，因之不支”。[43]此役法人以船炮为优势，致“血战”的中国人不仅失地，并且死伤极重。而后朝廷震动，忧及“山西既为法踞，则与我军驻扎之地相接，倘再得步进步，滇粤边疆俱形吃重”。[44]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自此北宁三面受敌，桂、滇两军之通路因之中断；而已经据优势的法国人，则再派米乐（Millot）来作统帅，援兵犹在不绝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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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光绪十年（1884）二月，坌集北圻的法军总数已达到一万六千人，[45]随后法军全力攻北宁。在当时的北圻，由桂军扼守的北宁是中国军队重兵屯聚的地方。但与山西之战的“血战数昼夜”之后力竭而溃相比，北宁之战则是一种见不到节节抵抗的一触而溃：十一日，法军逼扶良，守军“营盘被炮轰破，登即败退”；十五日，法军“由扶良上犯涌球”并陷炮台，御敌的兵队不能挡，遂“各营败退”，北宁因之失守，其间所储积的军械粮食也随同城池尽为法军所有。至十六日，“广西提督黄桂兰正在督队，防营互相惊溃，旋即败走，绕道渡江，至黄云社、屯牙一路；道员赵沃带病出战，不知退至何处”。[46]于是原本守北宁的中国军队便在“惊溃”和“败走”中分崩离析，与北宁越来越远。而奉命“驰往应援”的滇军其时犹在途中。因此滇督事后奏报，以“北宁防军共计四十余营，不为不多，经营防备不为不久，乃因敌势猖獗”，而致“不能固守待援”为“殊非意料所及”。[47]以桂军之一触即溃比朝廷的尤重北宁，上谕谓之“曷胜愤懑”，于是刚刚做了五个月广西巡抚的徐延旭和领兵的黄桂兰、赵沃因“调度乖方”、“迁延不进”和“不能实力堵御”，都成了“革职拿问”的罪人。而由北宁失守追咎山西失守，又使云南巡抚唐炯也连带一同被圈入了这种异乎寻常的“革职拿问”之中。[48]但在山西之战和北宁之战以后，朝廷的“曷胜愤懑”已阻不住北圻战场上一蹶而不可复振的颓势。北宁失，溃军退太原，然而仅仅过了十多天，“太原又为法人攻取”；[49]此后一个月，守兴化的滇军以“粮米军火件件缺乏”对气焰方长的法军，又岌岌乎不俟朝命“全师撤回”。[50]然则时至此日，光绪九年（1883）秋季以来的“扼要进扎”之局已因桂军溃和滇军撤的前后相继而荡然无存。在中法之间直接对抗的军事冲突里，中国军队正在变为既不能攻又不能守的一方。与之相为交叉的，则是在同时的天津中法之间交涉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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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宁失守之后，由曾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Detring，Gustav von）充当中间人，法国海军舰长福禄诺（Fournier，Francois Ernest，Captain）向李鸿章转交密函，“欲为从中讲解”。他所说的“讲解”，是中法之间在战争以外的折冲周旋。由于涉入其中的德璀琳和福禄诺都是李鸿章的旧识，所以这种发端于法国人的“讲解”之说能够直接“抄呈”总署。而“抄呈”的李鸿章在那个时候常常会比朝廷更早地获得北圻战场的讯报，由此形成的判断，又很容易使他在战场与“讲解”之间更看重后者。并在“抄呈”的同时一并兼及此意。[51]时当桂军滇军接踵后退，而朝廷正苦“任事诸臣一再延误，挽救已迟”之日，[52]法国人的“讲解”之说遂成了一种能动朝廷之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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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抄呈”的李鸿章回过头来又奉旨“通盘筹画”，办理交涉事件，[53]在天津同代表法国的福禄诺“面与剖论”和“反复辩驳”。而后形成的“议定五条”由总理衙门“呈览”，自朝廷一面看去，注目处和关怀处全在“不索兵费，不入滇境，其余各条约与国体无伤”之“事可允行”。[54]而自法国人一面看去，则尤其着意的是中国军队驻北圻“各防营”之限时“调回边界”。[55]当日的“议定五条”其实还是一个草约和简约，但中国人注目的地方和法国人着意的地方各不相同，正说明两者都已在把纸面上的条文当成了可以约束对方的东西。各不相同反照了各作设想，然则“议定五条”的背后和深处，犹是中法之间实际上的没有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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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清光绪朝之中越关系》，《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四编，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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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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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转引自《清光绪朝之中越关系》，《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四编，第5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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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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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一册，第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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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5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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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上书，第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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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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