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02223
3.5.2 士议激越和中法之间的交涉与冲突 [:1706706259]
1706702224
3.5.3 越北、台湾、马江：从宗藩义务到中法民族战争 [:1706706407]
1706702225
3.5.4 力战艰难之后的“仓卒而成和议” [:1706706629]
1706702226
3.6 西法入华和中国社会的节节变迁 [:1706706749]
1706702227
3.6.1 天朝体制之后：外国使节觐见皇帝和中国派遣驻外公使 [:1706706752]
1706702228
3.6.2 借法自强催生的第一批留美学生 [:1706706904]
1706702229
3.6.3 回应与冲击（一）：新疆建省与台湾建省 [:1706706984]
1706702230
3.6.4 回应与冲击（二）：北洋舰队 [:1706707120]
1706702231
3.6.5 移接的富强：国家权力与近代企业的相互依傍和彼此扞格 [:1706707432]
1706702232
3.6.6 以和洋士务大为夫中在心古的今三中十西年之历间史的分化 [:1706707598]
1706702233
3.7 中日战争：“大野招魂哭国殇” [:1706707870]
1706702234
3.7.1 朝日变起：日本用战争把中国拖入战争 [:1706707873]
1706702235
3.7.2 平壤溃师，黄海重挫 [:1706708015]
1706702236
3.7.3 兵火延及辽东、威海和一败再败之后的马关议和 [:1706708195]
1706702237
3.7.4 战争留下的震荡：甲午乙未之际清流的重起和剧变 [:1706708521]
1706702238
4 下编 旧道理与新思想之间 [:1706709033]
1706702239
4.1 西潮与回澜：清末民初的一段思想历史 [:1706709036]
1706702240
4.2 近代中国的两个观念及其通贯百年的历史因果 [:1706709326]
1706702241
4.3 历史中的儒学 [:1706709522]
1706702242
4.4 科举制度的历史思考 [:1706709790]
1706702243
5 附录：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与政治 [:1706710100]
1706702244
1706702245
1706702246
Cover
1706702247
1706702248
1706702249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1706702198]
1706702250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增订版序
1706702251
1706702252
《衰世与西法》初版于2014年。这一版增补了若干内容，并在编辑上把全书分成两部分：“上编”对庚申到甲午的历史作了较为贯通的叙述；“下编”各按题目论说，相对而言，则论域之间的跨度较大。
1706702253
1706702254
本书得以新版，要感谢徐锋先生的一手提调、辑定。他本性是个学人，以学人做出版，对于作者来说，便容易相知相近。
1706702255
1706702256
是为序。
1706702257
1706702258
1706702259
1706702260
1706702261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1706702199]
1706702262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初版序
1706702263
1706702264
18世纪的中国，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递相承接，构成了秦汉以来二千多年历史里的最后一个盛世。而相隔不过数十年，人间的景象已在翻然大变中走入内忧外患交相困逼之间，遂使19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中国人不得不用“智勇俱困之秋”为修辞，以表述他们面对的“亘古未有之变局”。之后是六十年代的“变局”演为九十年代的“危局”；九十年代的“危局”演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残局”。然则与“残局”和“危局”互相对映的，无疑是中国人更深一层的“智勇俱困”。在这种世局推移里，19世纪的数十年改变了18世纪的一百年，并因改变了一百年而实际上改变了二千多年。
1706702265
1706702266
18世纪过去之后，成书于道光初年的《皇朝经世文编》曾以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为要目，选录辑集了此前一百八十多年里的文书、奏议、论说、信札，其范围所及，便是那个时候中国人视野中的时艰之所在和时务之所在。由于盛世的18世纪同时又与文祸连绵相伴随，而后是忌禁之下的史学不振和当代史尤其不振便成为清代士林守之已久的共趋。因此《皇朝经世文编》引一百八十多年里的因果说眼前的时务，显然是以当代史在长期不振之后的一朝重振，反映了盛世已经过去之日的中国人举目四顾，正由世路里的弊象感知国运之由盛转衰的式微。弊象和式微都出自中国社会本身的起落变动之中，所以由前此一百八十多年说因果，便是从中国社会本身寻因果。之后沿此以为先路和体例，至光绪朝后期，又有同以《经世文编》为名目的续编、三编、四编、五编、新编，以及“新编续集”、“新增时务洋务续编”等等先后蓬蓬然继起，以19世纪中叶以来数十年之间的论说写照数十年之间的时艰和时务。这些继起的《经世文编》全神贯注的仍然是世路里的弊象，但其间的论域已在不停地伸到旧时熟见的范围之外，随国运的颠沛起伏而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急地移及“富强当求本原论”、“万国公政说”、“中国宜求格致之学说”、“议院得失论”、“新议说贴”、“通商八策”、“弭教祸说”、“利国宜广制造论”、“西学包罗六经说”、“泰西世爵中国科目优劣问答”、“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一类题目里。
1706702267
1706702268
若由19世纪后期返视19世纪前期，显然是道光初年经世之学所直面的问题都发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里，与之相比，则后起的数十年之间，中国人所面对的这些问题显然都不是出自中国社会的内里和中国社会本身，而是冲击之下的自外入内和由外变内，因此除了中国人的论说，后来的《经世文编》里还常常收有来华西人的论说。随后是前一面犹在眼前而后一面已来到身边，历史留给19世纪中国人的问题和外力引入19世纪中国社会的问题，便醒目地共存于同一个时间和空间里，并以其相互缠绕和彼此牵拽，使衰世中国长在古今中西的深度交困之中。
1706702269
1706702270
《皇朝经世文编新编续集》的序言称汇辑于其中的文字皆“明达之士忧时之作”。“明达”所指是判断事理的程度，“忧时”所指是关怀世务的程度。两者都因其切近社会而显示了一种观照社会的品格。因此，以19世纪后期的《经世文编》比19世纪前期的《经世文编》，显见得与这种“忧时”而“明达”的读书人笔下的题目之于古无征直接对应的，其实都是数十年之间西潮灌入的了无止境，以及中国社会在回应西潮灌入的同时身不由己的一变再变。在这个过程里，以“抚夷局”为前身蜕变而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最先筦接中西，又最久地主持与“外国事务”折冲往来的全局，遂以其四十一年回应西潮的漫长生涯为实例，成了这种身不由己而又一变再变里的典型和代表。从“抚夷局”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名目的前后不同，既说明了英法联军之役以后中国人在冲击之下的前后不同，也说明了这种不同既生于被迫又生于仓促。被迫和仓促都不会计及长远。因此，当其初立之日，创置了这个机构的中国人期望的却是这个机构的暂时和短命，于是而有奏折里“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以“符旧制”的预先筹算。然而在后来的岁月里，一面是“外国事务”前后相接，源源不绝而来；一面是中国人既以“借（西）法”图“自强”为怀抱，则不得不与之一面相拒一面相迎。而后是西方人的锲入和中国人的引入都成了外国物事的移入。总理衙门居两面之间并以应对提调为职司，其应对提调的范围之所及，便一定会随这个过程的由浅入深和由表及里而节节伸展，延及四面八方。至戊戌年间，时人条陈时务，已经以总理衙门为牵汇万端之所在：
1706702271
1706702272
凡策我国之富强者，要皆于该衙门为总汇之地，而事较繁于六部者也。夫铨叙之政，吏部主之，今则出洋大臣期满，专由该衙门请旨，海关道记名，专保该衙门章京，而吏部仅司注册而已。出纳之令，户部掌之，今则指拨海关税项，存储出洋公费，悉由该衙门主持，而户部仅司销核而已。互市以来，各国公使联翩驻京，租界约章之议，燕劳赉赐之繁，皆该衙门任之，而礼部主客之仪如虚设矣。海防事起，力求振作，采购战舰军械，创设电报邮政，皆该衙门专之，而兵部武库、车驾之制可裁并矣。法律本掌于刑部，自各国公使以公法相持，凡交涉词讼之曲直，悉凭律师以为断，甚或教案一出，教士多方袒护，畸轻畸重，皆由该衙门理论，而刑部初未与闻也。制造本隶于工部，自各国船坚械利，耀武海滨，势不得不修船政、铁政，以资防御，迄今开办铁路，工作益繁，该衙门已设有铁路、矿务总局矣，而工部未遑兼顾也。是则总理衙门之事，固不独繁于六部，实兼综乎六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