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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越北、台湾、马江：从宗藩义务到中法民族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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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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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议定五条”的背后和深处犹是中法之间的没有议定，因此李鸿章和福禄诺立此“五条”之后一个月，福禄诺仍在追问中国防军撤离北圻的时间和地点，并申明法军不日将进到桂军所在的谅山和滇军所在的保胜。李鸿章以中国的权利相争，并劝法军不必深入“致启嫌疑”，[1]而福禄诺事后报告巴黎，则深信其追问和申明已为李鸿章知悉和默许。[2]两头之间显见得已是脱节。之后法军一意北进，于五月下旬抵北黎（观音桥），并挟其一派骄横颐指气使，限驻扎的中国军队三天之内交出谅山，“语毕即放炮”。[3]但守谅山的桂军彼时正因中法“讲解”而奉旨“扼扎原处，进止机宜”听候调度，[4]没有收到过撤兵的命令。于是法国人的炮击引出了中国人的回击，导致中法军队在互相对峙中两天之内打了两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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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夹用口舌和枪炮的战争一时猝起，既不在中国政府的意料之内，也不在法国政府的预想之内。而先动手的法国在动手之后又成了先责问的一方。北黎之战相隔三天，署法国公使谢满禄（Semallé，Marie Joseph Claude Edouard Robert Vicomte de）已照会总署，说是法军按约“收取谅山”，而被“华兵攻打”，继之龂龂追究责任并引为大愤。[6]总署作回复，则由简约既未议定“界务商务”，又未议定“中国调回防营”日期为事实说因果和理据，而后指法军“先放枪炮”，应任起衅之责。[7]十三天之后谢满禄再度照会总署，以“北圻戍兵火速退出”和“赔银至少二百五十兆法郎”为最后通牒，“限七日内复明照办”。[8]中国允撤兵，但不能赔款，态度仍在说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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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一个时间里法国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Paten Ôtre，Jules）已经到达上海，法国海军的舰队也已经到福州附近的海面，两者之间构成一种非常醒目的对衬和呼应。稍后赫德受命代表中国政府与巴德诺在上海议北圻撤兵日程，又经赫德传话，朝旨再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于六月上旬同巴德诺“议办详细条约”。但中国人旨在“议约”，法国人旨在“议费”，巴德诺要的是“索赔”，且其“志甚坚”；而曾国荃奉旨“所索兵费卹款万不能允”，以此为界限，则责分本在拒绝法国人所要的东西。因此，当日的交涉便成了一面的胁迫和另一面的抵挡。其间中国曾请美国调处，而为法国所拒绝。[9]当焦头烂额的曾国荃身在一筹莫展之际，曾沿用李鸿章“或至万不得已时，无论曲直，求恩赏数十万，以恤伤亡将士，似尚无伤国体”[10]之说，后退一步而自作主张，允诺以抚恤名义付法国五十万两（合三百五十万法郎）。但朝廷不肯认可，随后严旨申饬，斥为“实属不知大体”；而法国一头则以其“为数过少”，直视为“近于戏弄”，并在六月中旬照会总署，明言“本国自此即为所欲为，火速从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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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一段中法之间的交涉便在历时五天之后以破裂为了结。彼时巴德诺虽是驻华公使，而甫至中国，便先与指挥海军舰队的孤拔在上海会面，其意中显然更重兵舰。由于这两个人都不相信用会商谈判的办法可以了结中法越南之事，所以他们的会面遂成了私下里共议武力北犯之计的筹划。[12]显见得由不信会商谈判的巴德诺与曾国荃作交涉，从一开始便不能不是一种意不在此的交涉。因此交涉破裂之后，仅仅过了三天，等候在海上的军舰已开始炮击基隆。随之战场由边界之外的越南移到了中国的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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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一面而言，则中法交涉和冲突的过程始终与士议激扬一路交缠，并因之而致当事的大臣备受指责，被一劾再劾。迨山西失，北宁又失，言路弹章前后相继。其间“徐延旭、唐炯坐失地逮问，盛昱言‘逮问疆臣而不明降谕旨，二百年来无此政体’。并劾枢臣怠职”。[13]由此激成深宫之怒，导致军机处里的亲王、大臣全体都被逐退，而朝局为之一变。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对法人的敌忾成为当日的一时之共趋和议论之强音。因此，当李鸿章与福禄诺在天津“讲解”之日，同时的士大夫已群起奏论“和局断不可恃”以及“夷情叵测”，请“力筹守御”；[14]而曾国荃与巴德诺在上海交涉之日，同时的廷议正推想“彼不得逞，势必指挥孤拔肆扰”，并测度“开仗以后”的种种情状。[15]与法国既作“讲解”又作交涉，说明了“朝廷始终不愿失和”。[16]但在“讲解”的同时“筹守御”和交涉的同时想“开仗”，又说明了中国一方处和战之间的不肯一退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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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当19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法越之事是与四围的外来侵逼与边疆危机连为一体的。因此中国人虽居战事失利和“兵疲饷绌”之际而不肯一退再退，正在于中国面对法国侵逼的时候，同时是中国又不止面对法国的侵逼：“彼既胁我以和，肆意要求，何所不至？”若“俯首曲从”，则“英、俄各国揆吾怯弱，易于要求，必将环伺而起”，随后“群相效尤”，而“祸将继起”。[17]与四十年代的中英鸦片战争和五十年代开始的英法联军之役相比，这种列国的四围“环伺”显然是一变再变之后的一种更深更重的灾祸。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人的不肯一退再退，是身后已经没有再退的余地。所以，在中法之间的冲突与交涉里，士议的不甘顺受“胁我以和”，便常常会影响和制约朝廷的“始终不愿失和”。其间之典型，是光绪十年（1884）四月朝廷大幅度调度人事，以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以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以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并皆“准其专折奏事”。[18]当日曾耸动朝野而颇为一时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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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大澂等好谈兵事，佩纶、宝琛尤以弹劾大臣著风节，与张之洞、宝廷、邓承修、刘恩溥好论时政，陈得失，一时有清流之目；孝钦后亦纾怀听从。以海疆多故，同时有会办之命。[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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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以其“好谈兵事”和标著“风节”而特出一时，成为士议激扬中的健者。士议激扬，归旨在于主战，因此，在李鸿章的“讲解”之后和曾国荃的交涉之前，这些人在同一天里奉旨“会办”海防，正说明“始终不愿失和”的朝廷，同时又在用主战的人物与主张为和局立限度。十四天之后张之洞奉旨由山西巡抚调署两广总督，从远离战场的华北走到了华南的军务之中，推度其间的命意，显然是同属一个理路。而后，原本在局外作议论并因之而各自见风采的吴大澂、张佩纶、陈宝琛和张之洞，便被朝旨送到了中法对抗的局中。两个月之后和局破裂，他们又成了身负重责的人和身入旋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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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把战争引到中国境内的法国舰队，主旨在于“踞地为质，挟中国议约”。[20]而几经筹度，最能合其心意的则是一岛孤悬于闽海之外的台湾，[21]于是产煤的基隆便先被攻击。其时刘铭传领淮军守台湾，来犯的法国军舰虽以利炮为优势，于一日之内尽毁基隆炮台，而登陆的数百名法军在上岸之后都不能敌接战的中国军队，不到半天功夫便被打得退回到船上。事后刘铭传奏报说：“伏念基隆炮台不固，炮位无多，彼族久经窃议，今突以五船相犯，实瞰我军船炮俱无，睥睨乘危，妄思窃踞。今幸仰荷天威，将士用命，有此血战，稍挫凶锋，实足以抒激愤”。[22]而对于轻估台防的法国人来说，这样的结果显然不在预算之中。之后，“稍挫凶锋”的法国舰队留下一艘兵船停泊于基隆洋面，同岸上的中国军队作对峙状，余舰悉数向北驶往福州，并在六月下旬进入闽江。在法国公使巴德诺的筹想里，攻台的目的是取地方作抵押；攻闽的目的则是摧毁中国人的船厂和船队以逞其受挫之后的“报复”，[23]随后是“凶锋”直指马江。而奉旨“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并兼署船政大臣的张佩纶便成了首当其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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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于四月下旬受命，到任已是闰五月的中旬了。其奏疏举“闽疆”为“南部雄镇，濒海奥区”，而张目四顾，则“地惬饷涸，沿海之防，不克未雨绸缪，早完牗户”，两面之间显然不相对称。当他在京城作议论的时候，多半不会想到此日“事急而求”，闽疆已是“利器难得，将才难得，无米之炊，殆将束手”。而以“利器难得”和“将才难得”的“地惬饷涸”直面“法衅又开”，其一腔贲张“止能就本省新募之兵、杂储之器，原派之文武将领，旧式之炮台、兵船，以备折冲御侮”。[24]比之刘铭传麾下守台湾的四十营将官兵丁，张佩纶接手的这种“沿海之防”显然不逮远甚。但法人意在摧毁中国人的船厂和船队，则不能不由海口进马江，比之炮击基隆，福州遇到的是“彼深入，非战外海”。[25]而就地势言之，这一段水路两岸多山峦亦多险阻，若凭险拦截，法国人的军舰便很难绕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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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没有强兵利器的张佩纶自到闽之后目睹其“兵轮入口，瞬息即至”，曾有“胜负呼吸，争先下手”之想。[26]而时当“中法和战定局与否，未经总署示知”，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犹在“拘手挛足”之中，“阻之则先起衅端，听之则坐失重险，实属左右为难”。与之成为对比的是法国人在大打出手之前，已能够从容措手，其军舰纷纷上驶，已越过了原本很难绕得过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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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城以壶江南茭为第一重门户，长门、金牌为第二重门户。敌船既越各炮台而至马尾，深入已百余里。若止一二轮船，彼虽足制船局之命脉，而身在围中，谅亦未敢轻发。如连䑸而至，一旦决裂，我电未至，彼信先闻，出我不意，登岸扰犯，则炮台之军不及入援，南台之军亦难径渡，船局势殊岌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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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到闽之后六天法舰已至福建海面，而闽江的“门户”始终无法关拢。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便一面是“迭据电传，法人欲取福州为质”；一面是眼看着法国人的军舰“乘议约未定之时，借游历为名，陆续驶入闽口”。[27]至六月上旬，已是法舰大集。福州将军穆图善呈报军机处，说是“防务日紧，法酋日肆，意揣必至决裂。闽失势在不能先封口，又不能先发”。然后枚举而历数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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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铁舰守口一艘，兵船入长门十艘，环马江者六，内鱼雷船二。又有大号兵船七号在近省之长乐县海口，拟筑炮台，多方要挟，迫我开衅。[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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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形成的场面，正是张佩纶笔下的“连䑸而至”。中国人“不能先封口”以堵其来路，而法国人一开始便以“铁舰守口”，关闭了中国人的进路和退路。以兵事而论，是时至此日，可谓先机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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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里，福建曾屡次致电枢垣，“促南北洋以船入口”相援助，以期“勿失机养患”，[29]而皆苦苦盼望而不可得。主其事的张佩纶期望落空之后化作一腔愤懑，曾向朝廷忿忿然痛责南洋大臣曾国荃：“甚矣曾之膜视闽也。沪仅法船一，华船则六；南洋十五船无可分，欲闽三船敌法耶”？[30]但彼时海疆震动，南洋与北洋各筹防务；疆吏责在守土，都不能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因此，虽然朝廷应福建的呼求先后令南洋和北洋调船援闽，[31]但北洋防畿辅，南洋防长江，皆能各自申说以动朝廷之意。而后是朝廷“旨寄张佩纶等，拨船于闽无济，着妥商筹办”和“旨寄张佩纶等，着就现有兵勇实力固守”。[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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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盼和忿怒都没有为福建引来一点可资依傍的物力和人力。在这种南洋、北洋和“福建海疆”的相互抵牾之中，可以见到的正是南洋、北洋和“福建海疆”都太过局促，以至中国南北绵延的漫长海岸线捉襟见肘，在法国人移动的舰队面前顾此失彼，首尾无法照应的事实。由于顾此失彼和首尾无法照应，当日被法国选中的闽疆便成了以弱者当强敌的一方。而曾以士议激昂为朝野注目的张佩纶，其时用来对付法国人的仍然只能靠激昂。他在六月里的一道电文中说：“急募，无器械，何能？小挫再振，将与士习，又操饷权者能之”，这些东西他都没有，能够做的，遂只剩下“惟忠愤鼓舞耳”。[33]后来又说，当法舰麕集之日，“臣知不敌，顾求援无门，退后无路，惟与诸将以忠义相激发而已”。[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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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战争是暴力的较量，从而以暴力的比较为结果，“忠愤”和“忠义”的影响都有限。自基隆一战之后法舰群驶福州，至七月初汇聚于闽江下游的作战船只总数已达十二艘，且皆属彼时的新型战舰，其中两艘是铁甲舰，合计共一万四千五百十一吨。与之相匹配的是七十七门大口径重炮和一千七百九十名作战人员。而在同一个水域里与法国舰队相持的中国水师虽然有船十一艘，但其中的九艘都是由木质构成的，且十一艘船总共只有六千五百吨，而赖以制敌的四十五门火炮大半都因口径不够而不能算作重炮。若举人数作对照，则其一千零四十名作战的官兵，总量亦少于法国一面。[35]显见得以此比彼，两者之间实在是优劣太过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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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初一，法使谢满禄下旗离开北京，同时中国驻法国公使李凤苞也从巴黎移到柏林。中法关系随之破裂。已经为自己营造了足够优势的法国舰队遂于两天之后“乘雨后潮急，彼船得势，违例猝发”，[36]猛烈炮击中国兵船。张佩纶在奏报里说“我船本约以各轮萃攻其上游各船，而以艇船、商船火攻牵制其下游各船。”但“法大船入，则以六船截‘振威’、‘飞云’、‘济安’于下，而以五大船、一鱼雷船合攻‘扬武’”。法国人的大炮一开始就打破了他的筹想。其直接的结果是‘扬武’先“为敌鱼雷所碎”。之后，“福星”发炮攻敌，而因“大小过悬，众寡不敌”沉毁；“伏波”、“艺新”则刚刚接战，已先后“中炮上驶”，遂使“上游之船已没。其下游之船，法以乌波铁船为最大，‘振威’为其所挤立断为两”。而“飞云”、“济安”两船“还炮之声犹相应答”，转瞬之间“旋即带火流下”。此后“法人乘胜轰击，迫近厂河之商船亦焚”。于是“七兵船、两商船及哨艇各船”一时“俱烬”。[37]若总计而言，在他所列举的这些兵船之外，同时被伤和被毁的其实还有“福胜”、“建胜”和“琛航”、“永保”。[38]作为对比，在这场水上交战中法国人被击沉的只有一艘鱼雷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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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和次日，摧毁了福建水师的法国人复连番炮轰福州船政局，致使十多年前在法国工匠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船厂，此日又在法国军舰的炮火轰击下被打得“千创百孔”。[39]这个过程里中国军人“死者灰烬，存者焦伤”，[40]在“灰烬”和“焦伤”之中不会没有“忠愤”和“忠义”，但“忠愤”和“忠义”都没有挡住法国人用坚船利炮作成的暴力致胜。而奉旨“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的张佩纶在历经颠蹶之后引咎自劾，其曾经的激昂大半都化作了感慨唏嘘和言之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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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念臣甫到闽，孤拔踵至。明不足以料敌，材不足以治军，妄思以少胜多，露厂小船，图当大敌；卒至寇增援断，久顿兵疲。军情瞬息万变，臣既制于洋例不能先发以践言，复误于陆居不能登舟以共命，实属咎无可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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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自请“拿交刑部治罪，以明微臣愧悚之忱，以谢士卒死绥之惨”。[41]在年复一年的造船造炮之后，马江之战用法国人的船和炮比较了中国人的船和炮。因此张佩纶的唏嘘与沉痛虽由书生领兵的一败塗地而起，而其对应和反照的则不能不是二十年洋务效西法以图自强的重挫。法国人打掉了中国的兵船和船厂，之后，出港的法国舰队又一路开炮，一个一个地轰毁了沿岸炮台。这是一种胜负已分之后的打了又打。但在他们的筹算里，要的是“踞地为质”。因此马江之战虽以暴力致胜并且打了又打，而犹非其意中的了局。至八月中旬，法国舰队移师台湾攻陷基隆。稍后又攻沪尾，并一度登陆而为守军力战击退。自九月初开始，孤拔用炮船从海上封锁台湾，“禁止各国船只来往出入”，[42]以期用截断外来济助的办法为困逼之计。迨次年一月，踞于基隆的法军又由基隆西犯，欲进逼台北，经四天激战为守军所堵挡，而一个月之后，纵横于海上的法军已占领了澎湖。在这个攻与守苦苦相持的过程里，一面是朝旨以“台防关系东南大局”督责南北洋援台，而法国封锁之下南北洋援台的船只并不足以“当铁舰之巨炮”；一面是守土的中国军队“军士眚疫日有死亡，能战者不足三千”，且“洋药已缺，食盐不来，饷路亦阻”，由此形成的只能是一种日处困境而力为撑持。[43]两相对比，愈见得法国人据有海上的优势，遂使法国人长在主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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