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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借法自强催生的第一批留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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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自强以船炮为起点，在这种设定的路向中，借取西法本自从技术开始，之后又不能不沿着技术深入。时至同治后期，由此引入的“制器之器”和雇用的西国工匠，已为中国促成和维持了一种用移来的技术仿造洋器的过程，但前者的技术是物化的，后者的技术是没有源头的。就其本源而论，这种物化的技术和没有源头的技术显然都不是西法的止境。因此，在其存在和发展的内在逻辑里，借取西法的过程一定会要求朝前走得更远。而久怀“西学东渐”之想的容闳，正以他所倡说的“出洋留学”的“教育计划”[1]提供了一种可以对应的路径，历史地助成了洋务事业在深度上的再进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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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隶香山的容闳自幼入教会学校，19岁随传教士到美国，8年后从耶鲁大学毕业。在19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其独有的文化结构和人生履历都决定了他既是一个明显地不属于士大夫群类的人；又是一个少见的熟悉和了解西方世界的人。若以常态而论，他同士人社会之间原本会有一种深深的疏离。但时当效西法以图自强成了经世之学里的一个大题目之日，主持洋务而正在努力辨识西人西事的士大夫却能够和他走得很近。同治二年（1863），本在经商的容闳到安庆见曾国藩，与有心造船造炮的曾国藩从西国的机器厂说到中国的机器厂，洋洋乎既入其耳又入其心，并由此而改变了自己的人世路轨，从局外走入了以洋务为中心的那一段历史过程之中，容闳虽以机器说曾国藩而得赏识，但作为一个深入地见识过西方世界的人，他真正的志度和抱负其实不在机器而在教育，尤其在于留学：“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他自谓这是一种曾使他全力以赴，“专心致志以为之”的事业。[2]因此，当他以能识机器和能办机器而受到另眼相看，并因之而同主持洋务的官员越走越近之后，这种“专心致志以为之”的事便会越过机器和制器，成为他意中最大的事和向当道力为陈说的事。而后，刚刚由布政使迁江苏巡抚的丁日昌遂成了最先倾听陈说，并且最早“大赞许”容闳“选派颖秀青年”出洋留学之想的人。由于“大赞许”，他曾将容闳的条陈专门转呈能够影响朝廷的文祥，以期促成这种没有先例可以比附的事。但时逢文祥丁忧开缺并随后身死，人亡则事息，遂使容闳的倡说和丁日昌的“赞许”刚刚起头便突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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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三年里，不肯歇手的容闳仍在不停地陈说以重新起头，“偶因公事谒丁抚，必强聒不已”。[3]但事属前无古人，丁日昌的臂力终究有限。直到同治九年（1870），丁日昌奉旨协同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容闳随丁日昌一同北上，这种“专心致志以为之”的事也被一同带着北上，送到了曾国藩的面前。于是继丁日昌的“大赞许”之后，容闳的主张又获得了曾国藩的大赞许，并在当年九月经曾国藩的“附奏在案”而被直接送到了朝廷的面前。从时间上作推算，自丁日昌一行抵天津，到曾国藩立意出奏，相隔不过两个月的功夫。可见容闳看重的事，曾国藩也看重。而立意出奏，正说明后者已经把这件事接过手来，当成了自己的事。因此过了四个月，曾国藩曾再度“附奏在案”；之后，又在同治十年（1871）七月与李鸿章联衔会奏，专疏论述“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容闳的主张能得曾国藩、李鸿章和丁日昌的热切回应，反照了从制器开始的洋务，其物化了的技术和没有源头的技术，已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成了一种有限的东西和局限的东西。而后的“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主旨正在于探其本源，其间的实质，便是由物化了的技术和没有源头的技术追溯到支撑和派生了技术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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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人学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密，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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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开此一途而“诚得其法，归而触类引申，视今日所为孜孜以求者，不更扩充于无穷耶？”以“触类引申”和“扩充于无穷”为理路作论说，则相比于已有的“设局制造”和“开馆教习”，这种“远适肄业”能够做前者做不到的事，“所以收远大之效也”。这个过程显示了，主持洋务的士大夫正致力于把容闳的陈说一步一步地转化为事实，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与容闳是同道者。但在容闳的初想里，“选派颖秀青年”出洋留学，着眼的是“西方之学术”和“文明”，他所向往的无疑是一种恢宏廓大的全面性和整体性。而曾国藩与李鸿章作奏议，则选出来的“聪颖子弟”入“泰西各国书院学习”，重心和范围都在“军政、船政、步算、制器”。其说服朝廷的理由尤以泰西各国之“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造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为振振有辞。[4]他们仍然在沿用技术为尺度以选择知识和求取知识，而技术与知识最终又都以兵事为指归。同容闳恢宏廓大而无边无际的全面性和整体性相比，这种以兵事为指归的技术和知识显然只能圈定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就这一点而言，在曾国藩、李鸿章与容闳之间，从一开始便已取向各自不同。然而以同治年间的中国为具体的历史环境，则能够进入那一代忧时之士视野之内的西法，总是同时务中的要目相榫接的西法，并因之而总是具体的西法和有限的西法。洋务本以兵事为起因，并由兵事作主导，所以由主持洋务的士大夫主持留学，他们为出洋的“聪颖子弟”择学业，便一定会选取“与用兵相表里”的“军政、船政、步算、制造”。他们是一群造时势的人，同时他们又是一群被时势四面制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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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容闳是美国留学生，与彼邦学界人物相熟识，也由于“美国新立和约第七条内载，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人民一体优待”，[5]因此，借用既有的条约便利，中国人从一开始便为自已最早的留学生选定美国作为落脚的地方。在曾国藩的预想里，这种远走彼邦的万里求学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在外国肄习，十五年后按年分起挨次回国。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岁上下，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然则其意中的“聪颖子弟”以年龄而论不过是十四、五岁的少年，本属识字读书犹未全通一类。因此这些人被“带赴外国”，须“悉归委员管束”，于西国课艺“务求学术精到”之外，又应有“翻译教习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可冀成有用之材”。[6]他希望出洋的“幼童”虽远走万里，而依旧能在中国人的管和教之下，庶几获得西方知识的同时，不致于失掉中国的德性。从这种知识与德性分属两端的虑远之想里，可以看到的是一个用力促成了留学西洋的士大夫，其期望所在的地方，常常又会是其用心深而且用心苦的地方。因此，被他选中用作“委员”以“携带幼童前往外国者”，除了先倡此议的美国留学生容闳之外，还有出身翰林的“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而后者的“实心孤诣，智深勇沉”和“精悍坚卓，不避险艰”[7]尤能得其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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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奏折里说：“臣精力日衰，自度难策后效”，而犹“思稍立基绪”，以待将来“渐次拓充”。[8]这些话里兼有一个年已迟暮的儒学士大夫身当衰世的心事和心愿。就其一生而言，这是他所做的最后一件影响了历史的事。会奏之后七个月，曾因藩死于南京，又过了五个月，第一批留美的三十名“幼童”已从上海启程出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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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治十一年（1872）七月到光绪元年（1875）九月，中国分四批先后送出了一百二十名留美的学生，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会奏里，原拟“于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处”挑选“聪慧幼童”，[9]而总署奉旨议奏，则引同文馆旧例，改此一节为“如有愿往泰西之人，不分满汉子弟，择其质地端谨，文理优长者一律送往，以广人材”。[10]就地域而论，是范围更大了。然而最终被一批一批送出去的学生里，有八十二个人出自广东，而“粤人中又多半为香山籍”，[11]以总数一百二十人作计算，显然是一省独占了极大多数，可谓全出总署的初想之外。作为一个历史事实，这种太过悬殊的比例非常明白地说明：在走向世界的过程里，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有着一种地域上的不平衡。而当这些学生到达美国以后，便“分处于新英国省（新英格兰地区）之各人家，每家二三人”，因此在他们接受新知识之前其实已经进入了美国的家庭和美国的社会。显见得这样一种居处方式也不在总署的初想和当日预立的章程之内。而后，由于这些接受了中国学生的家庭都属彼时美国的中产阶级，因此中国学生所看到时美国便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美国；由于这些接受了中国学生的美国家庭表现出来的善意和善待，因此中国学生“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遂“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对于留美的学生来说，由此发生的变化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曾属一百二十人之一的温秉忠多年以后追述这段历史，说是“当时幼童平均不及十五岁，对新生活适应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这些对他们终生影响至大”，并直言当日的幼童已是“‘美化’（Americanized）了”。相隔了五十来年，其追述之中仍不无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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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是一个过来人，从而是一个深知其中之乐趣的人，但对于带着幼童西行，而本职在于管和教的朝廷命官来说，这种变化无疑都不会被当作是乐闻乐见的事。因此守职的委员陈兰彬与放任的委员容闳便先起“龃龉”。[12]在后来的回忆里，容闳余忿未息，常常要痛诋陈兰彬之“顽固”和“揎拳掳袖，准备破坏新政，以阻中国前途之进步”。然而与陈兰彬相比，同容闳“龃龉”更深的，还要算是另一个起家翰林的委员吴子登。所以在容闳笔下，对他的痛诋又深一层，至称其为“留学界之大敌”，称其“性情怪僻”，称其“本为反对党之一派”，所以“视中国学生之留学外洋”为“离经叛道之举；又因前与曾文正、丁日昌二人不睦，故于曾、丁二公所制之事业，尤思破坏，不遗余力”。[13]其实吴子登到美国管留学生之前，已做过广州同文馆的教习，也曾随使出洋，到过外国，且是当日士大夫中少有的能识英文的人，[14]显见得不能算是完全没有见过世面。但与领着幼童刚刚初到美国的陈兰彬不同的是，他在光绪五年（1879）接手管理留美学童委员一职的时候，上距第一批学童到达美国已经过去七年，距第四批学童到达美国也已过去四年。在岁月造成的大幅变化里，他所见到的这些已经“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并正在“美化”之中的幼童，从外观的形象到内里的意识都不会再是旧日模样。因此作为一个既管且教的监督人，其反应一定会比陈兰彬更强烈。但作为一个官僚，他所用来为学生纠偏的东西又只有官场里的权威和权力。一则记载说：“斯人甚好示威，一如往日之学司。而其妆模作样，则有过之无不及。故当接任之后，即招各生到华盛顿使署中教训”，而“各生谒见时，均不行跪拜礼”。之后是用“鞭笞”衔勒“泛驾”之马，致“弱者呼謈痛，强者反唇稽”，[15]这些当然都会牵及容闳，于是往日尚是“龃龉”至此已成冲突。其时李鸿章在致总署的一封里论留学事务，而言及其间的“抵牾已久”，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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迩年以来，颇有议莼甫（容闳）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者，鸿章尝寓书诫勉，不啻至再至三。往岁荔秋（陈立彬）出洋，曾与面商，请其照料局务，荔秋亦慨然允许。而前年子登到局后，叠函称局务流弊孔多，亟宜裁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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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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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章平心察之，学生大半粤产，早岁出洋，其沾染洋习或所难免；子登绳之过严，致滋凿枘，遂以为悉数可撤，未免近于固执。[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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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而言，李鸿章的话像是更近实一点。时当19世纪七十年代，留学生容闳和翰林陈兰彬、吴子登，背后各自有着一种借以依托的价值。由于两者共同管理在美国的中国学生，所以中国学生在美国的变化一定会牵动两者。而由此引发的“龃龉”和冲突里，比人品之优劣更富力度的其实是不同价值派生的分异。因此一个人的“龃龉”之后继踵而起的还有另一个人的“龃龉”，而且发生在美国的“龃龉”还会延及国内，致言路上奏，指“出洋学生，近来多入耶稣教，帮办翻译黄姓，暗诱学生进教，总办区姓，十数日不到局，学生等毫无管束”，而后朝旨远达美国，令彻查并“从严参处”和“严加管束”。[17]曾经带了幼童一同出洋的陈兰彬，此日已是驻美公使，他在回复朝廷的奏折里由言路的指责再作引申，而走得更远，主张“将各学生撤回内地”。当初曾国藩期望他能够实现自己心中的“远大之效”，但他的眼识和胸襟太过狭隘，不是那种能够在回应西潮的过程里负重致远的人。所以多年之后已认识不了和驾驭不住这种由他一起助成的事业，并最终掉头而去，与这种事业断为两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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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里，从一开始便和曾国藩一同联衔会奏，为中国开此一局的李鸿章面对委员、公使、言路、朝旨的众声喧哗，已是时与势皆属今昔殊异。他比这些人更深地了解中西交冲里内含的时代内容，从而比这些人更深地了解留学西洋对中国的益处，因此曾引“美前总统格兰德及驻京公使安吉来信”，并“美国各书院总教习等公函”为助，既以“无端全撤，美廷必滋疑骇”立说，又以“十年以来用费已数十万，一旦付之东流，亦非政体”立说。然而身在众声喧哗之中便是身在逼仄局促之中，因此在陈兰彬的奏折之后，他有心要为留美一局延一点生机，只能指望用“半撤之法”以抵消“全撤之议”。[18]但总署比他更经不起众声喧哗和朝旨之诘问，于光绪七年（1881）五月已奏请了此一局，说是“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以致旁骛斜走，“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已大失该局之初心”。然后统括言之曰：“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19]于是从同治十一年（1872）以来，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的过程在维持了九年之后便就此而止。随后，除掉奏议里说的“因事故撤回及在洋病故二十六名”之外，这些留美学生中其余的九十四人都同西来之日一样分批东返，被遣回了中国，而其中的六十多人在一路辛苦之后已进入了美国的大学，彼时正在学习“外洋之长技”的日起有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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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一年（1885），李鸿章作“肄习西学请奖折”，列叙这九十四名留美学生在回国之后融入和承当各色洋务事业的过程：头批“二十一名均送电局学传电报；二、三批学生内有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二十三名，其余五十名经臣扎饬津海关道周馥会同机器、电报各局递加考验，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迄今又逾四年”。然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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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募学生出洋肄习西学、培养人材，实为中国自强根本，惟事属创办，风气初开。该学生等童年应募，远涉重洋，学成回华，分派各处当差，均能始终勤奋，日进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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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举“西洋教习及泰西各国水师兵官，咸谓该学生等造诣有得，足供任使”以申其论。[20]与四年之前的众声喧哗相比，这些话更真实地评述了作为一个历史群体的留美学生。而举“出洋肄业西学”为“中国自强根本”，则又说明：自同治十年（1871）与曾国藩联衔会奏以来，他始终此心未改。与之相呼应的，则是那一代主持洋务的士大夫以此为共有的识见。因此，在留美之后，继之而起的还有福州船政局和北洋大臣经营的留学欧洲。在这种前后相继的过程里产生过影响了后来历史的人物。其中之最著名者，便是以“天演”译述进化，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历史带来了进化论时代的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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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容闳：西学东渐记·祁兆熙：游美洲日记·张德彝：随使法国记·林汝耀等：苏格兰游学指南》第121、122页，岳麓书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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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容闳：西学东渐记·祁兆熙：游美洲日记·张德彝：随使法国记·林汝耀等：苏格兰游学指南》，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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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上书，第121—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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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7331—7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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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7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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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同上书，第7332—7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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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上书，第7331、7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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