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07598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1706702232]

1706707599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以和洋士务大为夫中在心古的今三中十西年之历间史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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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0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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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03 从19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借西法图自强促成了三十多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而与此一路伴随的，则是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借西法的过程又直接地触发了那一代士大夫的相互论争和辩驳，并在论争和辩驳的延续里形成了另一种历史过程。其间起于同治中期的同文馆之争曾发为先声而为一世所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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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05 同治五年（1866）总署奏请“于同文馆内添设一馆，招取满汉举人，恩、拔、副、岁、优贡生”，并“正途出身之五品下京外各官”，聘“西人在馆教习”天文、算学。次年又议这个题目，而“招取”的范围已延伸到“进士”和翰林院里的“庶吉士、编修、检讨”。[1]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些主张都属不守旧格，遂使言路随后起而拦击，并且在几经辩难之后界限分明，变为讲理学的大学士倭仁与管总署的亲王奕䜣之间的对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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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07 同文馆初立于同治元年（1861），本以“语言文字”为授受之专业，而“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来学。以成例相比较，大体类同于旧日已有的“俄罗斯文馆”。[2]然则五年之后的奏请既改变了施教的内容，也改变了受学的对象，两者都已越出了祖宗留下来的范围，从而都已越出了朝议守定的思想范围，于是前后之间的不同便成了一种迥然不同。因此初立之际的同文馆不会起争论，而五年之后的同文馆一定会起争论。言路反对总署，其立论的要旨是：“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设同文馆”，错在“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又藉升途、银两以诱之”，皆“重名利而轻气节”，然后追问说“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3]这些道理曾在二千多年里与中国人的社会秩序和精神世界相依存，所以引入朝议，便能够成其言之厘然和言之凿凿。而奕䜣作陈说，则由“庚申之变”的“兵临城下，烽火烛天”起讲，深论西人以“轮船、火器”为“制胜之道”，及其“制造巧法，必由算学入手”。之后申述“请开设天文算学馆，以为制造轮船、各机器张本”之“苦心孤诣”和“无非欲图自强”。[4]这些道理以民族战争失败之后的创深痛巨和中西之间的对峙对比为实证，所以一为发抒，同样能够言之厘然和言之凿凿。而后，以总署的言之厘然对言路的言之厘然，在那个时候的庙堂里，两者之各自立说最终便不能不成为一种彼此激辩而不能用同一种道理判是非高低的争论，从而是没有结果的争论。其间不肯认同总署把“忠信礼义”当做“空言”而不能敌“制胜自强”之“实政”[5]的倭仁，曾被朝廷特意派到总署去当差，令其“会同该管王大臣等和衷商酌，共济时艰”，并以“毋蹈处士虚声，有负朝廷恩遇”[6]为申诫之词。君权用这种近乎恶作剧的方式回应了倭仁的不识时务和不知时宜，也表达了自己更相信天文算学比“明体达用”更能对付西人。遂使当日兼作皇帝师傅的倭仁“授书时有感于中，潸然出涕”。[7]其间自有许多委屈不平和感慨忧郁。然而在庙堂之外，士议的呼应却大半都在倭仁一边。于是而有“京语（师）口语藉藉”的“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以及“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等被称做“对子”而流布一时的东西。[8]与奏议之重在说理相比，这一类文字都是以嘲讽为宣泄。但宣泄而能汇为“口语藉藉”，则由此发露的，无疑是那个时候人心中普遍的感受和普遍的好恶。他们是一种朝旨所不能左右的力量，又是一种富有感染力的力量，之后是因“天文算学招考正途人员”而致士林群起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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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09 数月于兹，众论纷争，日甚一日。或一省中并无一二人愿投考者，或一省中仅有一二人愿投考者，一有其人，遂为同乡、同列之所不齿。夫明知为众论所排，而负气而来，其来者既不恤人言，而攻者愈不留余地，入馆与不入馆，显分两途，已成水火。互相攻击之不已，因而互相倾覆，异日之势所必至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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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11 这种没有结果的争论里内含着古所未有的时代内容，因此这种没有结果的争论又以其不可勾连和不可调和，醒目地显示了中国士大夫为自强而借法，又因借法而致各自立异和彼此分歧的历史舛错和历史矛盾。六十年代的同文馆之争最先起于这个过程之中，而其间出现的“显分两途”和“已成水火”，则以这种斯文一脉的相争相抗，明白地预示了一种后来将会一路延续的趋势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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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13 当咸丰十年岁末曾国藩先倡“师夷智以造船制炮”[10]的时候，“师夷智”的本意是用西方人的办法对付西方人。因此借法自强以取彼之长，移新卫旧为愿想。在这种愿想里，借来的东西是一种被限定和被配置的东西，而后“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1]才能够成为预立的旨义，并经简约化而概括出“中体西用”的命题。然而这种预立的旨义与借法以图自强的实际过程常常会不相榫合。一方面，在中国人的社会里，体与用是连在一起的。由几千年岁月累积起来的历史、文化、观念和政治、经济、习俗，都是体之所在即用之所在。这个社会显然没有留出一个可以渡让的空间，用来接纳借入的西法。因此，借入的西法移接到中国只能是锲入。当时人比为“异端”而以“光怪陆离”[12]视之，正反映了锲入的东西总是夹生的东西。另一方面，中国人取西法出自选择，所以西法自始即被预想为一个一个的。然而按其本性和本相，则因直观所见而被分为一个一个的西法，其实是以因果交织和相互联结为存在状态的。由此构成的是欧西那个世界里的本末和体用。于是从选择开始的取西法，必然会变为一种西法带来另一种西法的过程。因此，就前一面而言，西法的锲入无异于强入，在它所到的地方不能不要求中国社会原有的物事让路；就后一面而言，西法的锲入无异于扩张，其间的派生和递进既会从广度上突破本来的限定，也会从深度上突破本来的限定，并以此次第舒展，由预想之内的东西牵到预想之外的东西。这两个方面都说明：中国人为自强而借来的西法，首先造成的是对中国人自身的冲击。而后，借西法的中国人遂因冲击而催生出自己改变自己的意识。先入洋务的李鸿章曾以“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13]为中西之比，而等到借法稍久习染渐深，则议论一变而为“内须变法”、“及早变法”、“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14]其意向所指，显然已是以“文武制度”为“须变”的大端。同他相比，醇亲王奕環素以痛恶夷人夷事为本来面目，而受命主管海军之后，却一变旧日尺度，转过头来追问：“议者动云祖宗时所无，独不思方今天下局势，岂开辟以来所有哉？”[15]其意思正是变祖宗之法为势之必至和理所应有。他们各成这段历史中的一类代表，而他们的议论则都在助成借法的过程以“诸国富强之术”变化“中体”，而由彼时多数人的眼光来衡量，则不能不归于“用夷变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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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15 因为西法是锲入的，又是扩张的，所以“内须变法”之由浅入深，总是在理路上一段一段地否定中国人的旧法。30年之间，“时文帖括”、“章句弓马”、“言官制度”、“兵制”、“文法”、“陈法”、“成格”、“旧规”、“法度”、“官制”等等都曾被办洋务的士大夫拿出来指指戳戳，因其不合时而证其不合理。但中国人的“成法”是从中国人的历史和社会里产生的。在两千多年的兴废、沿革、变迁、承接之后能够长久地留得下来而被统名为“成法”的东西都有过自己的历史理由，它们因之而根须深入，在当日的中国已是一面与传统相表里，一面与士大夫相因依。就这个意义而言，成法都是与人交缠在一起的。所以由洋务而议法，则议法的过程一定又是议人的过程，从而会是一部分士大夫批判另一部分士大夫的过程。李鸿章说：“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又说：“西洋各国兵饷足，器械精，专以富强取胜，而中国虚弱至此，士大夫习为章句帖括，辄嚣嚣然以经术自鸣，攻讦相尚，尊主庇民，一切实政，漠不深究。误訾理财之道为朘利，妄拟治兵之人皆怙势，颠倒是非，混淆名实。论事则务从苛刻，任事则竞趋巧伪，一有警变，张皇失措。俗儒之流弊，人才之败坏因之，此最可忧。”[16]这些非议和痛责都是从整体上把士大夫作为对象的。郭嵩焘当日以洋务与李鸿章相呼应，由西国事理说到中土人情，则持论往往更激：“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力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至“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乡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而“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两相比较，则“不知其何心也”。[17]这种深度撞击也是从整体上把士大夫作为对象的。李鸿章和郭嵩焘常常因为办洋务和论洋务而受窘于士人的群议和清议，“庸妄”、“俗儒”和“不知其何心也”都是慨然有触于胸中之所积。同他们相比，身为名父之子的曾纪泽以外交见长才，是一个办洋务而很少为清议所窘迫的人物，然而其内心则深深地痛恶清议。光绪四年他奉旨使西，日记里有过一段直截而且锐利的议论。通论“今世所谓清议者流”，而归于“泥古者流”；归于“自附于腐儒之科”而“博持正之者”者流；归于“以媢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者流。[18]他虽然把清议分作三种次第而归纳之，但就心中之好恶而言，则每一种归纳的结论都是否定的。比起当年曾国潘以“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自作刻责的既敬且畏，曾纪泽对于清议的刻薄排揎已纯然是表达一种蔑乎视之。这种父子之间的不同正反映了在洋务的累进中造成的时代变迁之深。因此后来奕環痛恨台谏，至譬为“外敌之窥伺易防，局外之浮嚣难靖”，深愤“言路至近年庞杂已极，辩给者深文曲笔恣意所为，庸暗者随波逐流联衔沽誉”，而“借题发挥，又有倒峡燎原之势。”[19]其痛恨和深愤里显然也包含着对于清议的极度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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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17 在另一头，与这些主持和参予洋务的人物相对蹠而扞格不休的，是代表清议而被当日的朝野称做“清流”的士大夫群类。清代曾长久地言路不振，至光绪初年则庙堂议论一变而节节发煌，汇为翰詹科道里的讲官和言路里的谏官前后相接，彼此呼应，一个一个以“好论时政”、“纠弹大臣”[20]自标风格。这个过程同时在把士人的清议引入谏议和朝议，由渊源而论，他们大半都与同治朝由倭仁所代表的那一脉理路前后相连。所以由此形成的“戆直激切”，[21]便常常会在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22]的争持里演为清流同洋务的直接对峙和激烈对峙。而后，由同文馆之争启端的士大夫之好恶不同和取向各异，遂因其不断延续而不断深化，日甚一日地成为人以类聚和人以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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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19 洋务中人从整体上批判中国的士大夫，并因之而集矢于清流和清议，其主要的理据在于一方的识时务和另一方的不识时务。其实，身在中西交冲之世而多见彼族之以力相扼的不止不息，清流人物不会全然不肯识时务。一则记载说：“当中法未战之前，陈弢老正在提倡清流，于洋务极意研究。曾借译署历年档案，而属余分手抄之，余遂得习知故事”。[23]而宝廷光绪八年（1882）主持福建乡试，事后奏报特举“生员杨仰曾者，留心时务，颇知兵法，兼明算学”，而后深惜其“未经中式”，是以专门保荐，“拟乞天恩，将生员杨仰曾发交北洋大臣李鸿章差遣”，期能“量才器使”。[24]被称作“陈弢老”的陈宝琛和宝廷都是彼时的清流巨擘，而前一个例子说的是用心，后一个例子说的是破格，两者的主题都是洋务。另一个清流巨擘张佩纶自负宏通，论海防论船炮的折子更多。可见其时的清流群里不是没有人可以与洋务人物共论一个题目。然而与洋务中人比，清流之论时务，其共有的重心则在攘夷。他们因此而与传统连接起来，也因此而与洋务区别开来。光绪八年，张佩纶因中日和中法冲突说事理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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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21 臣所鳃鳃过计者，恐谋国者自居贫弱，而视敌为富强，颇有苟安之心，惮为远大之举。是故言和则唯，言战则否，言偿款则有，言军饷则无，言调兵分防则勉为补苴，言增兵大举则相顾色骇。充此数弊，事机坐失，劳费转增。窃恐各国环伺，且继日本、法兰西而起。琉球不顾，必及朝鲜；越南不顾，必亡缅甸，诚可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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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23 是以“终非出于一战，不足以息岛夷之焰，而使中国百年无事”。[25]以攘夷为立场，其极端则不能不言战。张之洞有一段话由攘夷说到言战，于胜败之际思之烂熟：“初战不能不败。特非战不能练海防，非败不能练战。只要志定气壮，数败之后，自然渐知制胜之方。”[26]这种思之烂熟而后理路明晰，正说明清流之攘夷是一种自内而生的东西，因而是一种不可移易的东西。所以，其时陈宝琛统论“咸丰季年”以来内外臣工各筹洋务，深憾于“若津、若滇、若黔、若台湾诸大案”皆以和局了事，“无非张敌焰而损国威”。[27]他手里的尺度显然也是来自这种不可移易的东西。于是当洋务中人以识时务和不识时务为士大夫分界的时候，清流和清议同时在以攘夷和“苟安”为士大夫分界。这两种分界都曾牵引出种种题目，几经推演，几经衍发，使得这一段以洋务为内容的历史过程不能不与众声喧哗一路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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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25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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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27 清流和清议以攘夷为自觉意识。但作为一种已定的观念，攘夷又是从儒学传统中延续而来的。所以，当日的攘夷虽是19世纪的中国人对于外来逼迫的直接回应，而其旨义和理由则是历史里的中国人所旧有和固有的。然而西人张其焰以作成中国“千古未有之变局”，显示的是19世纪的困厄于古无徵，所以中西之折冲迎拒总是不得不与新知连在一起。与此成为对比的是，攘夷由儒学传统延续而来，守的都是义理。对于清流和清议的多数而言，这正是本来就熟悉的东西，而熟悉的东西总是用起来更顺手的东西。因此由多数形成的人群大半不能入新知。张佩纶说：“论事必贵探源，果中朝士大夫有留心洋务者，条奏可考而知，条约可购而得。如今日之九列科道，一二清流外，半皆衰庸鄙猥，即令平议，不过署干木纸尾耳。”[28]他下笔论人久以傲兀为惯态，然而这段话概论当日“九列科道”之多数不识新知，却于意态傲兀之中同时写照了真实。张佩纶以“衰庸鄙猥”称之，意在把自己所属的“一二清流”与这些人分开来，以说明前者与后者的不一样。但就宗旨和主张而言，这些人始终都与张佩纶所自我认归的“一二清流”站在一起而且同归一类。他们与庙堂之外更多不识新知的士人相应和，并以其群鸣和回声共作支撑，有此声势，而后攘夷才能够与“苟安”相对待而成为那个时候清流和清议的群体意识。这是一个由多数形成和支配的过程，而在多数人那里，这个过程又很容易演变为持义理以应对新知。义理能够安身立命，但义理的范围在价值。以中国人的价值直接应对西来的新知识，义理便常常会变成用错了地方的东西。用错地方则容易变成南辕不对北辙，随之而来的是清流和清议的长处便不能不变成了短处。当日“以骂洋务为清流”，[29]多见的都是这种长处变成短处之后的否塞。光绪初年，丁日昌奏议购买“水炮台”以防海，王家壁起而驳之，说是“击铁甲船，亦不外环击烟筒之一法。盖煤火所以运动轮机，烟筒为煤火热气所烘，金受火制，其坚易摧，非船身铁甲可比，环攻必能得手。舍烟筒不攻而欲以水炮台专攻铁甲，亦拙于制敌矣”。[30]他在京师里作大理寺少卿，不是一个亲眼看见过“水炮台”和“铁甲船”的人，因此，这一套水战的道理都是想当然的。以想当然而能言之侃侃，正是义理化作成见，而后把未知的东西当成已知的东西，其推论之不能合乎真相是理所当然的。后来余联沅听说“直隶总督李鸿章代沈保靖、周馥进奉火轮车七辆”供皇家御用，上奏切言其害，先以“皇上崇实黜华，久为臣民所钦仰，必不贵异物而贱用物”立论，而后描述“火轮车”之可怕，则半是道听途说，半是猜度冥想：“抑臣又闻之，外洋火轮车行走剽疾，电发飙驰，其中机器之蹶张，火焰之猛烈，非人力所能施，并有非人意所及料者。万一有震惊属车之虞，此又臣子之心所不忍出者也。”[31]其立论出自义理，而描述不得不涉新知，由此产生的判断，便大半不能中肯綮。在“水炮台”和“火轮车”一类涉物的议论之外，还有以人论人。其时洋务骂清议，着眼的是士大夫整体；清议骂洋务，则多以“用夷变夏”划范围来圈定佞人与小人，着眼的常常是个体。光绪十五年（1889）丁立钧作奏折，曾按照这个标准枚举并点评了一群洋务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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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29 同治年间，朝士懵于洋务，偶有谈效法外洋之便者，群相訾笑。自前巡抚郭嵩焘、丁日昌等创建邪议，专以用夷变夏破坏中国数千年相承之治法，而议者乃竞以为然。至于近年，总督李鸿章、侍郎曾纪泽率皆迁就依违，未能力排邪议。如洋人屡次请开银行，经部奏驳，而李鸿章以为可从，率与私议草约，事几欲行。假如此议一行，则国家利权寄之洋人，其害有甚于开铁路者。李鸿章读书明理，而惑于邪说，遂至蒙昧如此，然其心犹公而非私也。至于按察使周馥，道员盛宣怀、杨宗濂、唐廷枢、马建忠辈，其人屡被讥弹，而时号通晓洋务，专能依据洋书，条陈新法，多为创设，阴便私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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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31 这些人本自品类不齐，但在丁立钧笔下，却因为洋务而被圈到了一起。“其人屡被讥弹”说明，他为这些人作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手中所执的都是清流和清议的共用尺度。但共用尺度又是一种预设的尺度。以此比量人事而不作比对稽核，则其间的出入往往可以弄得很大。与丁立钧相识的张祖翼后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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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33 甲午之年，予于冬初到京，但闻京曹官同声喧詈马建忠，竟有专折奏参，谓马遁至东洋，改名某某一郎，为东洋作间谍。盖以马星联之事，而归之马眉叔者。星联字梅孙，浙江举人。癸未以代考职事革捕，而遁至东洋。建忠号眉叔，江苏人，候选道，其时为招商局总办。言者竟合梅孙眉叔为一人，可笑孰甚。予逢人为眉叔表白，人尚未信。予曰：“眉叔现在上海，一电即来，何妨试之。”及言于丁叔衡太史立钧，始遍告其同馆同年诸人。即黄仲弢太史绍箕亦闻予言始知眉叔之为人，然犹不深信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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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35 这些话记录的是经历而不是传闻，留下来的应当是一个可信的故事。“甲午之年”即光绪二十年。“丁叔衡太史立钧”是在这一年才刚刚把马建忠和马星联分开来，并因张祖翼的介绍而对马建忠有了一点具体的了解。然而五年以前他作奏折，已富有自信地把马建忠与杨宗濂那样的人物并举，一同踹入“阴便私图”里。以五年之后比五年之前，当初的自信显然是一种没有根基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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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37 事涉洋务，清流与清议多数都是局外旁观的一群。旁观见不到细节和情节。而后以预先设定的尺度作评断，便很容易与事实相脱节。在当日的中国，由士大夫的分化已经造成了士大夫的隔膜，但人在隔膜之中又大半不能自觉其隔膜。所以清议论说洋务，评断与事实相脱节是常常会发生的事。其间李鸿章与洋务相始终，三十年里久被视为这个过程的中心人物，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他因洋务受时论之非议也独多。于是而有“三十年来，日在谣诼之中”[34]的自叹。以“谣诼”称非议，正说明非议多，则非议之出错也多。其中错得离奇，因之而能够反照出清议与洋务之不相沟通而裂为两群的，以甲午战争之后安维峻劾李鸿章的奏折为一时之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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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39 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今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系隐情。及诏旨严切，一意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以实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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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41 倭贼与邵友濂有隙，竟敢索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尚复成何国体。李经方乃倭逆之婿，以张邦昌自命，臣前已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适中倭之计。[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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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43 与当日的历史作对读，这些事都是假的，然而安维峻本非惯于信口开河的人。甲午年二月，正做小京官的孙宝暄在日记里提到“安晓峰近日劾甘肃巡抚袒庇冒籍一折”，赞为“明白晓畅，用笔如刀”。然后说：“晓峰，甘肃人，先君庚午门下士。平日讷然如不能出诸口，不论其立朝侃侃之节，有如此气慨，可佩可佩。”其笔下所流露的，无疑有一种人品上的敬重感。但十个月之后再说安维峻，已是疾首蹙额：“昨见安御史奏稿于书肆中，其所言仍劾合肥，语多市井无稽之谈，肤浅已极，文亦夹杂，不堪入目。”[36]这些话所评说的正是安维峻在甲午战争之后作的这一折。从二月到十二月，不过换了一个题目，“明白晓畅”就变成了悖晦和“无稽”。孙宝暄在这里用“市井”两个字说安维峻，显然是特指其奏折中的子虚乌有类同于小说和戏文里的忠奸故事。一个不是信口开河的人说了许多子虚乌有的汗漫之词，其中的大半应当是得自传闻。然而以传闻入奏折须先作辨识，以此作度量，则其判断力的程度本与忠奸故事相去并不太远。就这个意义而言，安维峻之能够作典型，正在于他用自身的矛盾提供了一个实例，使人可以看到，以攘夷为立场是如何转化为被攘夷所制限的。立场一经转化为制限，而后是中国人的义理节节内缩，与中外之间因冲击和回应而发生的实际过程越来越远，也与这个过程里的因果、成败、曲折、内省越来越远。于是清流和清议批判洋务便常常会走入一个雾气朦胧的论域，并在义理的板结和识断的懵懂中失掉儒学本有的理性清明。“市井无稽之谈”正是这样化为士大夫议论的。然而，作为中国人的文化中塑造过精神和品性的东西，清议与“市井无稽之谈”合流于斯时的中国，又内含着深深的历史悲哀。二千年来曾经为士大夫立范式的清议不能识西人带来的“千古之变局”，而太过沉重的“千古之变局”则正在一步接一步地逼出清议的亢激。王家壁、余联沅、丁立钧、安维峻都是这样产生的。但他们的同时出现也在说明：当一个又一个的亢激都在表达义理板结和识断懵懂的时候，亢激大半都成了虚热和虚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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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45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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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47 千年清议出自士人而又规范士人，靠的是引义理为至上。其裁断、评判、褒贬、界分都是义理之外无是非和义理之外无理由。这种狭而且深决定了清议只能是一种不讲利害只论是非的东西。就前一面而言，清议体现了儒学的固性；就后一面而言，清议体现了儒学的刚性。儒学中的固性不尚应时而变，所以，在一个以利害造世变的时代里，不会讲利害的清议不能不变作虚热和虚声。然而与洋务相比较，亢激的清议仍然是剧变之世里代表并伸张儒学刚性的东西。从这一面出发，则清议之不合于洋务，又包含着为中国社会守护是非和价值的意义。而由此最先抉发的，是民本与富强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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