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08195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1706702236]

1706708196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兵火延及辽东、威海和一败再败之后的马关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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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198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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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00 由于日本把“旅顺和大连湾”已经圈定为割取的地方，因此从花园口登陆的第二军自始即旨在用武力先占据这片地域，登陆之后，其前锋即直扑金州以窥旅顺。这些军人的身后，是当时的日本“全国上下无不认定他们必将取得惊人的功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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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02 旅顺与威海相望，因其地居“畿疆门户”而“形胜之险为海疆最”，自光绪六年（1880）起已“经营军港，建炮台”，并“置重兵守焉”。但平壤接战之日“朝廷忧诸将悬入无继”，遂移此援彼，命旅顺守将宋庆，大连湾守将刘盛休领所部“赴防九连城”。而用来为这一头填补空缺的，则是“提督姜桂题、程允和募新兵守旅顺，总兵徐邦道以马炮队协守，铭军分统赵怀益募新兵守大连湾”。与昔日相比，显见得这种占了大半的新募之兵都已不能算是“重兵”了。当日日军下船登陆，军马大炮皆过浮桥上岸，前后“凡十二日”始了事，而“我海陆军无过问者”。及其前锋抵貔子窝以望金州，旅顺始闻警。“徐邦道谓金州失则旅顺不可守，请速分兵往逆之，顾旅顺后路。时驻旅顺凡六统领，新旧三十余营，莫之应。邦道自率所部行”。[2]这种在日军的进逼面前的“无过问者”和“莫之应”，既反映了众多统领应敌的麻木，也反映了众多统领性气的荏弱。其间大连湾守军有请往御敌者，主将赵怀益不许，说是“我奉中堂令守炮台，不与后路战事，汝辈欲往鼻（貔）子窝拒敌，须请令方可”。然则麻木、荏弱之外，又见其以一隅为范围的各不相统和各不相顾。之后日军攻金州，徐邦道“会驻金州之练兵一营”以炮垒拒守“少却”之。[3]迨十月初九日“日军大集”，[4]守军“兵单不能支”，遂“死伤枕藉”而溃，“残卒走旅顺，金州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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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04 金州与大连湾密迩，而金州犹在战守之际，赵怀益已于“大连湾码头自督勇丁运行李什物渡海作逃计”。比之金州的一战而溃，此间无异是未战先溃。因此后一日“倭兵分三路攻大连湾”，而守炮台的铭军诸营前一日“多逃亡”。随后的接战，便只能是“余兵遥放数排枪，怀益遽奔旅顺”。在当日中国的“海疆炮台”里，“大连湾式最新，炮亦最利”。然而“经营布置，凡历六载”之后一朝不得不用，则由于人靠不住，遂使器也靠不住。这些原本用来阻敌的东西大半在日军面前都成了静物。而同一个地方，与“式最新，炮亦最利”相匹配的，还有大批的积存，“我金州大连湾储备军械自勇丁配执兵枪之外，有海岸行营两种炮凡一百二十余尊，大小炮弹二百四十六万数千颗，而自沪局运至行营快炮封尚未启，华厂自制枪并德国枪六百数十杆，枪弹三千三百八十一万数千颗，及马匹行帐诸式军储所蓄甚厚”。以这种“严城巨防”作反衬，则一营一营的守军“两日间竟委去之”，不能不以其太过贪生怕死引发当时和后来的愤懑扼腕。之后，日军既占大连湾“海军码头”，这些积储的军资便得“转输前敌，而辽东之祸愈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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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06 大连湾本为“旅顺口后路扃钥”，[5]因此大连湾失，旅顺口已经罩在日军的炮口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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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08 日军驻大连湾十日，始向旅顺。旅顺诸将皆仓皇备逃计，惩大连军储之资敌，乃先辇粮饷还烟台，不复作守备矣。营务处道员龚照玙闻金州陷，陆路绝，大惧，渡烟台至天津，鸿章斥之，乃还旅顺。自照玙之逃，军民皇扰，船坞工匠，夺库款大掠而行，军中弗问也。旅顺六统领不相辖，乃共推姜桂题主之。桂题暗于调度，相顾无措。[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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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10 在当日的等序里，“营务处道员”代表北洋大臣“尽护诸将，实即隐帅旅顺”。[7]因此龚照玙之先逃，已无异于自上而下地造成了法度和军律的崩溃。而由“不相辖”到“相顾无措”，则显示了诸将大半已俱在气短与意沮之中而不可自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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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12 徐邦道率残卒归旅顺，愤痛思自效，请增兵，不许，请械，许之。乃率所部拒战于土城子，大挫日军。及大队继至，邦道军饥疲无援，乃退兵。照玙先一日乘鱼雷艇遁于烟台，黄仕林、赵怀益、卫汝成先后遁，其部卒肆掠，夺民船而渡。日本未至，而旅顺墟矣。徐邦道孤军再拒战，伤残几尽。日舰已纵横海面，其陆军分踞炮台，守兵皆逃，徐邦道、张光前、姜桂题、程允和四将杂乱军中而奔，旅顺遂陷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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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14 而后，是占领了旅顺的日军放手屠杀中国人。一则出自西人的记述说：“日本攻取旅顺时，戕戮百姓四日，非理杀伐，甚为惨伤。又有中（国）兵数群被其执缚，先用洋枪击死，然后用刀肢解。”另一则出自西人的记述说：经此血腥屠杀而最后剩留下来的，“全市中仅三十六人耳”。而这些人之能够得以不死，不过是杀人者要用他们来“埋葬其同胞之死尸”。作为大约的统计，无地可逃，因而无端死于“戕戮”的中国人，数目是在二万以上。[9]这种“非理杀伐”发生于战争止息之后，并且不间断地延续了四天。然则日军在旅顺不止是屠杀，而且是灭绝。身在其间的日本人，曾“自言此心按捺不住，遂至于此”，从而直白地表达了其集群而见的人性中的恶，因此“西报责之”，非常准确地“目为不知教化之生番”。[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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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16 在日本的第二军从金州一路打到旅顺的时候，其第一军同样在一面作战一面自东向西地节节深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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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18 自平壤一战之后，从朝鲜撤回来的军队和奉命赴援的军队会集于鸭绿江西岸，朝旨罢叶志超职，以宋庆总统诸军。而时论以为“宋庆武人，能战，无调度，非大将材”，且“诸将骤禀节度，多不悦”。因此其时合“新旧约七十余营”为规模，虽不能不算“兵力甚厚”，然而“毕集”的“诸军”则仍在“散漫无纪”之中，并因“散漫无纪”而各自坐守待，“罔及时布置”。[11]至九月二十六日，“倭人枝队出东路鸭绿（江）上游”徒步而渡，守东路的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弃防走东北奔宽甸”。[12]当夜中路日军测水造浮桥，次日列炮对岸“隔江击我”，护其军数千人渡江。防江岸的铭军不能御而先溃；守虎山的聂士成拒战移时，力不支，亦退而西走。虎山失，则无险塞可依，于是宋庆从九连城退据凤凰城。而日军既破九连城，复分兵“夹江下”，驻西路的丰伸阿、聂桂林仓促莫敌，领所部盛军“弃安东奔岫岩州”。数日之间一败再败，布列于鸭绿江边以堵截日军的防线遂一时全溃。之后，退据凤凰城的宋庆再退到大高岭；退据宽甸的依克唐阿再退到赛马集；退据岫岩州的丰伸阿、聂桂林再退到析木城。旋宋庆奉诏援旅顺，大高岭之防遂归聂士成接统。与之相对应，是“倭兵分为两大枝，一以凤凰城为老巢，日与我大高岭防兵崎岖角战，一谋从安东、岫岩西犯”。十一月十五日，其西向之兵扑析木城，丰伸阿、聂桂林败退，“夜奔海城”。越二日“倭人踵至海城”，刚刚到海城的丰伸阿和聂桂林又“甫交绥，复委海城而去”。随后日军占领海城，致“辽西大警，营口、牛庄皆戒严，而自榆关出锦州以赴奉天之路将随之断绝，警报日达枢府”。与西路的这种震荡相比，东面的聂士成一军和依克唐阿一军同凤凰城里的日军犹能迭相攻战并往往致胜。于是而有时人纪事中所说的“倭骇遁”、“倭不得逞”和“倭人前后受敌，几不支”。至十二月初，因辽西危棘，“诏依克唐阿援辽阳”。次年正月，因“畿疆危逼”，诏聂士成“入关卫畿辅”。[13]经此移动，“而凤凰城以北遂鲜战事矣”。[14]在依克唐阿和聂士成相继西调之前，占据了旅顺的日军已于十二月北向陷盖平，并因之得“与海城倭相倚”，使其第一军和第二军互为声援并兵势连接，“而辽东兵事愈来愈棘矣”。之后诸帅屡攻海城又屡败于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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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20 依克唐阿、长顺屯海城北，宋庆屯营口东，几四万人，益以驻奉天之提督唐仁廉并奉天联军不下万六千人。我军凡五攻海城，一攻于宋庆，四攻于依克唐阿、长顺，皆不能拔。至乙未春，倭人驻海城者七旬有五日，皆作守局，盖以缀我兵力，待其第二群兵之至。方盖平之陷，其声援已壮，犄角已成，而仍迟回不遽进者，则谋分兵扰我山东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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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22 与这个过程相关联的，是朝廷自淮军大败于平壤，转而“思用湘军，故湘将魏光焘、陈湜、李光久等，皆令募军北援。召两江总督刘坤一至，授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驻山海关，湖南巡抚吴大澂及宋庆副之”。[16]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吴大澂督湘军来援，则“环海城而军者”，已有两将军、一巡抚、一提督、一藩司，合而计之，“共百余营，六万余人”。比之此前，兵与弁益多，将与官亦益多。然而诸军犹未环攻海城，“盖平、海城、岫岩之倭”已“分道北犯”，而后攻守之势全变。二月初四日，日军逼辽阳，“依克唐阿乃讬援辽东走，长顺随之”。二月初八日，日军败魏光焘于牛庄，“我军肝脑涂地，惨死万状”。迨“牛庄既失，吴大澂自田庄台夜奔石山站”，一路张皇无计。其时宋庆戍营口，方与日军争太平山，“而田庄台为营口后路，军资咸在”。因此吴大澂逃奔，宋庆惶迫，遂“夜挈全军回田庄台”，留蒋希夷守营口。二月十一日，日军攻营口，“希夷贪怯不任战”，弃而走，营口陷。后此两天，“海城、牛庄、营口诸倭皆会”，又联手攻田庄台，而“我海、盖间历战所失行营大小炮无虑百尊”，已“尽为倭人攻具”。于是本属中国人的炮便成了被日本人转手用来打中国人的东西，“弹火雨下，死伤枕藉”；日军踏冰渡辽河，“我兵大溃西奔”，[17]从初四日至十三日，前后相隔不过九天，为守土而集结的诸军已次第兵败，并因兵败而丧师失地。而后辽河以东遂“尽为日有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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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24 当日军在辽东既陷海城又陷盖平之际，其第二师团和第六师团已于十二月十五日由广岛渡海集大连湾。继之又“合金、旅踞倭数枝队，几二万人，以兵轮二十五艘卫之”，南向侵山东，并在十天之后从成山登陆而据有荣成。[19]日本侵山东，注目的是威海。其意中念念不忘的还是中国的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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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26 旅顺和威海卫是渤海湾湾口的两大重镇，是敌国之金城铁壁。旅顺已被我军占领，但威海卫仍在苟延残喘中。因威海卫有敌舰潜伏，我运输船尚不能横行无阻地出入渤海，何况敌军还有十四艘鱼雷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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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28 因此要大幅度地对中国作战，便不能不“进攻威海卫”。并且一动手就出以猛力，“一面由陆地进攻威海卫，一面从海上进攻威海卫”。[20]日本人一意用猛力扑杀中国海军，而就中国一面而言之，则自“旅顺陷，船坞沦于倭，海军根本拔”，[21]已不能不忧及威海。因此十一月初，李鸿章曾发长电“寄威海丁提督、戴道、刘镇、张镇”，切切而言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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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30 旅失威益吃紧，湾、旅敌船必来窥扑，诸将领等各有守台之责。若人逃台失，无论逃至何处，定即奏拿正法。若保台破敌，定请破格奖赏。闻日酋向西船主言，甚畏“定”、“镇”两舰及威台大炮利害。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戴道欲率行队往岸远处迎剿，若不能截其半渡，势必败逃，将效湾、旅覆辙耶？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且新炮能击四面，敌虽满山谷，断不敢近，多储粮药，多埋地雷，多掘地沟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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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32 然后四顾其一手提调而分布于各个战场的淮军，既愧且愤而感慨系之，说是：“半载以来，淮将守台、守营者毫无布置，遇敌即败，败即逃去，实天下后世大耻辱事。汝等稍有天良，须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荣莫大焉。”[22]这些话以军法为威慑而又情理兼备，要的是“汝等”死守威海。而其间吩咐“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吩咐“戴道”应“固守大小炮台”而勿用率队“迎剿”，显见得是以日军从海上攻威海为推度和料想，从而都是以防守海面为关注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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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34 然而，一个多月之后，日本人用陆军攻成山而先取荣成，则一出手已在李鸿章的料想之外。日军先取荣成，是意在从远处登陆，再由侧后迂回绕行以拊其背。与三个月之前他们从花园口打到旅顺的那种专攻后尾的兵法相比，正是同属一种路数。因此日军既据荣成，便岌岌乎趋威海，并直扑聚数十门重炮俯视海面的南帮炮台群。其间山东巡抚李秉衡曾派兵作拦截，又在相持数日之后败退，于是西向入威海的“藩篱尽撤”。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初五日，日军集重兵攻南帮炮台，“我西路守南虎口选锋七百人伤亡略尽，东路守长墙兵死亦众”。随后“陆路小炮台”陷、“鹿角嘴台”陷、“龙庙嘴台”陷，“灶北嘴台亦继陷”。短短一天之内，经营多年的南帮炮台群便为日军全部攻取。[23]前此数日，当李鸿章得知“倭兵二万五千”由陆路“猛扑威海”之际，已极忧炮台之难以撑持。并特为发电报嘱丁汝昌亲自察看守军情状，“若彼不支，密令台上各炮拔去横闩，弃入海旁”。[24]他担心炮台失守，更担心用来御敌的巨炮落到“倭兵”手里，将会在反手之间变作制中国军队死命的杀伤力。丁汝昌身在威海军港，比李鸿章更怕“炮台不能守，将祸我兵舰”，所以当“倭兵之逼也”，已“卸南帮巨炮机件以归”。而炮台守将争之，又“复为配置”。但“争之”的“守将”最终并没有守住炮台，于是攻取了南帮炮台的日军，便一并获得了这些中国人用大笔海防经费买来守土的“德国克鹿卜”大炮。同日守北帮炮台的“绥军前敌两营见南帮之覆”，以及守南帮炮台的“巩军死亡甚惨”，竟未战而“同时逃溃”。隔天“绥军守台三营亦溃，无一留者”。比之南帮炮台守军的死伤相继而溃，则北帮炮台守军的望风而逃已是一种心防先溃的兵败如山倒。当守炮的兵弁弃炮四散之后，丁汝昌登北帮炮台，“卸各大炮机要诸物，并焚子药库，毁炮台”。初八日日军入城并占北帮炮台，从而“尽踞威海陆地”，与此同时则是侷处于刘公岛的中国“海军道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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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36 之后日本兵船层层封锁港口，以构成对北洋舰队残部的重围。初九日，“倭舰合南帮炮台踞倭攻我”，致“刘公岛炮台兵弁伤亡甚众”；当夜“倭雷艇复从东口袭我”，致定远“中雷伤甚”而不能久浮。在后来的几天里，这种水陆两面的炮攻和鱼雷艇的集群“来袭”又“毁我日岛药库并地井炮”，并击沉来远、威远两舰和“宝筏差船”。在这种中国人屡受重创而没有还手之力的过程里，重创中国一方的杀伤力和摧锄力，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来自于南帮炮台中那些为日军所占据的中国大炮。而后与重创相伴随的便是人心解体。至十三日，遂有“管带鱼雷艇王登瀛等率雷艇十二艘从西口驶逃”。这是一种私逃，随后“倭舰追之，尽虏以去”。同一天还有兵勇水手“纠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匄生路”。与此相应和而起的，是围困中的“刘岛居民惶懼”和“兵轮管带不欲战者”的“裹煽”。若以鱼雷艇的私逃作比衬，则这种“鸣枪过市”强讨“生路”已事同兵变。而在兵勇水手“纠党噪出”的背后，又有“方充海军副统带官”的“英水师兵官马格禄”与“我兵轮管带数人并洋员浩威”之间“密有成议”，图谋联手“以众劫汝昌”。然则其时的一派骚乱里，洋员兵官皆身在其间且群聚以作操弄。有此操弄，“纠党噪出”便成了一种被导引的东西。因此十五日“倭水陆复以炮攻我”，击沉靖远舰，右翼总兵刘步蟾自戕死。十六日弁勇、水手合围丁汝昌，“众喧噪不可解”；营务处道员并各舰管带“相对泣”；洋员以“兵心已变”，进“徒手降敌”之说。由此形成的“众劫”，显示了此日之北洋舰队的以下克上。于是军队已不复成为军队。之后被“众劫”的丁汝昌令“同时沉船”，而“诸将不应。盖恐沉船徒降，取怒倭人也”。十七日，日军再以炮击作猛攻，同时山东巡抚脱身走而“援兵绝”的信报已到威海。当此山穷水尽之际，丁汝昌“召海军诸将议”，犹冀激其敌忾之气，以其能“鼓力碰敌船突围出，或幸存数艘，得抵烟台，愈于尽覆于敌”。而“诸将不允”，尽“散去”。随后“勇丁、水手露刃慑汝昌”。这是一种真正的大势已去。作为一个指挥不了海军的海军提督，丁汝昌用“仰药”自杀的办法为自己作了了断，在他之后统带陆军的张文宣效而“继之”，次日拂晓两人“相继死”。[25]若加上同样以自戕取死的南、北帮炮台守军主将戴宗骞和水师总兵刘步蟾、林泰曾，则自杀于威海的领兵作大将者已不能不算是多得异乎寻常。这些人以一死谢天下，同时是在以一死明志节，其间不会没有死不瞑目的遗恨。然而比之慷慨赴敌苦战而死者的悲壮，他们留在身后的却大半都属心与力俱绌的悲哀和悲怆。迨丁汝昌既死，当天黎明广甲管带程璧光已“乘镇边艇，悬白旗，诣倭军乞降”。于是“舰队十一艘及刘岛各炮台军资、器械尽纳于倭，我海军遂扫地尽矣”。[26]十一年之前，福建水师毁于马江一役。但那一仗里中国人的九艘兵船都是一艘一艘被打沉的，而与击沉的兵船对映而见的“死者灰烬，存者焦伤”，正直观地写照了多数中国军人在法国舰队炮火轰击之下的生死力战。持此相比照，则北洋海军以白旗乞降为结局的扫地而尽，已不仅是力屈之后的战败，而且是精神支撑断裂之后的全盘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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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38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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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40 从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日军渡鸭绿江、登辽东半岛，到次年正月威海陷落、北洋舰队覆灭，四个月之间日本军队不断地增兵，不断地进攻；中国军队不断地调兵，不断地败退。这种一路西移的战火已使“京师殆危”和身在“殆危”之中的朝臣“痛哭流涕”。而廷议论兵事，又多见“卒无所发明”、“此时实无办法”和“奏对甚多，不甚扼要”[27]的一片混沌。其间曾在北洋海军任职的汉纳根和正在海关任职德璀琳（Detring Gustav von）“史无前例”地被朝廷召到北京，并“常常被邀和枢臣们会议”。与地方的奏报和言路的愤激相比，他们能够以外国人的眼光和外国人的判断“坦率”地为“枢臣们”提供彼时的“事实真象”。[28]以当日的势态而论，其中一定会有许多严酷。与之相因依，则是正在同日本人交战的中国政府同时又在继续寻求调停以谋止战。当日恭亲王刚刚重出管总署，与十年之前相比较，已是既病且衰而不能久耐繁剧。因此，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恭亲王已既“向美国政府呼吁”出手“斡旋”，又与美英法德俄公使“磋商”请“各国政府会同干涉”。[29]之后美国居间曾调停，但日本一方傲兀自负于“交战以来，帝国军队到处获胜”的势如破竹，遂以“中国政府尚未直接向帝国政府乞和以前，帝国政府尚不能认为”战争已经达到其预设“限度”[30]为辞，明白地回绝了美国的调停。在相近的时间里，总署大臣张萌桓奉命至天津，与李鸿章密商和议事。继之又依李鸿章之议，遣德璀琳“赍鸿章致日相伊藤博文公文一、私函一”，乘船往日本，以期“得彼中情伪”而作“相机转圜”。然而日本“内阁谓鸿章牍非国书也，德璀琳西人非中国大员也，苟非中国著望大员，且钦派来东，不与议也，斥璀琳归”。斯可谓交战既一败再败，议款又一挫再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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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42 及旅顺陷落之后，“诸将久无功，议款益急”。经美国公使在中日之间作传话，朝廷遂命“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使日本会议”，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初四日抵长崎，初六日到广岛。[31]但其时日本国民的“一般情绪”正在“满怀壮志，尽情狂欢，流于骄横傲慢”之中，并因其“对未来之欲望与日俱增”而不知厌足，“除了要求进军之声外，其他皆不入耳”。与之相对称的，则是政府中人急急乎“得早一日就早一日，得远一步就远一步，尽力将日清战局向前推进”[32]的成算在心。这种上下之间的交相黩武，决定了打得恣肆而且称心的日本不会甘心敛手。他们要的不是停战，而是不断地扩大战争的规模和扩展战争的范围，以营造收局之日更多的勒取和更多的割取。因此在中国使节到达广岛之前，其首相伊藤已对外相陆奥明言“媾和的时机尚未成熟”，并与陆奥商定了用作推拒的借口。[33]而后是奉旨出使的张荫桓和邵友濂甫呈敕书，便被日本一方判断为“全权不足，非列国议款通例”，并“以书告绝”，不肯认作议和的对手。[34]被“告绝”的中国使节同时又被告知：“故诚信求和，委其使臣以确实全权，选择有名望，官爵足以担保实行条约之人员，当此大任，则我帝国当不拒绝再开谈判”。[35]然则在日本人的眼界里，张荫桓和邵友濂不仅“全权不足”，而且资格不够。就彼时日本的“骄横傲慢”言之，后一面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显然更重。而对此日的中国人来说，则易知日本人设定的“有名望，官爵足以担保实行条约之人员”，是其“意盖专指（李）鸿章”。于是时当“威海卫、刘公岛相继陷，海军尽覆”而“款局益急”，朝旨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出使日本“商订和约”。[36]已经因一败再败而灰头土脸的李鸿章自谓是“猥以残年，遘兹时难，衔命使虏”。[37]与这种叹谓相伴的，则是言路中的弹章四起和“议者交咎”。[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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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44 自中日因韩事而冲突以来，李鸿章是不肯轻易言战的人。而中日开战之后，李鸿章又是主持对日作战，并承担直接的责任，被天下“责胜败之效”于一身的人。[39]若以“北洋练兵有年”的事实为反照，则因前一面而致“一味迁延，希图转圜了事”[40]和由后一面造成的屡战屡败，丧师失地，都理所当然地使李鸿章为清议集矢，成了千夫所指的人和垢詈丛集的人。清议之外，还有西太后斥李鸿章“贻误”，[41]荣禄指李鸿章“甘为小人”。[42]然而甲午年间的李鸿章由不肯轻易言战到独任战事，“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前一面和后一面，又都有着一种为时事所牵的力不从心。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倭人起倾国之兵进围，平壤危急万分”，他曾因“陈奏军情”而列述时势，深言处倭人“凶焰日张”之日国家的困顿及其个人的困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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