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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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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混乱的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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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岛和济南的那段时间，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后果。在离开北京之前的几个星期里，我因为厌烦了旅馆生活，所以就另找了个住所，是中国人很常见的那种房子，租金也不贵。房子挺大，有一百间还多，听到这个数字也许会有人觉得我极为奢侈和贪婪，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一间”，在中国的意思是，建造房屋时要用大梁支撑房顶，铺设过程中就形成了一个个的格子，这些格子就是所说的“间”。一般情况下，一个格子长十二英尺，宽十一英尺，它要牢固地架在柱子上，柱子和柱子之间要垒成隔墙。外墙更需要坚固，多用砖石垒成，内墙相对要求低些，大多用木板，还有用纸糊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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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专门挑选的平房，有一百多间，五个院子。每个院子都很宽敞，而且风景宜人。最南部的那个院子里面有一条用砖铺成的小路，小路的两侧种着樱桃树和李树。从这个院子往北走，第二个院子中，建有一座乘凉的六角亭子，一到夏季，我就会坐在里面写我的稿子。我睡觉也是在这个院子中，这里还有浴室。进第三个院子的时候，要经过一个拱门，是半月形的。我平时会客、娱乐以及团聚的时候都在这个院子里，餐厅也在这里。第四个院子里面种着菜，它的西边还连着一个院子，这里都是佣人住的地方，洗衣服也在这里。再往外走，就到了北门，从这里出去是一条狭窄的巷子，街名的意思是“大新街”。南门外是一片被叫作“象鼻泉”的空地，之所以起这样的名字是因为这里有一口旧石井。在清朝的鼎盛时期，宫内的大象早晨和晚上都会到这里喝水。中式的房屋里面没有抽水马桶和接通下水道的脸盆、浴缸等卫生设施，没有玻璃窗户，也没有就着墙壁砌成的取暖设备。房间的地面不是用石板铺成，就是用容易渗水的砖铺成的。我因住不惯这样的房子，就砸了房间内一面面的墙，把它改成了五大间外国式的房屋，将地面换成了木质地板，原来的纸窗换成了玻璃窗，在屋内安装了水管和电线。除了这些，我还增加了取暖设备，两个壁炉、三个火炉，稍显浪费了点。改造后的住所显得很是奢侈，不过房租每个月只要中国货币三十五元就可以了，当时一美元可兑换两元九角的中国货币，也就相当于十二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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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院子衬托着整栋房子，这些房屋有了院子的陪衬显得高大而华丽。我来到这栋房子的时候，有两个院子的地面已经满是绿色，都是英伦进口的草种。一部分院墙被涂成了象牙色，看起来奢侈又浮华。院子的各个角落里都种满了青竹。一棵棵果树在夏天时就连成了一大片，还有高大的柏树森荫蔽日，洋槐满树是花，真是美得不知道该看哪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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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晚上的时候，每条小路旁边都挂着灯笼，一盏一盏的，红得煞是好看。没经过装修的房间里，纸窗后面的烛光随着微风轻轻摆动。我这所房子简直就像书中的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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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外国人，只要挣着美元或是英镑，即使不多，在北京也可以生活得如贵族一般，而且并不需要多大的花销。我的厨师手艺精湛，但月薪还不到五美元，我的管家兼贴身侍从是最高等的仆人，每个月的工资却比我的高级厨师还少一美元。老王是我的另外一个仆人，他负责洗衣、熨衣、擦鞋，还要照顾园子里的菜，每个月的薪水只要中国货币十四元。在他的要求下，我们还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中规定，肥皂、浆水和防止白衣服变色的药水——上蓝剂由他提供，鞋油、烧开水和热熨斗的煤炭则由我负责。人力包车和车夫每个月一共是十八块三角的中国货币，多出三角钱的零头是用来加装电石灯的，为了在路上炫耀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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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在北京安定了下来。华北、内蒙古和“满洲”地区到处都有中国革命爆发，我一边观察这场慢慢展开的战争，一边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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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进程在那段时间里速度猛然提升。济南事件过后，北洋联盟的势力逐渐衰退。蒋介石和他的盟军正快速北上，在这期间，所有阻挡国民党人的行为，都被人们看作是亲日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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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昌，身为山东的大军阀，先逃到了日本，后来又辗转到了大连。他试图能够东山再起，依靠日本人的庇护，整日缩在一座破庙中，谋划着没有结果的未来。吴佩孚的大军被打得四分五裂，败得一塌糊涂，没有办法，他只得隐居在四川三峡的林泉。孙传芳的势力彻底瓦解了。这些人中只有张作霖被称为满洲王的大军阀，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他的势力丝毫不减当年，只是都已经交由他的儿子张学良“少帅”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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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收到张作霖的命令，马上全部退回“满洲”。日本眼看国民革命军也要追来，立即发出警告，要求他们不可再向前追击。日本的警告其实就是在发出最后通知，他们不想让中国人的自相残杀影响到“满洲”的和平。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老帅乘坐他的专列经过一座铁路旱桥，这座旱桥在沈阳外围，是由日本军队守护的，列车在桥上被炸。张作霖在几个时辰后便撒手西去，之后由张学良继承了他的帅位。沈阳和北京在6月到12月底这段时间中经常进行谈判，终于在12月29日时，沈阳同时升起了中国国民党党旗和中华民国的国旗。心态积极的人们都说，中国这次总算是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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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北京的形势并不稳定，尤其是在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和6月初的那几天里。人们担心有两件事会再次引起事端。第一件事是，北洋军要离开北京，他们在撤离过程中会不会疯狂抢劫？第二件事是，眼看国民革命军就要从南方来到北京，他们借着胜利的势头会不会也到处劫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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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使馆因为这两件事和交战双方进行了多次谈判，最后，参与谈判的各位将领终于答应：老帅在离开北京的时候，会挑选五千名纪律严明的兵士，让他们留在北京维持这里的秩序，直到胜利方的军队接管后再撤离北京。这些将领能够最终答应，当然是有条件的，比如，不允许蒋介石的部队进入北京城，改派山西的阎锡山部控制北京城的一切等等。阎锡山率领进京的士兵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新兵是其中的一部分，都是最年轻的，剩下的一部分是资格最老的。山西在北京以西，这些人大多都没见过白人，而且都接受过训练，他们被强烈要求不可骚扰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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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规定，进军要按照指定的时间从指定的位置——南门进入北京。与此同时，北洋军要从北门撤离北京。为了表示尊重，政府允许他们携带武器，乘坐专列，而且不会受到任何阻挠，安全地离开北京前往“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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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布置，当然是让各个使团和阎锡山得到了好处。阎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控制了这座重要的军事政治要地，肯定会非常高兴。他没有违背诺言，带来的军队果然是纪律异常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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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和李宗仁也闻讯赶来了。据说这两个广西人十分勇猛，广西离北京很远，没想到他们真进了京城，已经到了城内的东北角。蒋介石只有大批卫兵随从。之后，各位胜利的将领们集合在孙逸仙的临时墓地，给这位离世的革命伟人报告胜利的喜讯。这块墓地距离北京城大约九英里远，在西山一座石头建成的古寺中。我还是两年前曾在广州见过蒋介石将军，他当时是黄埔军校校长，从那时到现在，瘦削的他已经历了很多，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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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整个中国局势，我认为，这里将不断有内战发生。国民党集团从1926年6月开始北伐，他们从广东出发，经过了那么多城市，经历了那么多战争，现在他们已经脱胎换骨，再也不是曾经那群团结一致的单纯爱国青年了。目前的形势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左派以及党内、军内的共产党人都有了分歧，甚至已经上升为武装冲突。南京政权创建的初衷早就发生了变化，以前支持孙逸仙理论中极端部分的人，蒋介石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视了，并逐渐对其冷淡下来。曾经承诺过的土地革命，国民党已经不再坚持，答应过劳工组织工会的事也被其抛到了九霄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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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追随者，只是被他们在军事和外交上取得的胜利给吸引过来的。那些将军和地方军阀只是希望避免和南京方面发生冲突，让他们能够继续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可以一如既往地享受，搜刮民财。他们绝对不是真正的爱国者，而是标准的守旧派，也不会一下子就信奉起了国民党的原则，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骗取国民党的信任伪装出来的。在这些军阀中，有些人竟拥有二十五万多的雇佣军。这些用钱雇来的军人，他们有没有听说过国民党的原则，都让人怀疑，高举南京的大旗只是因为命令如此。这些军阀，只知道顾及他们自身的利益，只要新政府对他们的行为不加过问，他们就会效忠于新政府。只要能够满足私利，他们也不会介意提供一些口头服务，或表表忠诚，但是仅止于口头上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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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部环境如此混乱，自然而然地，外交关系也就成了国内政治的焦点。南京一定会想尽办法，寻求各种途径来中止那些所谓的“不平等条约”。这样的话，就没有哪个军阀敢独自行动，或者拉帮结派地发动大规模革命，因为他们一旦那样做，就会被南京政府强加上媚外的罪名。当时的列强，都舍不得放弃治外法权、租界和其他特权，南京为了赢得国内更多的支持，抓住他们的这一弱点加以威胁，坚持让他们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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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们并不觉得中国的内战和混乱将要结束，但他们普遍认为，国民党人建立政府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个党的实力要高于其他派别。鉴于此，他们虽然很不情愿放弃特权，但还是做了一定的退让，用这种方法给足国民党面子，禁止出现新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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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美国做出了重要决定。北京被国民党人拿下不到七个星期的时候，美国公使马慕瑞就和宋子文签了份协议。宋子文当时任财政部长，双方签订的是新关税协议，协议规定，中国关税完全自治。这之后，其他国家也争相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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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南京政府，每个部门都非常混乱，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协商新关税协议时发生的一些状况。其中的具体细节，我是第一次提到。这项协议是在美国驻北京公使馆的花园中签订的，时间是7月25日，宋子文作为财政部长出任中国代表。签订协议按理说应该是外交部的差事，中国代表应该是外交部长王正廷，签订的地点也应该在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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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宋子文在和马慕瑞共进午餐的时候提出，希望美国能够重新考虑一下中国的关税问题，中国期望着不久以后可以收回关税自主权。当时听到这话，马慕瑞有点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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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即刻问道：“这是什么情况？我早在十八个月以前就曾说明了，关于中国关税自治的问题，美国已决定批准，而且早就做好了谈判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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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惊讶地说：“有这事？我们怎么一直没有听说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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