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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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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二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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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重光葵见面后没过几个小时，就让我当初南下的预感慢慢地变弱了。从驻华公使和我的谈话中可以听出来，日本目前的兵力大部分都集中在“满洲”和华北地区难以抽身，他们并不想这段时间内上海再出现战事冲突，因为那样有可能会激发抗日运动迅速扩散，如果到了长江流域，集中在这里的日华贸易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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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上一章中提过，1月27日上午的时候，我为了知道日本对华的要求找过高桥少佐，但最终什么也没得到。让人意外的是，1月28日下午，中国政府就乖乖地接受了日本言辞粗鲁的最后通牒，上海市长还签字表示当即生效。这样看来，日本的计划基本成功了，上海的局势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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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晚，日本舰队司令盐泽举办鸡尾酒会，邀我参加。临去之前要做些必要的准备，刮刮胡子，换上衣服，做这些的同时，我还在后悔离开遍地新闻的“满洲”来到这里。我原本打算在参加宴会时可以向司令打探一下上海危机的内幕，可现在不抱什么希望了。他跟我说的，大概都是些迫使中国接受日本要求的理由，那些话没有一句不是在替日本做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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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一天就已经定好了约见时间，是下午5点，在上将的舱房。参加人员有罗伯逊、上将本人和我。上将以鸡尾酒、鱼子酱热情地款待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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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将的言语和表情中并没有表现得多么高兴，看来中国政府的言听计从并没有让他兴奋。他最后说，实际上他们的计划和中国政府是否答应那些要求是没有多大关系的。他说完了这句话，就丢出了一个重量级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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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英语水平很高，用词准确，说话十分谨慎，要仔细斟酌之后才肯出口，所以语速自然非常缓慢。他说：“闸北的情形让我很不满意。你们知道，上海闸北地区的中国人大多都是情绪高涨的反日分子，他们差不多有六十万人。可是在这里开店的日本普通百姓和他们的家人，一共只有六千人，差距实在太大。有消息说，这里的中国警察有很多人离弃了自己的岗位，很有可能将要发生暴乱或是抢劫。鉴于这种情况，我会在今天晚上11点派海军陆战队进入闸北，让他们负责保护日本同胞，维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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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中国人一定会反抗的，那就意味着战争将不可避免。”我打断他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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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目前的情况是，上海根本就没有日本陆军，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陆军全都在‘满洲’保护日本在‘满洲’的利益，这里只能由海军来负责保护。”他一边说着，一边给我使了个眼色。我明白他的意思，陆海军之间一直在互相争斗，这种事情不止美国一个国家有，日本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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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心再做停留，立即登上舰队司令的小艇，朝岸上直奔，心情紧张得总觉得路上的时间太慢。在上岸之前，盐泽还在那一个劲地向我敬酒。于是，我只得又多喝了两杯鸡尾酒，可总感觉那是我这一辈子喝到的最没有滋味的两杯酒。我当时只顾得想那条消息了：如此重要，很有可能成为我的独家新闻呢。我实在无法将心思都转移到喝酒上，只想马上就把电报发给《纽约时报》，以便可以刊登在最近一期的报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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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上岸后，我急匆匆地赶去写稿。为了赶上发稿，我每写完五行就发一次电报。整篇报道一共发了三百字。发完后，我马上给美国总领事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这件事。他听后很是惊慌，我以为他是在替上海即将到来的灾难而担心，没想到却是担心美国人民会因为我的报道受到惊吓，何况他认为这消息并不一定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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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消息一定不可靠。日本总领事半个小时前还到我这里来过，他承诺说，日本提出的书面要求中国已经接受，所以，危机已经不存在，也跟着结束了。你说的事情没有发生，闸北没有发生混乱，更没有暴动或是抢劫。我要求你千万不要把消息发到美国，那样只能造成毫无必要的恐慌。”克宁翰在电话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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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克宁翰说了对不起，稿子已经发出去，我不会把它取消。盐泽司令既然同意我报道这件事，肯定是他觉得这件事有报道的必要，我没有把它隐瞒起来。我还告诉克宁翰，日本海军眼看着陆军在“满洲”耀武扬威，占尽了风头，自己却窝在上海什么也做不了，他们现在很是焦急，正在寻找打仗的机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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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跟他说：“等到11点15分，我们再联系吧，到时候你的看法或许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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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时间，我开始自己做准备，以便更好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战事。我找到一辆出租车，租了下来，没有确定租期，因为有可能是无限长。之后，我给宋子文去了电话，将从盐泽处得知的消息告诉了他，并说我已经把内容发给了纽约总部。罗伯逊和我抓紧时间吃了晚饭，然后我们准备了很多空白电报纸，又预备了足够的复写纸，因为每份新闻要保留三个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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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公寓就可以将黄浦江及外滩一角、外白渡桥和日本总领事馆尽收眼底，因为这里是在圆明园路，而且我住在六楼。可以将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的地方看得很清楚，日本领事馆就在交汇处的左侧。晚上10点，天空下起了小雨。罗伯逊和我一切准备妥当的时候已经是10点50。我们头上戴着帽子，身上穿着大衣，目不转睛地看着虹口方向，还一边竖着耳朵，不想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我们注视的位置是日军的保护区，是租界的一部分。我请来的出租车就停在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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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大楼上的钟声连着响了十一下。之后，城市在黑夜中又变得寂静无声。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走着，一下，两下……四分钟过去了，仍是一片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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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点5分，远处传来了两声很清晰的枪声。罗伯逊和我都紧张地屏着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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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不到几秒，传来了机关枪突突突的响声。我们一秒都不敢耽搁，迅速冲出屋门，到了步行梯，迈着大步快速地跑下楼梯，电梯实在太慢。到了楼下，赶紧钻进出租车内，让司机马上过苏州河，从邮电局大楼那，沿着四川北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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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连的海军陆战队都被日本人调派了过来，他们穿过公共租界的边界，进入了闸北地区。每队士兵中都安排两个人负责举着火把引路。中国的狙击手便借着火光一个挨一个地射击，百发百中。没过多长时间，中枪倒地的日本士兵就躺满了通往上海铁路北站的街道，他们有的受伤，有的已经死去。当时正是1932年1月28日晚上，日军在那之后，战术上有了很大的进步，类似当时的错误，现在是不会再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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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是十九路军在闸北驻守。这支队伍的纪律严明，有高度的革命精神，而且他们早就恨透了侵占中国领土的日本人，抗日情绪特别高。战事开始后不到十分钟，指挥官就命令熄灭光源，闸北顿时漆黑一片，只有日本人举着的火把照亮了自己。当日本人明白过来，命令熄灭火把之后，他们依然暴露在附近公共租界亮着的灯光中。去年9月，日本陆军攻打“满洲”的时候，刚到沈阳附近，中国人就已经慌忙逃窜，如果今天的盐泽司令仍然抱着这种想法，那他真是完全错了。日本海军陆战队终于有所醒悟，11点15分的时候，他们派出一批队员，骑着摩托车沿着四川北路的大部分路段飞快行驶。他们在摩托车上架着机关枪，边行边射，将所有路灯射得一个不剩。街道两边的楼房也是射击的对象，二、三楼的窗户几乎都被射毁。奇怪的是，那条路上的邮电局以南的四个街区，他们丝毫未动。所以，邮电局到河南路那一段，依然是灯火辉煌，交通也是畅行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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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1点半的时候，战斗继续蔓延，大而嘈杂的战斗声传遍了整个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上海市中心竟然发生了一场战斗，实在有些让人无法理解。因为这个，随着战斗的发生，还出现了一些更有意思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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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行无阻的路段，不停地有各色各式的汽车成群结队地开过来，直到禁止通行处才停下。从车上下来的人有男有女，一伙一伙都是美欧人士，他们都穿着晚装，在那有说有笑，气氛欢快热烈。他们大概都是刚从戏院、酒店和家庭宴会中出来，听到这里有“热闹”，所以就过来看看。下着雨的街道上泥泞不堪，他们站在那点上烟，时不时地把酒瓶打开喝几口，或者如果周围有还没关门的咖啡馆，就买来三明治和热咖啡，在那一边吃一边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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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什么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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