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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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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日军蚕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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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人获胜、“满洲”事变或者是上海事件造成流血伤亡，这些都是震撼性的新闻，从重要性上讲，自从1932年3月上海事件结束后到1936年12月这段时间，没有发生一件比这些更重要的事。可是时间越来越长，日本人围绕霸占中国这个计划而琢磨的花招儿也越来越多。中国人苦难深重的日子也一步步地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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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五年左右发生的每件事，总是转变得很突然，并且事情总要顺势发展下去，一连串下来，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舒伯特C大调第九交响曲中的结尾，很是优秀。其中出现了各种不同声音，它们相互撞击，在音乐中发泄愤怒，同时还有股悲哀夹杂着其他声响的强烈变化。两股力量互不相让，此起彼伏，这就好像中国人和日本人，这一方在凝聚力量，时机一到，便会伺机而发；另一方则视若无睹，不停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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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休战协议的签订没让日本人捞到多少好处，而且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战斗造成的损失，双方互不赔偿，中国答应执行非军事化，但只限于上海的某些地区。日本获得了一项权力——在公共租界可以不保持中立，而且不会受到处罚，这个权力可是任何一个国家从来没有过。战事发生时，日本陆军有一部分人曾通过租界的码头登陆，破坏过租界的中立性，并且在租界还临时成立了军事行动的指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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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上海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很多居住在那里的外国人，顽固不化，竟然十分支持日本的行动，他们觉得日军那样做是替白人出了气，让中国人受到了教育。可对于他们这种想法，直到现在我都无法理解。那些脑子不开窍的外国人，现在有很大一部分正被日本人关在上海的集中营。我觉得，他们现在应该不会再有当初那种想法了吧？说不定正在深刻反省，后悔那时自己和自己的国家为什么没有想到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如果当时吸取了教训，说不定就可以逃过1942年前三个月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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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不可理喻的乐观主义者来说，上海事件发生时，十九路军的表现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从这些军人眼中看中国，觉得还有统一的可能。这支队伍曾经顽强地抵抗日军的进攻，一直到1931年年底，南京还把他们当作最痛恨的对象。可乐观者认为，只要国人能够共同抵抗外敌，一切内部矛盾必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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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这些人的美梦再次破灭了。南京不信任十九路军的指挥人员，于是把他们派到了福建福州。他们到了那里，整天都吃不饱饭，因为南京的给养少得可怜，当地农业又没有什么收成，这种情况最终促成了1933年12月新叛乱的发生。在福州，叛军成立了自己的政府，这一下子激怒了南京政府，凶猛激烈的争斗又一次开始。有了日本轰炸闸北的先例，南京政府如法炮制，对着福州就是一通轰炸，疯狂的势头不亚于日本，福州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叛乱被平定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但是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也有新的深仇大恨在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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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剿”共产党的运动，在那段时间中一直都在进行。共产党被国民党赶出了江西，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他们英明的领导人决定通过“长征”向西转移。一路上，他们遭到了国民党的多次破坏，伤亡不断，经过了很多个省份，走了差不多七千英里的路程，最后终于到了陕西省，他们在那里成立了新的总部。可是南京的部队到哪，南京的官员马上就会紧跟上来，他们这样做使中央政府的权力范围快速扩大。从表面看来，国民党已经平定了福州叛乱，把共产党的部队也赶到了贫困的西北地区，但是中国并没有真正实现统一。就拿广东、广西两地来说，那里虽然挂着国民党的旗帜，但他们的归顺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实际情况是，他们一直在和中央政府对抗，和独立根本没多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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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军阀陈济棠在广东算是比较有实力的一股势力。只是这个人野心太大，贪心较重，而且坏主意很多，还很会伪装。还有两个人，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是陈济棠的盟友，但是这两个人和陈济棠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两个人的势力都在广西，在我的印象中，他们都属爱国人士，也是真正的军事人才，同时还能算得上合格的文官，他们都充满爱心，领悟能力也很强。蒋介石北伐时，他两人曾经在1928年攻占北京的过程中出力不小。后来却不知为何开始痛恨蒋介石，1929年时，两人在武汉附近发动了兵变，最后没能成功，就返回了广西，总觉得自己受了蒋介石不公平的待遇，所以就开始增强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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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西的联合势力逐渐增强，他们经常会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决策决议。蒋将军总是告诉他的亲近部属，攘外必先安内，中国内部不统一，就没有办法抵抗外敌。鉴于这个观点，每次日本对中国施压，而蒋介石不予反抗时，这个联盟就会公开指责他背叛祖国。他们无法认可蒋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想法。如果蒋介石偶尔有一次对日本的要求表示反抗时，这三位盟友同样有指责他的理由，认为他没有从实际出发，他那样做是在拿中国的前途做赌注。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那段时间，真可以说到处都充满着争斗和不安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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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济棠的兵力与日俱增，到了1936年，他的兵力已经相当于维持秩序所需人数的四倍了，他不但没有一丝收敛，反而开始向江西和湖南扩张势力。整个西南联盟当时拥有三十万兵力，还有经过严格训练的民间自卫武装力量和“维和团”，这是一个阵容和实力都很强的宪兵组织。联盟还拥有自己的空军力量，他们组建了一支大规模的空军，并将飞机场设在了广州附近，这里每年会有一百五十架飞机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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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他们还建立了现代化的兵工厂，设在两广地区，一共有三家。他们的步兵部队囊括了：坦克营、高射炮营、探照灯营和其他普通步兵营。海军力量也不可小觑，小型巡洋舰有好几艘，有大型的驱逐舰，还有几批鱼雷快艇，这些都在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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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到1936年夏天，发展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本想会有一场实力相当的较量，谁知蒋介石秘密调集了六十万大军，以数倍于叛军的优势夺取了胜利。陈济棠的空军一下子变成了泡影，大部分飞机飞到南京，投靠了政府空军；飞行员有很多都到香港逃难去了。余汉谋身为陈济棠最亲近的下属，也投靠了蒋介石。苦心经营多年的重要基地，最终也没能逃过南京政府的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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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平叛过程中基本上没开一枪。只是南京有一小股部队脱离了大队人马，往南方而去，看样子像是去投靠叛军。蒋介石先通过轰炸机打垮了那些人，然后又派地面部队将其全部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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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李宗仁和白崇禧两人率领一干人等撤退到了广西，这里地形复杂，山高林多，易于隐蔽，加之又是他们的故乡，他们对此非常熟悉。在这里，他们还与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进行过顽强拼搏，当时是1939年。陈济棠则不得不将自己“南天王”的称号让给了余汉谋——他原来的手下，他宣布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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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济棠还有五千万中国货币，那是他私自存起来的，就在香港的外国银行。叛军事件过去后，他被准许去欧洲，对外宣称去考察“海外各国之防卫体系”，身份是非官方代表。1939年时，他与南京政府的矛盾化解，将自己的一千二百万捐献给了国家。蒋总司令把他当作自己的支持者，并且正式欢迎他回到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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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情实际上都和日本人有牵连。在陈济棠和广西叛军首领的帐下，都有不少的日本军事顾问，而这些人都是东京一手安排。除了这些，两广军队的很多武器也是从日本那里买来的。日本特务曾提出，如果两广军队肯再次起兵反对南京政府，那么日本愿意在财力方面施以援手，这样的话，李宗仁对我说过好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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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认为本身的实力不够雄厚，所以对广州进口日本或他国飞机的做法，他明明知道却不加以阻止，在1936年的两广事件之前一直如此。即使南方领导人购买外国武器，企图发动叛乱，政府也没有任何表示。尽管叛乱没来得及爆发就已经被阻止，但是南京政府依旧不敢多加追究，没有将叛乱首领以叛乱罪或是叛国罪论处，而是顺应民声，对他们效忠南京的表现假装信以为真。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势力集中在南京北部的山东，这个军阀头目同样有叛逆心理。二十五万兵力掌握在他手中，凭借这个资本，如果他不满意南京的命令，就不加理会。他的势力还在不断扩大。韩复榘觉得山东是他的地盘，芝罘港在山东东北，理应由他控制，可是刘珍年却占据着，就因为他是南京政府的支持者，这让韩复榘感觉很窝火。青岛作为山东的另外一个重要港口，现在由张学良的部下控制着，之前一直由东北军的海军防卫守护，直到日本入侵“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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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的两大重要港口都由别人控制着，韩想发展自己的势力，进口武器，都没有港口可供运输。与此同时，刘珍年还时刻惦记着他的势力范围，就算他有谋反之心也是无法得逞。宁鲁之间的关系在1933年年初的时候极度危险，南京部队要赶往北平，半路遭到韩复榘的阻止，他们不许南京部队路过。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也没有爆发，南京部队选择了绕道而行，他们从长江逆流而上，到达汉口，从京汉铁路到达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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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复榘瞅准时机，在南京政府正忙于其他省的叛乱时，开始了行动，刘珍年是他的目标，就派了“讨伐军”向他进攻。对这件事，南京政府只是提出了警告，告诉他将被革去山东行政主席一职。韩复榘并没有因此收手，依旧坚持自己的主观意志，没到一个月就获得了全面胜利。他在此次进攻中有两万人失去性命。刘珍年只剩下了三万残兵，战事结束后，南京派上海船队到芝罘把他们接了回去。芝罘终于成了韩复榘的出海口，南京也没有对他采取任何处罚措施。只是他的好日子并没能维持多久，1937年，日本实施全面侵华政策后，将他以叛国罪论处，最终对其执行枪决。中国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从1932年年初一直到1936年年初的这段时间，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不会再发生分裂，永久和平时期已经到来，甚至全世界都这么认为。我却不认同这种看法，因此，中国政府想将我逐出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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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中，我不断奔跑于各地之间，穿梭于不同的人群中，到处旅行，我的采访报道工作也是由那些生活片段组成的。至于我的那些报道内容，南京政府采取的态度还是比较正确。两广事件发生时，我报道的内容主要是叛军首领对南京的不满，在山东韩复榘事件中，我主要报道的是他对中央和南京高层的不满。不过，为了照顾到南京方面，我也会在稿子中谈到南京方面的态度，而且为了阐述清楚南京的方针政策，我经常会单独发送电报进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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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本还乐意为我提供新闻，我仍然享有获取独家新闻的特权，这让我感到有些奇怪。“南满”铁路总裁松冈，后来被任命为日本外务大臣，他还参与谋划了日本成为轴心国一事。我把自己的想法讲给松冈，他说：“在过去的很多年中，《纽约时报》的社论在对待日本问题上，一直都能做到公平、公正，有时还会站在日本的立场上说话。这种情况从1932年年初的时候开始变了，《纽约时报》社论对日本只剩下了批评和指责。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待你这么好，如果时报知道的话，社论的态度也许还会回到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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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话实说，《纽约时报》社论在远东问题上的确不存在任何偏袒，一直很公正，不掺杂任何个人情绪，日本侵略“满洲”时期也是如此，从来没有改变。只是，1932年年初，日本轰炸毫无防备措施的上海闸北，彻底激怒了《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阿道尔夫·奥克斯，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认为，1月29日早上的轰炸只能更加明显地暴露日本的残忍和野蛮，因此他对日本表示强烈不满。他的反日情绪也带到了《纽约时报》的社论中，报纸开始改变态度，明确地指责日本的亚洲大陆政策。从那时开始，报纸把日本视作了仇敌，这种态度自始至终贯彻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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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总是不停地过问或制止中国内部的政治事务，以致经常会引起纠纷，但这些还不是主要的，真正能引起人们重视的是，日本侵略整个中国领土这件事本身。我当时经常会去两广地区进行采访，但这相对于我采访华北和满洲的次数来说，就不值一提了。那里是日本的活跃地带，发生轰动性新闻的可能性最大，诱发国际进入事件之中进行干预的可能性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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