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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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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家中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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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末，有一部分日本陆军对我的仇视之意越来越明显，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看来我应该尽快离开上海，否则很有可能遭到他们的暗杀。我发了一份秘密备忘录给纽约，时间是1940年4月11日，上面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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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日本人的反美情绪日益高涨，增长的速度之快让人不知不觉就会产生一种危机感。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军界在上海掌权的势力中，存在一个专门的反阿班集团，还是公开的。因为这个集团，我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无法正常进行，我的生命安全也受到了威胁。我应该为离开做些准备，我打算把贵重物品尽快悄悄地运到纽约。这些物品都是我这么多年的收藏品，有玉石、牙雕、青铜器、中国画，还有瓷器。另外还有些东西也要运走，包括质量不错的柚木家具、京织地毯、家用银器和大部分图书。我就剩一些不值钱又必不可少的东西在这就行了，像没什么价值的家具地毯、粗瓷大碗和旧床旧褥，我到时候扔了也不会心疼，我还想着不行就带着这些东西在外“露营”。十四年的时间完全能够证明，没有丝毫根据，我绝对不会胡乱猜测。依照常理，我还是应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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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并不是现在才开始行动，在1938年10月的时候，他们就曾试图阻挠我的工作。我还曾就此事给美国总领事馆写过一份正式的投诉信，它的复写本还保存在我的档案中，上面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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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海，1938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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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先生台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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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唐突，这里交给您的是一份正式投诉，我要指控的是两名日本宪兵，他们今天早上对我很不礼貌。他们为了搞清楚我是否在办公室就先往那打了个电话，待确定之后，过了10点就来到我的办公室。两个人都没有穿军装，我要求他们出示名片，一人说没有，另外一人经我再三要求，最终才拿出来，上面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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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平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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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宪兵队上海司令部特高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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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北路478号大桥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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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46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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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对我强行逼问，要求我说出从上海都发出过什么样的新闻、是怎样发出去的还有我的消息来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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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马上被他们逼得火冒三丈，当即打了个电话给喜田先生。喜田先生也说不清楚这两个人的身份，于是我就把话筒给了那个平野。他对着话筒讲了很长一段话，说的日语。最后平野说，所有的事“都是误会”，都怪“我们理解错误”。我把门打开，让他们出去。他们做出想要道歉的样子，不过我没接受。我告诉他们，毫无理由就干涉我的公私事务，这件事我一定要先向日高先生报告，等他们回来作正式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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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消息说，宪兵队企图威胁上海所有的报社记者，他们已经展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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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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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雷特·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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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说的喜田先生，在前面章节中曾有提及。日高先生即日高信六郎，时任日本驻上海的总领事。喜田先生后来告诉我，那两个宪兵离开我这里后，就直接去了总领事馆，没有敲门就进了他的办公室。两个宪兵见了他就是一通狠批，说他竟然维护我。二战爆发后，平野那些人不但把美欧记者羁押在大桥大楼的宪兵司令部，还对他们实施暴力，残忍地折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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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无故闯进我的办公室，对此我的要求是，平野和他的同伴必须向我作正式道歉，最终他们也这样做了。只是如此一来，他们也更加仇视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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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月，平野开始了又一轮的行动。幸亏有一位在日本领事馆工作的人，他是一名低级官员，他告诉我说，平野想从我的随从身上入手，达到谋害我的目的。他们设计好了一个圈套，用五百美元买通我的车夫，将几把左轮手枪和一些鸦片放在一个包裹中，将包裹藏到我的车上，当我们经过外白渡桥时，日本哨兵就会将我拿下，人赃俱获。他们马上就会把我押到日本陆军司令部，紧接着我就会被安上一个偷运武器和毒品的罪名。日本必然会向新闻界宣称，我携带违禁物品进入日本控制区，已经被当场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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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人们没有办法，只好对我说出了实情，日本人给了他们现金，让他们合伙谋害我。证据确凿，我给日本陆军的外事和新闻联络官写了封信，要求他们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为了保护自己，还留了份副本，并且把它交给了美国总领事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上校团长，请他们将副本通过海军邮包寄给《纽约时报》。以下是信件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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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海，1940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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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津宫大佐台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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