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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政治独立的前提——有关共产国际对中共财政援助问题的历史考察 [:1706715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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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共红军的一次尝试——有关中国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经过 [:170671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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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革命、统战和外交——有关新中国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的由来问题 [:170671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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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1706716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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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关于重庆“共产党”及其他——答曹仲彬、郑雅茹两先生 [:1706716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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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附：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 [:1706716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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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条山战役“出兵”之争——读邓野文对中条山战役国共交涉关键的研讨 [:1706716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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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战后初期中共现代军事装备何处来——答刘统关于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的质疑 [:1706717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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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附：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兼与杨奎松先生商榷 [:1706717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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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毛泽东为何放弃新民主主义——俄国模式影响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观 [:1706717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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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论 [:1706717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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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民族革命史观的解读尝试——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1706717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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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辉煌”莫建沙堆上——对《苦难辉煌》一书的正误与批评 [:1706717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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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平等与人权的悖论——由《冷眼向洋》一书想到的 [:1706718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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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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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170671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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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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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170671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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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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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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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两种“历史”，一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一种是后来人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认知。由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也就存在着我们所说的“历史真实”，同样也就存在着历史学者努力探求、考据和通过研究向今人呈现历史真实的可能性。这是历史研究存在的最重要的学理基础和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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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今人和过去的时空区隔，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两个麻烦。一是过去种种条件、环境和相关因素作用的复杂性几乎是无法重现和复制的，因此，后人多半没有可能把过去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事情发生的种种背景情况描述得分毫不差。二是受时空环境或情感立场的影响，今天不同的研究者对过去的人和事难免会因为这样那样的隔阂或联系，而有不同的感悟和评价。因此，即使在大家都同样尊重历史真实的条件下，也不等于今天不同的研究者对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一定能够得出相同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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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已经发生了，成败是非已成过去。即使牵扯到祖辈、文化，或是党派、国家、民族感情，弄清真相、实事求是、尊重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也理应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如果戴着有色眼镜，无论看过去，还是看现在，其实都没有办法弄清历史事实。换言之，如果我们能够暂时抛开历史中的恩怨是非，我们要发现历史真实并非没有可能。也只有先弄清楚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和它们为什么会发生，大家再来讨论其是非对错或经验教训，也才有可靠的事实基础。历史上有非常多的例子都可以证明，先入为主的事实判断或刻意歪曲的事实宣传，常常会导致人的错误认识。比如1938年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曾经误导过几代人对苏联历史的看法。而一旦事情的真相被揭示出来，世人的观点看法就很容易发生逆转，即使《教程》里有部分真实，也没人信了。由此就不难看出，如果我们不首先弄清历史真实的话，任何观点、看法，以及任何我们相信可以总结来比照我们现实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之类的东西，不仅是不足凭的，而且还会带来很糟糕的作用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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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今各级官僚贪污腐败现象极其严重，因此许多人怀念毛泽东时代，不少人主张再搞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三反”运动，一扫贪腐之风。毛泽东时代官员贪腐现象是不是比现在少？这个历史事实是很容易得到肯定性的回答的。但是，造成那个时代贪腐现象少的原因是因为1951年底到1952年初毛泽东领导了几个月时间的“三反”运动吗？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远不是那么简单和肯定的了。何况，不要说“三反”运动本身像历次政治运动一样，造成了多少冤假错案，光是看一下运动之后的情况，就会发现，寄希望一次运动又能怎样？实际上，“三反”运动结束后不久，新的干部贪污现象就再度死灰复燃，中共中央很快又在一些地方再搞反贪污斗争和反贪污教育。六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再度发动城乡“三反”运动，主要矛头一度指向了干部官员的贪污问题。直到“文革”中期，变相的干部官员贪污腐败问题又有所抬头，中共中央为此又搞“一打三反”斗争。到“文革”后期，“走后门”等化公为私或以权谋私的变相贪腐问题重又出现，中共中央不得不集中教育整治。仅此简单的一个历史情况，就可看出，毛泽东时代官员贪腐现象相对较轻，并不是靠五十年代初那次几个月的“三反”运动取得的，其中当另有原因。在当今已经高度市场化的复杂条件下，又如何能够设想靠运动就能解决当今贪腐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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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悲的是，我们今天社会上大多数人其实很少真正理解获得历史真实的价值与作用。因为，我们的历史教育几乎从来不教学生发现、尊重历史真实的方法和意义。我们的历史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除了大学历史专业以外），教给学生们的其实主要不是历史，而是政治，而且基本上是用于死记硬背的教条。这种历史教育的结果，或是让从小喜欢历史的孩子们早早就失去了对历史真相探求的热情；或是让大多数受教育者以为，历史本来就应该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工具，“政治正确”高于一切，真实与否无所谓。结果，今天社会上很多人都以为，研究历史最容易，谁还不能找出几条史料来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呢？记得几年前有位大学校长就说过这样的话：你们搞历史的，不就是把旧报纸上的东西抄来抄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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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话，叫“隔行如隔山”。在现代科学条件下，不要说理工科和人文科学之间跨越起来非常困难，哪怕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要想自由穿越，也很少可能了。特别是由于科学方法在不同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影响到今天的人文学科内部，哪怕就是历史学科内部，不同专业之间或不同研究门类之间的沟通如今都变得很困难。做中国古代的和做中国现代的，甚至是做现代政治史的和做现代社会史的、做现代经济史的和做现代文化史的研究者之间，往往都会有很多相互隔膜不通之处。像古近社会那样，可以在不同学科，如文理之间，或文史哲之间，自如游走，且有成就者，已不大能见到了。由于今天的学问家基本上都变成了各专业的“工匠”和“技师”，每个人只有条件“专”在自己专业的那个小圈子里，因此，很少有人不承认，今后中国再没有所谓的“大家”了。这不是因为现代人比古近的人笨了，而是因为今天的学术研究环境和条件完全改变了。我的研究经历、研究范围、研究时段，包括兴趣对象，在历史学界都不算是太小太窄的，但即使是有着二十年专业研究经历的我，要想跨出我自己既往的现代政治外交史研究，不要说跨出到外国史或中国古代史中去，哪怕就是跨出到近代史或当代史的许多方面去，我都没有那个胆量和勇气。我最近批评了一位研究时政和战略问题的学者跨界来大谈中共历史的书，想要突出强调的一点也正是在此：还是谨守自己的专业好，免得乱点鸳鸯谱误己误人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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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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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集子里收了三组文章，有旧文，有新文。把它们集合在一个集子里面，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要借这样三组文章让喜欢读史的读者了解一下，今天做历史研究，哪怕像我这样，只是着重做中国现代政治、外交史研究，都是很不容易的。我这里所说的不容易，指的是考察追寻历史真相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和麻烦的事情，不是下了力气去研究，就一定能够得到让大家满意的答案的。特别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历史，往往是由许许多多很具体的历史人物、很微观的历史事件组合而成的。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往往在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段就一个方向上去做研究，就需要花费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更遑论去研究更大范围、更长时段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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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第一组里面的五篇文章，除了谈新中国革命外交的由来问题那篇以外，都是一些很具体，甚至很琐碎的史实研究。前两篇文章尤其微观。也许读者读了这两篇文章，只是了解了两个很小的，且在中国现代史或中共历史当中从来都很少会提到的事情的一些来龙去脉。但是，如果读者看过《停战以后》的故事片，或了解中共土改的基本政策方针，就会发现，这两篇文章所给出的纵使只是很孤立的两个历史小片段，却也可以反映出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我们后人认知历史的复杂性。同时我们也可以由于注意这种复杂性而学会多角度多层面地去看待和理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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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一组中还收入了考察共产国际财政援助的文章以及介绍1936年苏联尝试大规模援助中共红军经过的文章。同时，我在下一组商榷文章中也收录了我讨论战后苏联军事援助和早些年谈论苏援对中共早期发展作用的文章。我这样集中地把它们搜集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当前流行的一种观点或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