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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 [:170674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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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丨驱车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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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任何地方，人们只要行驶在公路上，就可以从容不迫地驱车在当天完成相当于从重庆至宝鸡的旅程。重庆的纬度和新奥尔良差不多，而在它北面的宝鸡则相当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重庆、宝鸡两地的直线距离为350英里左右，对美国人来说，这段路程实在不长，开车和朋友度假或者周末去大城市里逛逛街，也就是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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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乘“工合”的卡车从重庆到宝鸡却花了整整一个星期。除了车子本身不行，主要是由于盘山公路泥泞狭窄，通行条件很差，而这却是战时首都通往北方各省和前线的唯一公路。它的许多山坡都那么陡峭，以致车子只能停停走走。有的拐角又太小，不倒车就转不过弯去。况且，此路并不从重庆直达宝鸡，而是先朝西绕道200英里，到达成都后再转向北方，因此，全程就有1000英里上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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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与宝鸡之间，气候差别之大也使人感到距离特别遥远，仿佛隔着上千英里。抵达宝鸡前的最后一段路在秦岭上绕了几个“之”字形。秦岭是从青藏高原的“靴尖”向东部延伸出来的一颗“马刺”，同时是四川盆地的北部边缘。秦岭是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海拔高达五六千英尺，一南一北，泾渭分明。重庆附近气候潮湿，不知霜冻，富饶的山谷中，椰树与橘树繁茂，群山上的灌木丛里，猴子和灵猫群集。而在宝鸡，从西伯利亚刮来的冷风有时会把气温降至零度，疏疏落落生长在半沙漠地带的陕西大地上的树木品种也典型地反映了高原气候——都是些冷松、杨柳、橡树、桦树之类。光秃秃的群山中，夜间还能听见狼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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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的清晨，天色尚未破晓我离开了重庆，和10多位“工合”旅客一起乘上卡车，叮当作响地穿过了遭受空袭的郊区。路旁，泥巴和竹子搭起来的临时房屋有办公室、宿舍和商店，人们就在那里工作、生活。我们把行李搬上汽车，在上面拍拍打打，码成几行鸟巢或狐狸洞似的睡觉小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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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窝旁边有位老先生，他具有中国某些知识分子不修边幅的特征，衣服破破烂烂，好像一个扣子也没有，都是用别针或五颜六色的绳子系在一起的。他手持一根多节手杖，原来是支笛子。有人告诉我，他是上海一家大买办的子弟。旅途中，他给我详详细细地讲了在欧洲的30年游学时光。他什么时候想学，就什么时候学；想在哪儿学，就在哪儿学；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他是一位无所不通又一无所精的杂家，从拉辛到会计都略知一二。当他听说我要到宝鸡时，就殷切地建议我去西岳华山一趟，还说：“我们可以像大诗人一样，乘白驹而登紫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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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旁小店投宿时，我和他同屋。翌日破晓，一觉醒来，他已穿好衣服，正用一把设计巧妙的日本指甲剪在烛光下修眉。他提醒我，卡车还有5分钟就要开车了。当我手忙脚乱地穿戴好爬上车时，这位漂泊异乡的学者已经躺进了窝里，用黑白方格的围脖把自己的脑袋裹得严严实实的，只有满布皱纹的鼻子露在外面。他撩开一块布，开始了新的一天的谈话，主题是外国人对中国的无知，他建议欧美各图书馆收入中国的史籍。对此，我当然赞同。不过，假如他的提议当真实现了，他依然不会满意。他还说应该想个办法，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那是讲中国的书。当卡车歪歪斜斜地穿过迷雾和稻田的时候，他沉思着，最后脱口叫道：“对，把那些书放在宝塔形的粉红色书架上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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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之前穿过一片小松林疾驶上山时，路旁出现了一个飞檐翘角、红白两色的漂亮木塔，这就是老先生书架点子的来源吧。早饭前的清晨又湿又冷，可是拿老人家的幻想和重庆那些冗长的政治闲谈比一比，倒觉得有了一丝愉快的气息。第三天，路易·艾黎在成都上车后，我这才晓得，这位老先生的怪癖依然是政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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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说，早年间这位流浪的学者曾是个活跃的国民党员，那是上海政变以前的事了。当时，北洋军阀和外国列强都把国民党的活动看成过激行为，对其党员严加搜捕监禁，有时甚至会处决。在蒋介石成立南京政府前，那位老先生曾甘冒丧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险从事地下工作。由于对宦海逐鹿全非行家里手，他很快便失去了特权阶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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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开始后，他仍未能如愿地在政府中从事爱国工作，只得单枪匹马，以私人身份协助伤员向大后方转移。就这样干了几个月后，又来到内地，在“工合”或红十字会等民间团体中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做些杂事。他时常去战地医院当志愿勤务兵，为伤员烧开水，给文盲代书信件。但是，抗战初期那种热火朝天的局面逐渐消逝了，他的兴趣也就逐渐转向笛子、神话、彩云和昆虫羽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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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别有一种风格，与老先生一样不同凡响。他身材不算高大，但长着一副宽肩膀，一个鹰钩鼻子，轮廓粗粝，给人一种魁伟的感觉。当他坐下来时，这种感觉就更加明显了。当他爬上车，躺在一堆箱子、行李卷和其他杂物上面，用毛毡把自己裹起来的时候，迎风露出的那张脸简直有预言家的风采。他没留胡子，头发是红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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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不喜欢谈来中国以前的经历，我只知道他出生于新西兰，取名于一位他父亲所敬重的毛利族酋长的名字。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负过伤。几年后来到上海，在工部局一个管理国际港区的机构工作，从工业部逐步升迁到工厂总督察之职，任务是检查工厂，不得有火灾隐患或其他有碍卫生、危及附近地区之处。为此，他不可避免地就目睹了厂内操纵机器的工人们那种奴隶般的生活。由于职业的原因，他和大多数上海的外国人不一样。他没心思在夜总会和俱乐部中过灯红酒绿的生活，也没结过婚。和一般时髦的单身汉不一样，他也没有把钱花在赛马和水上豪宅上。他收养了两个男孩，他们都是灾荒中的孤儿，他还把自己的积蓄用来做慈善事业，建大图书馆，收集各种书籍，特别是有关中国劳工和经济问题的书籍。每逢假期，他就去内地旅行，有时主动做些救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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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占领上海不久，他的两个养子都参加抗战去了，把他孤零零地留在舒适的住宅里。当斯诺夫妇刚开始与少数中外人士议论筹建“工合”的时候，路易·艾黎一下子就投入进去了。他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图书馆和其他一切，把大部分积蓄献给了“工合”作为基金，并于1938年随他的一个养子来到汉口。为解燃眉之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协助他获得了国民党的批文。当时统一战线尚未被彻底破坏，政府答应每年给“工合”一定数额的补助，以弥补战时损失的工业生产。此外，在英美本土和香港等其他受到英国殖民统治的地区也建立了许多委员会为“工合”筹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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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工合”这样的运动唯有走向大众才有成功的希望，路易·艾黎也从不夸大个人尤其是作为外国人的作用，这是很少见的。尽管如此，大家都承认他是筹建“工合”最积极的那个人。在以后的日常工作中，他所做出的努力也比任何外国人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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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合”开始的头四五年中，他是一名四处灭火的“消防队员”。除了为募款而一年一度去香港——还有一次去新加坡——他的时间差不多都花在了崎岖陡峭的西部山路上。他在有“工合”组织的地方停留的时间少则几分钟，多则几周。从我和他相处的那些日子看来，在我所认识的外国人里，他的生活方式是最中国化的。他不像多数外国学者那样聚集在恬静的湖边埋首书卷，而是愿意活跃于中国的汹涌波涛之中，更不像外国商人和传教士那样，用“西方习惯”和“舒适生活”把自己孤立起来。只有一个例外：咖啡。他的咖啡从来不断，都是国外友人寄过来的。由于能和中国同事们平等相处，他身为外国人反而有一点便利。每逢“工合”内不同国籍的人之间有点小分歧的时候，他们总愿意对路易·艾黎坦诚相告，反而不愿和本国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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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离开重庆之前，听说由于国民党在政治上越来越保守和反动，路易遇到了一些困难。有一伙和孔祥熙亲善的美国传教士和某些顽固派上下其手，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对他打击中伤，阴谋把他以及他的自由派同事赶出“工合”。有些传教士乐于从事这种阴谋，是因为“工合”不仅有声望，而且在国外还有很强的募款能力。国民党也乐于这么干，因为他们已把自由派执掌的“工合”视为危及现状的因素，并为此感到不安。那些传教士的打算是把“工合”转变成救济机构和政治门面，把钱变成食品、衣物发给穷人。可是路易和支持他的“工合”促进委员会却坚持把国外的捐款用来兴办社会教育事业，特别是技工培训，这样“工合”的活动就不会局限在无法自立、靠救济金过活的手工业者上，而是能转变成为一项能够独立发展并繁荣起来的运动。批评路易的人率直地称他为新“帝国主义分子”，因为他要从事的改革并不是由国民党发动的。他们推论说，他会像19世纪的商业冒险家一样招人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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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想不出这些批评者们会怎样解释他们自己在中国的合理性，作为传教士，他们传布的宗教也并非国民党所发明的。如果按他们的定义，假如承认谁做了未经国民党赞许的事，谁就是“帝国主义分子”，那么路易就确实是“帝国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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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事例有二，均发生于我们这次同行北上的旅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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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在我们车旁路经一队士兵，他们筋疲力尽地行进着，有个小军官正在用枪柄揍一个士兵，那士兵骨瘦如柴，是因病弱不堪而掉队的。路易把车停下，跳了下去，赶开小军官，并用中文臭骂了军官一顿。我相信，起码在那一天，这个小军官再也不敢体罚士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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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一程，卡车来到一个村子，便停在那儿上水。路旁一列应征入伍的壮丁正在休息，路易就和他们聊了起来。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其他地方一样，壮丁都被像奴隶似的用绳子捆在一起。有个男孩，看去不过十三四岁，竟设法挣脱了绳套，他求路易帮他逃跑，这时押壮丁的武装警卫正在公路另一边的茶馆里喝茶，没注意这边发生的事情。开车时，路易坐在邻近壮丁的车厢边缘上，把一支腿耷拉在车外。那孩子应他的召唤，跑将过来，一纵身趴到了车厢边上。直到完全出了村，路易才把那孩子留在田地里，好让他平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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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都出发的第一天，我们穿过了阴云遮盖的田野。水田都还没有插秧，因此田里大半是水。路旁，收过甘蔗的地里有些白鹭正在漫步，一见大卡车过来就踏步跃起，展翅飞翔了。离开成都的第一天，我们穿过这片乌云密布、翠绿中带着沉闷的区域。远处灰色的山脉连在一起，像是一排沉睡的动物。路边，蜂巢状的制糖厂冒出两缕烟雾和蒸汽，一缕黑色，另一缕纯白。卡车靠近的时候，白鹭从糖厂中间空地里的坟墓中飞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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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清晨，天空显出迷蒙的蓝色。一条条清澈碧绿的激流咆哮着，把白色圆石块从迂回曲折的河床中滚滚冲下。山顶虽有霜冻，但在既见阳光又能避风的山谷中，棕榈树和其他常绿植物却依然闪耀着露珠，如同亚热带树木一样茂密。公路延伸到了山顶，整个世界沉入绿色条带的海洋。北方蓝色的山脉自地平线凸起，像一排模糊不清的盒子。长颈水鸟飞过头顶，黑白两色的鸭子在激流中的石头上蹭着屁股。公路旁出现了两排古柏，树荫下是从成都通往西安的古代石铺栈道。历史上，无数大军曾行进在这条古栈道上。山顶的黑松林中有的是神龛佛像，红白两色的巨大庙宇却已坍塌倾倒了。正史和传说中都有记载，这一带从三国时代起，就一直是中国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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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都出发快走完第二天的旅程时，我们来到了嘉陵江北岸的广元，北国就在眼前了。当卡车来到南岸时，一些农民正在路旁的水田中耕作。他们用水牛拉犁，这是从此地直到印度支那普遍采用的耕作方式。氤氲的夕阳余晖中，秧苗在秧床中闪闪发亮，现出一派翠绿的夏季景色，了无半点瑕疵。这景色在我们身后那大半个中国的水稻种植区是到处可见的。稻田旁，宽阔的嘉陵江迂回着向东南延伸通往重庆，江中挤满了帆船和舢板，它们是河湖纵横的南中国的主要运输工具。可是，嘉陵江北岸却又到处是骆驼，在干旱的北方，骆驼就相当于南方的船只。戴皮帽的北方人和缠头巾的南方人把货物在船舱和驼背之间往返搬运。由北向南运的是皮毛，由南向北运的是大米、食盐和调味品。在骆驼队的上边，广元的无数房顶杂乱无章，显出一片灰色的北方景象。在城外，秦岭山脉脚下的山丘是光秃秃的，山丘上散布着红色的条带。那里乌云密布，眼看就要下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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