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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 第三章丨老板与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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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洋战争开始时，美国在远东缺乏必要的军事准备。这一事实现在已是人所共知，无须赘述。到1942年中，我们和欧洲盟国已经失掉了我们远东沿海的所有地盘，只有印度仍然在英国人手中。在这一年里，我们对中国内地也只能提供一些象征性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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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将军被蒋委员长委任为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司令部设在重庆，开始筹划整编国民党军队。在当年春天撤出缅甸的战役中，史迪威将军在名义上担任中国远征军的司令官。此后，他在印度设立了训练营，整编和训练由缅甸撤出的中国部队。由美国志愿飞行员组成的“飞虎队”在缅甸战役中战绩辉煌。1943年夏季，“飞虎队”在昆明正式改编为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司令官为陈纳德少将。他之前是美国退役军官，担任国府军事顾问。由于缺乏人员、供应和必要的基地，第十四航空队当时仅能对日军进行骚扰，主要目标是印度支那附近地区。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第一批美军运输机就飞越“驼峰”，由印度抵达中国。但是，由于这条航线气候复杂，地形险恶，再加上人员和设备的缺乏，所以直到1942年底，实际运抵中国的物资并不多。而在如何使用这些不多的物资的问题上，史迪威和陈纳德经常与国民党高层发生龃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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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这场战争的政治预备同样欠缺。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国家中，我们以前一直是和欧洲殖民者，而非本地的亚洲人打交道。现在日本人把欧洲人全都赶出去了，我们于是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局面，甚至不知道该和谁打交道。在中国倒不存在这种问题，但棘手的问题在另一方面。虽然我们在1941年日美谈判期间声明，我们不会接受任何有损中国的协定，但我们当时没有向日本提交最后通牒，而是把谈判继续了下去。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在向中国表明，我们是准备和日本人妥协的。不仅如此，我们在政治上的准备不足还反映在对未被日军占领的中国内地的一无所知。珍珠港事件爆发时，美国国务院在中国的外交官们大部分仍然留在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沿海城市，他们直到1942年秋才被日本人遣返，到了1943年初，他们中才有人抵达未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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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942年，我们能够找到的称职的“中国通”一共只有五六个人。他们全都被史迪威将军任命为自己的政治助手。当然，这是人尽其才；可中国成为美国盟友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国务院在中国的人员配备都严重不足。国务院不能派出观察员，不能开设新领事馆，也不能进行系统的情报收集工作。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关系到美国未来的重要盟国来说，这些工作本该刻不容缓。由于这种迟误，甚至直到日本投降时，把美国陆海军所属的情报机构如战略情报局、经济情报局、美国战争情报局和国务院的情报系加在一起，对中国局势的了解，都远远不及我们对任何一个欧洲盟国或敌国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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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当我在重庆南岸俱乐部，听着观看空袭影片的美国人发表对华不友好的议论时，我就在想：作为个体，尽管不自觉，但他们确实反映了自己国家的态度。1942年，当我看到美国的战时对华政策逐步成形时，我进而相信，国家与个人一样，都会不自觉地固守某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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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了解，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的一年里，国民党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是十分光辉的。在日本扫荡了各个殖民帝国之后，中国挺立如故，坚强战斗，犹胜以往。许多美国人对此都曾一度满怀激情，一如他们对待苏联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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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对一个身居中国的观察者来说，就连如此的感情流露也觉得问心有愧。因为在中国急需我们帮助、而我们无所求于中国的时候，我们的表现就是另一番模样。现在，我们对中国感到迫切需要了。如果国民党如其所要挟的那样，果真单独和日本媾和，战争就要延长好几年。如果我们的盟国中连一个亚洲国家都没有，远东战事就会与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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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谣传说，美国上层圈子的确有过罪恶的居心。1941年，美国曾暗中炮制“远东慕尼黑”[22]，把日本提出的媾和条款交给蒋委员长，逼迫他接受，哪怕对日让步会对中国为害极深。虽然这个说法可以解释许多事情，但我却不太信服。战后有股谈论本国丑闻的风气，如果上述传说属实，那早就该被戳穿了。据我观察，美国对华政策是在不自觉中形成的。若干个人、若干集团，对若干基本事实做出了反应，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形成一整套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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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少听说过一件美国人与国民党之间的“交易”。那是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我们处于毫无准备的尴尬局面中。这些“交易”尚未公开，因此我不会将详情列出。当时哪怕较为人知的交易也带有逢迎中国人、特别是国民党及其头头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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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事例是美国向国民党驻美代表发放了5亿美元。当时是用贷款的名义，但从来没还本金，连利息也没付。我们从来也没指望收回本息。国民党拿了美国这么多钱没有什么好的用场，无非是美国表示亲善的一笔巨额小费，拿来供国民党自吹自擂罢了。当时，我们运往中国的战争物资都是按《租借法案》免费供应的。国民党银行在海外的资金足以通过“驼峰航线”购买物资，也可以用来支持新币的发行。但在1942年以及以后的若干年中，国民党都没有表现出支撑法币的强烈意愿。但它的亲信从通货膨胀中可是赚了不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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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国民党并未给这笔美国赠款安排什么特殊用处，赠款的大部分留在美国，直到1944年才有2000万美元换成黄金运往中国，声称要公开抛售以缓和通货膨胀。但若无其他有效措施，单靠抛售黄金只能让黄金贬值。最终，很大一部分会落入国民党高层及其亲信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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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1942年，中美货币官方牌价对国民党及其高层可谓大大有利。在珍珠港事件前一年多，牌价一直是20比1。尽管通货膨胀正在让法币缓慢贬值，但这个汇率还算合理。在重庆和其他物价昂贵的大城市之外，1美元换得的法币在中国的购买力与在美国境内的1美元相当。反映真实比价的黑市价格最高也没有超过25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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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珍珠港事件后，通货膨胀立即加速起来。1942年底，黑市汇率就超过了50比1；此时，国民党政府的官方牌价依然定在20比1，而美国政府竟予以同意。1942年全年和1943年上半年，美国在远东软弱无力，处境尴尬。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因战争目的携入中国的资金都是按这个汇率兑换的。我们的各个在华战时机构不准在反映真实比率的黑市上兑换。这项禁令直到1943年秋季才对美国在华民事机构解除，对军方机构则要更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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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后期，第十四航空队开始在华南建造大量空军基地，汇率的问题就显得更加严重了。当时黑市的汇率已达100比1，一把铲子在美国用5美元就可以买到，如果把这5美元在黑市换成国民党法币，在中国也可以买到。但如果按官价兑换，美军就得花掉25美元。这意味着，为了修建价值100万美元的基地，美军要花掉500万美元，其中会有400万被掌握牌价的国民党银行中饱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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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方向同样有猫腻。有些要出国或因其他原因需要美元的人，若有批文即可按官价在国民党的银行中换得。当黑市汇率为100比1时，有官方批文的人只要用实值100美元的法币就可以换到500美元。当然，这种便利只有高层人物及其亲信才能享有。要想知道上述弊政的准确范围是不可能的，但一般认为，原国民党官员和其他富豪在海外有数十亿美元的存款，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用这种把戏凭空变出来的：只要把财产送往海外，便可瞬间增值数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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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迪威就职之前，中美最大的军事协定同样很合国民党的胃口。经手人是马格鲁德代表团。但当时除了日军攻势，中美之间的种种纠结早已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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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所闻，通过这笔细节从未公开的交易，我们给国民党提供了一大批30毫米口径步枪和弹药。这个型号是美军的标准装备，结果蒋委员长拒绝了。原因据说是因为他害怕美国会干涉这批步枪的分配权，怕美方坚持发放给自己想削弱的部队。他提出要求说必须配给33毫米口径步枪弹药，以适应亲信精锐部队装备的进口自欧洲的步枪。尽管美国生产武器的条件已十分紧张，可还是屈从了蒋委员长的要求，答应做出特殊安排，生产33毫米口径步枪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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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将军坚持国民党军队应使用标准美式军械，但这桩33毫米口径步枪弹药公案却在1947年见报了。当时我们对国共内战的态度游移不定，既希望国民党取胜，又不想公开站出来表示。我们把这批专为国民党制造的剩余33毫米口径步枪弹全部卖给了国民党，约有1.3亿发，只收了象征性的费用。马歇尔将军解释说，这不表明我们支持国民党，因为这些弹药不适合美国枪支，而且是在日本投降前专为中国人定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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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战争情报局也做过逢迎国民党的事情，尽管不是特别重要。中央通讯社有国民党的资金和政治支持，早已倚仗权势把同行赶出了新闻界。然而，美国战争情报局却还要帮助国民党扼杀中国舆论，办法是为中央社在美国购置价格昂贵的无线电设备。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将近一年之内，美国战争情报局一直帮助这家国民党独占的通讯社使用这些设备，使其成为美国向中国输送资料的唯一渠道，这就给国民党搞事先新闻检查创造了条件。美国官方通讯社与外国政党是否可以达成协议呢？这是值得商榷的。尽管如此，美国战争情报局却协同美国陆军承诺，一切由美方委任的战地通讯员发自中国的报道都要经国民党情报部审查。请注意，那是一个党的机构，而不是一个国家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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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争情报局通过美国无线电设备发出一条又一条的新闻，对中国、国民党及其领导人，特别是对蒋介石进行毫无根据的吹捧，什么“美国参议员称赞中国的复兴”“美国大学教授为国民党的精神力量欢呼”“蒋介石是中国之魂”，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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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有思想的中国人都会扪心自问：中国的领导者们，尤其是蒋介石，到底是怎么样的？有些比较独立的报纸，包括一些保守派报纸在内，都委婉地批评了国民党。除了国民党自己的报纸，其他报纸都不再转发美国新闻处的肉麻吹捧了。因此，美国的材料受到了国民党的特别欢迎。有些持冷静批判态度的报纸不再站出来吹捧国民党了，可为了表达一种姿态，还是会发一些肯定国民党的文章。哪怕是在反美情绪初兴的阶段，美国依然保有相当高的威信，因此许多中国人至少在短时期内被我们说服了，觉得他们对本国政府的要求和期望过于苛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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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无意表明美国上述一切反应都出于一种问心有愧的动机，有一部分是由于不了解情况，也由于我们对国民党抱着真诚的欣赏态度。但在我们一味迎合国民党的同时，我们对中国人民却采取了十分严厉的态度，和历来外国列强的态度并无区别。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每当涉及依然衰弱的中国人民时，外来列强的行动总是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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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当年的一切，就更清楚一些了。1942年是我们开始密切关注中国问题的第一年。其间，我们同中国，特别是同国民党上层建立起了一种非常不切实际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们为蒋介石及其一伙培养出了桀骜不驯、自鸣得意的品格。这就是1944年史迪威失败的一个原因。史迪威是当真想通过改革切实加强国民党军队的抗日力量的。史迪威的继任者们对中国的情况一头雾水，于是因循纵容国民党的旧例，采取怀柔政策，最终导致了致命的错误：试图帮助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由此注定了自我膨胀的国民党的失败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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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洋战争开始的那几年，在重庆的美国人还表现出了两种引人注目的态度。这两种态度虽然仅居次要地位，但后来在中美关系的悲喜剧中确曾发挥过作用。一种是对中国人民的痛恨，在不负责执行美国对国民党的错误纵容政策的人中间，它只是偶尔出现；而在军人中则十分普遍，尽管还没有发展到史迪威离职之后的那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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