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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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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那些积极参与“占领政府”活动的人？沦陷初期，当毫无约束的日本兵不断地侵扰，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灾难时，我们描述的长江三角洲大多数任职短暂的合作者作恶相对较少吗？讨论这个问题涉及“自治会”所做的工作，他们为战争中流离失所的人提供救济，他们恢复水电等公用设施。水电在较大城市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如镇江电气公司总经理郭志诚成为“自治会”会长。这个案例也说明，由中国地方官员管理中国人要比日本殖民者管理更好。但另一方面，“宣抚班”工作报告中又反复出现“维持会”、“自治会”职员的无能和腐败的记录。相比之下，日本殖民官员的指责比那位本地人张怿伯的埋怨要委婉得多，张责骂郭志诚等人“敲骨吸髓，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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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发生的暗杀活动，表明一些人持不同观点，他们甚至将“占领政府”的出现看作是对中国国家主权的威胁，是公开侮辱民族尊严。抵抗的任务之一便是将这个观点传达给其他中国人。直接暗杀是传达的一种方式，宣传是另一方式。正如我们已不断看到的那样，拒绝合作的人并不普遍，至少在政治层面上是如此。因此，国共抗日宣传员一直为这样的事实而苦恼。实际上，日本占领者总能找到中国人帮助他们统治中国沦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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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杰出的中国作家大胆地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卓越的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郭沫若将通敌者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受教育者，他们只想为自己谋取权力和财富；第二类是贫困和无知者，贫困驱使他们通敌，无知使他们不去思考其行为的正当性。每种类型的人采取了不同的方法通敌，一种是和平的，另一种是暴力的，但这两种都很危险，因为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和流氓共同提供了日本人所需要的两双手，即一手安抚，一手镇压。剧作家顾仲彝在郭沫若的基础上又加了第三种类型——失败主义者，这些人认为中国赢不了这场战争，明智之举是接受现状和从事力所能及的事。上海小说家茅盾采用了另一种分析路径。他不是考察通敌者的动机，而是着眼于他们的行为。有情报收集者，日本人依靠这些人搜集占领者所必需的信息；有破坏者，他们可以在日本人无法到达的地方从事破坏活动；有理论宣传者，茅盾认为这种人最可怕，他们也许不会直接伤害某些人，但他们会说服中国人，使其相信日本人的占领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正如日本所一贯宣传的那样。破坏抗日只会使抵抗变得更加顽强，开展情报战使抵抗者不知所措，而理论宣传则能消解抵抗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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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振华将这些观点收集成本小册，命名为“怎样清理汉奸”，于1937年10月匆匆印刷出版。这表明，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可能已出现了为通敌者辩护的氛围，认为通敌行为是合情合理的，且这些辩护正在一些地方蔓延。童振华很担心这些辩护挑战了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思想。《怎样清理汉奸》不是暗杀者手册，而是针对茅盾第三种类型的汉奸扩展成的一篇论文。（实际上，童很谨慎地说，一旦 “汉奸”被揭露，不应该处死他，而是应感化他。）他说不用担心那些小“汉奸”，他们只是为钱而替日本人工作，不会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观点，这些人不是问题。更重要的任务是驳倒这些观点：日本人仍愿意和平解决这次冲突；与日本合作对中国有利；既然武力起决定性作用，那么战争的结局只会朝有益于日本人的方向发展；中国军队的迅速崩溃就证明了抵抗是毫无意义的，等等。诸如此类的观点在上海很普遍。正如日本人所宣传的，他们反对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因而不仅要当心汉奸搜集情报，从事秘密活动，但更应该意识到这些观点的诱惑力。9较大的威胁并非是为日本人效力，而是不加质疑地接受这种说法——与日本人合作，最合乎每个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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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这些反驳合作行为的说教，除了他们预先接受的论调外，是否还有道听途说的成分？本研究确实得出这样的结论：加入合作行列的人数从没有减少过。事实是，当早期的合作者一被暗杀或者赶下台，就有其他人接替他们的职位。长江三角洲每个地方的基层头面人物（从温文尔雅者到社会边缘人物）都主动前来充当新政权的职员，为“占领政府”提供了足够的人选。不管是失败主义者还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使“占领政府”出现在基层成为可能。他们能帮助日本人继续统治占领区，使日本人腾出兵力继续征服新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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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合作行为是否如郭沫若和茅盾所言，危及中国国家主权呢？日本“宣抚班”的计划认为确实如此。1938年冬春之际，合作者与日本“宣抚班”职员合作，在长江三角洲占领区的城镇建立了“自治会”，为“维新政府”的成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维新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挫败了蒋介石声称的国民党仍然在统治中国。所有的迹象表明，“自治会”成员的合作有助于日本占领者消灭前政权和建立新政府。对他们指控的关键在于，其参与在多大程度上促使了新政权的建立。无论“维新政府”看上去如何假冒伪劣、不具有合法性，但它所做的事——从清理街道到控制走私，再到建立法庭审判罪犯——是所有政府都在从事的活动。参与合作的地方头面人物，确实有助于“维新政府”的建立，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点。只要他们效忠于新政权，就意味着摒弃了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只要他们所服务的占领政权有利于日本人的利益、有损于中国国家主权，就说明他们把抽象概念弃置一旁，而强调其所作所为是为满足当时的需求；或者说，如果他们不来填补这个空缺，其他人也会这么做。无论对中国政府还是日本帝国方面来说，他们的合作都至关重要。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分析“自治会”、“县公署”从事的绝大多数社会活动，他们的行为与国家主权就没有多大关联了，因为国家主权是通过其他渠道来实现的，主要是通过军事力量来决定——也许日本占领的时间还不够长，不能使其基层政府服务于南京“中央政府”。占领政权的兴衰取决于日本人的军事力量，与“占领政府”基层行政人员发行良民证、重新编制乡村税收账目并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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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基层合作者成功实现了地方上的目标，他们与代表日本占领中国的“宣抚”人员、官员、商人以及研究人员一起完成了这个目标。合作者的行为维持了与日本人的关系，使占领政权能正常运行。这时，合作就不仅仅是完成了管理任务，同时也编织了合作的网络，日本占领者就是依赖这个网络留在中国。在最终的分析中，这两个方面都需要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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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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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日本占领者能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财富和权力的资源，这种财富和权力的资源如果不可忽略，就必须加以开发，以便保持传统的秩序或改善地方精英的社会地位”10，那么形势会朝有利于日本人的方向发展。这是罗纳德·鲁滨逊（Ronald Robinson）在描述英国如何将地方精英纳入其殖民事业时得出的结论。日本人受西方殖民征服的诱惑而入侵中国，但开战不久便在太平洋战场上迅速败退，这使中国地方头面人物转而优先选择稳定而不是剧烈的变革。从这个观点出发，“宣抚”人员几乎无法将地方头面人物中潜在的同盟军拉到自己一边，通过他们的策划，来完成从入侵向“占领政府”的转变。“宣抚”人员只能利用有限的军事和经济资源，来整合合作者，无论他们在上海或南京起草的计划有多么宏大，却不能得到充足的“可供选择的财富和权力的资源”，使大多数有可能变为合作者的人坚信，要抓住日本人提供的机会，将其转化成可以利用的资本。而这正是鲁滨逊解释英国人如何能达到其目标的原因：利用较低的成本来达到殖民的目的。英国人在支付最初的军事费用（大多数转嫁给私人工商业者）后，只花费极低的成本，便创建了英国殖民统治，而且后来仅仅选择投资的方式。英帝国投资和提供的是永久性的、独占的、有利可图的全球性贸易路线。这条循环路线开始于英国，结束于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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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宣抚”人员的国家建设蓝图有多么宏伟庞大，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形势都无法与一个世纪前的英国殖民官员相比。在贸易方面，日本人带给中国地方头面人物的机会比占领前更少。既然完成占领的成本很低，日本首要的兴趣就是强迫中国商业进入自己的垄断性贸易圈，而不是将中国经济纳入到更大的经济贸易网络。毕竟日本计划将中国、“满洲”、日本建成一个统一的流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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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合作者经常面临“经费”不足的问题，“宣抚班”不得不求助于另一要素——权力，即鲁滨逊两大要素的另外一个。日本人能提供给合作者最好的东西是打开领导职位之门，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这扇门不向这些合作者开放。日本人在建立南京“中央政府”和长江三角洲“县政权”时，都采用这一招。鲁滨逊指出“保持或改善地方精英的社会地位”是最好的方针，但日本人做得并不成功。只要新给予的权力有可能中途作废，那么大多数精英不会将合作看作是保持社会地位的明智选择。那些选择不合作的人有可能保住了政治资本，有希望在战争结束后重新进场，获得政治权力。在国民政府时期职位不高的人选择稳住，希望改善他们的条件，积聚政治资本，如果日本一旦失败，就可以投资其他领域。最热心的，是那些在1937年前完全被拒之门外之人。他们从日本手里获得权力，改善而不仅仅是保持了他们原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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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将自己的命运与“占领政府”绑在一起的人，所面临的最大麻烦是日本人无力给他们提供生存下去的最起码的资源和安全保障。1938年7月，当丹阳“宣抚班”班长将本县“自治分会”会长召集到一起时，便遭到后者强硬的抵制。其中一个会长进行了反驳，以实际行动给班长施加了压力。他说，他和其他会长前来和日本人合作，不料竟发现，“宣抚班”根本不给他们任何实质性的支持。会长们质疑：为什么乡村集镇没有驻军？为什么不建立盐务办事处来对付走私盐贩？（对游击队来说这是有利可图的生意，地方行政机构因此却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自治分会”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更多的资金来支付他们工作的费用？为什么得不到丝毫的帮助来复兴乡村集镇的小学？为什么不给“分会”配置最起码的医疗设备来救治病人和伤者？为什么“宣抚班”不将贫困的人组织起来，修复被游击队毁坏的交通要道（这样也可以缓解失业的压力）？一个“占领政府”基层官员认为，这六个合情合理的具体建议能够改善基层行政机构的生存能力。而一个日军基层“特务机关”的官员所能做的只是指出，这是“目前形势”使然，只能以有限的资源应对众多的需求，并向会长们表示，这些建议将会在以后讨论。11日本人是不会为“占领政府”支付费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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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地方合作者经常发现，他们不得不将自己想方设法获得的一切资源，来满足日本人的需求，但是，指望获得合作者支持的日本人，却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形式的回报。讨价还价的另一方（“宣抚”职员），只能从其主观信念上后退一步，强调日本人的历史使命是将文明和启蒙带给亚洲人民，将他们从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以及白种人的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这种说辞对他们来说，一样也很难办到。当时担任“满铁”上海事务所主任的伊藤武熊对他们所承受的重压有所暗示。如在第二章提及，伊藤在招募这些人时曾在汇中饭店主持开幕式。在回忆录中，伊藤在“宣抚”工作简短概述的开始部分很奇怪地承认，实地工作的“宣抚”人员“总体而言，对中国人做了不道德的事情”。然而伊藤的机构当时编写的各种报告中，找不到一丝一毫这种不道德之事。第四章提到的人员调动也许能说明一些职员没按照规定行事，尽管现有的资料认为他们是能力不够，而不是行为不当。或许伊藤有意利用小道消息，便于将自己与由其主导的、在上海实施的帝国计划拉开距离。在“宣抚”工作概述的最后，他又自相矛盾地肯定起“宣抚”人员来：“他们大多数人为其管理区域的居民服务，与军队协商，分配食品，且尽可能地认真负责各项任务，做到了一个好政府所能做到的一切。”然而他又一次试图与“宣抚”工作拉开距离，他以漫不经心的态度来结束评论：“他们也是在军队庇护下，到处耀武扬威。”12这种现象有时确实会发生，尤其是那些野心勃勃、突然被派去当一个县的老板的下层小职员；而另外一些人的水平和能力可能远远落后于人们对他们的期望。另一方面，伊藤轻松地为自己开脱罪责，将“宣抚”职员犯下的错误推脱给军队，这样就为“满铁”和他自己套上了一层无罪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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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宣抚”工作概述的结尾处，伊藤对“宣抚”人员做了另一番评价：“一些有良心的‘宣抚’人员不能忍受这样的工作，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岗位，结果，在‘清乡’时期，他们一个也没有留下。”他认为“宣抚”人员为工作付出了代价，那些必须从事“宣抚”工作的人好像不能容忍这项任务。这非常令人惊讶，出人意料！那些志愿从事“宣抚”工作的人，为完成分派给他们的任务，遭受了事业上甚至情感上的伤害。他们发现自己与一群腐败、自私自利、令他们鄙视的家伙一起工作（一个“宣抚”人员在工作日志中这样描述地方“自治会”会长：“完全缺乏管理才能，完全没有任何能力和才干”13）；他们意识到，从基层社会建立完美政权的梦想破灭了，这项工作变成了拙劣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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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八年沦陷时期对这一政权的合法性造成的损害远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这八年，败坏了传统地方精英的声誉，且质疑了他们作为现代国家基层行政人员的能力。县一级的精英在民国时期已经历了一次转化，迫切渴望控制新市政机关（这是共和主义者所引进的）的实业家和商人排挤了旧乡绅。杜赞奇在研究战前华北精英时指出，在县和乡村，政府赢利型经纪人“开始追逐实利，经常不惜牺牲村庄的利益”。保护“社区”的说法常常误导读者，因为中国社会的精英，与其他任何地方的精英一样，常常装腔作势服务于地方社会（涂尔干所称的团结社会——即使这种社会根本不存在）。但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建设的新压力，社会汲取率的迅速增长，这就要求有能力的、负责任的政治精英来应对向现代国家政权的转型。然而这一切几乎还未准备就绪。这就导致了杜赞奇所说的国家政权内卷化，即“与政权正式结构相伴随的是非正式结构的出现，比如赢利型经纪人”。依赖于非正式结构，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因为“尽管正式结构依赖于非正式结构行使众多的职能，但是却并不能控制它。因为国家政权是以内卷化的方式发展，在基层社会，非正式群体变成了无法控制的力量，并代替了传统地方政府的管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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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中地区，国民党与地方政治精英的联系比北方更为紧密，且比较成功地将他们带入现代国家政权。但是日本人的入侵中断了国民政府成功吸纳地方精英实现国家政权目标的进程。“占领政府”更是自上而下建立与县、乡村的关系，较少与基层领袖联系，且很少为基层领导人物提供资源。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占领政府”比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更进一步推动了内卷化的过程，依赖于临时性的机制来填补甚至完全取代正式的行政机构。“维持会”就是这种替代的活生生的例子。对此，杜赞奇研究中国北方得出的结论，同样也很好地适用于华中地区： “尽管日本占领者采取一些合理化措施，但这些强制性的措施只有通过那些赢利型经纪人才能付诸实施。”15然而这还没有完全反映沦陷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卷入到政治的赢利型经纪人是“临时性的和无能力的人”，一个“宣抚”职员在报告中很沮丧地指出。16这些人恰恰是年轻的“宣抚”职员不愿意与之共事却又无法逃避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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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抚”人员将政权“内卷化”看作是一个不幸的权宜之计，一个要迅速过渡到新秩序的临时阶段。占领初期日军所依赖的各种各样内卷化应急措施被“自治会”所代替，接着“县公署”又取代了“自治会”。我研究的这些案例表明，“宣抚”职员所在的各个县，几乎从未逃脱内卷化的引力。虽然新的“县知事”比“维持会”或“自治会”会长强，可他们的能力一般均落后于其前辈——国民政府时期的县长。1943年，一位被遣返回国的美国人，如此刻画他所认识的、为“占领政府”工作的人：他们“不是某个特定的阶层，而是机会主义者、保守分子，以及那些因这样那样缘故失意于蒋介石政权的人”。17特务部官员们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形势及他们的可靠性问题。一个被派到山东做“宣抚”工作的官员抱怨道：“如果我们仅仅在征服区找个清朝遗老，将县政权交给70岁以上的‘县知事’，那么我认为我们所从事的政治，与蒋介石时期的政治相比，至少落后50年。”使“占领政府”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是“比国民党再向前迈一步，用新的精神作为政治的思想基础”。“宣抚”工作正是在这个方面失败了。具有创新意识的国民党党员没来合作。那些被“特务部”安排出任领导的人，要么是品质极差的旧领袖，要么是没有创新思想的新来者，“占领政府”没有社会和文化网络使老一辈起作用，或使新一代合法化。那位山东“宣抚”职员毫不留情地批评试图前来获取权力的人。他说，在107个县，“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县知事’，绝对没有”，“行政权力没能跟上”军事力量，但是如果一场征服要变成一个政府，这些都是必须的。然而，“据说，人们还是成群结队前来，且不惜一切代价，争夺职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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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占领政府”会累积一些权威。然而，它在基层社会普遍执行的高压政治，且无力与在野地方头面人物结盟，侵蚀了这种权威。这种侵蚀作用大大帮助了共产党，使其在战后获得了基层社会的统治权。19当比外国军事占领更长远的政治力量走上舞台时，地方遗老的合法性和政治活力无论如何都会走向消亡。军事占领确实加快了这一进程，它消除了那些留下来的甚至没有参与合作的地方头面人物的合法性权威，这导致战后归来的国民党政府失去了与地方权力的联系。最终取得胜利的是共产党政府，共产党没有借助于地方头面人物的威信，而是依靠严密的纪律、自上而下绝对服从的政策，以及足够的力量。一旦内战的应急措施让位于常规化的政治控制，共产党便能取而代之。合作者为这一结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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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结论：消失的四类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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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第一章，我希望读者想象，日本占领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合作”的历史，尽管迄今为止人们只讲述抵抗的故事，但历史确实是这样的。当日军向长江三角洲地区进犯时，一些中国人在抵抗，更多的人逃离，大多数人留在原地，设法应付所处的环境。一些人愿意积极与新政权合作——不是很多，但足够了，即使他们感到很恐惧。“特务部”职员在接下来的七年半时间里，总能找到充足的人员前来合作，支撑行政机构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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