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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民众对不抵抗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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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新闻报道是某种迹象的话，“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1932年主宰了民众的争论。在20世纪30年代阅读报刊的中国人中，有5%—10%的民众的情绪看上去是赞成抵抗日本侵略的，尽管证明这样一种假设性判断的各种历史资料尚显不足。在这段时期里，中国出版的期刊如雨后春笋，数量急剧上升。特别是在上海和其他条约口岸地区（在这里政府的审查力度较小），出版物体现出了所有的政治色彩。尽管观点五花八门，但很少有刊物对“先安内”表现出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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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刊物在批评蒋介石的对日政策时最为锋芒毕露。上海的刊物《春秋》就是其典型。例如，1932年12月17日的一篇社论指责政府在面对日本人时的胆怯：“当日本人炮击南京时，政府就迁移到洛阳以避免事态的恶化。为了避免这样，它不向〔东北的〕义勇军提供资金支持。为了避免这样，它禁止抵制日货运动。为了避免这样，它完全破坏了反日组织。为了避免这样，它扼制和镇压反帝的群众。”(52) 这家刊物把“先安内”的论点颠倒过来，指出是南京的怯懦为外敌的入侵创造了条件，而不是中国的分裂。1933年1月7日的一篇社论中写道：“不抵抗不仅是示弱，而且从一个客观的立场来说，它实际上是邀请敌人来进攻。如果他们阻止当地的军队和人民来抵抗，那么他们实际上是邀请敌人向前推进。”(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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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报刊对南京的政策充满敌意已是司空见惯。不过，与南京政府和蒋介石有联系的刊物对“先安内”政策也漠然视之，在某种程度上就很令人惊讶了。《时代公论》是南京的一家刊物，通常被认为与CC派有关联，其特点是经常发表南京大学(1) 教授们的文章。这家刊物大概以它的几个主要作者之间进行持续的争论最为著名，他们包括像赞成独裁、法西斯类型政府的杨公达，以及《独立评论》的作者们。后一种刊物在北平出版，由一位赞成一个更加民主的政府形式的自由派学者胡适主笔。(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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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公论》的编辑认同蒋介石的反共努力，不过在它的版面上经常满是力主更加强硬的对日立场的文章，并对中国政府的无能表示沮丧。1932年11月中央大学徐秀雄发表的一篇文章最为典型。他指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一年里，“中国先是奉行‘不抵抗’，然后奉行‘依靠国际联盟’，最后宣布‘长期抵抗’”。徐认为，所有这些言论都毫无意义。他说，最为重要的结果是收复东北，而在这个方面，似乎一无所成。(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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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外必先安内”被说成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政策以便获取最终的胜利。不过，如果《时代公论》上的观点很典型的话，那么，蒋甚至未能使具有南京背景的知识分子信任他。学者们经常把政府描写成随波逐流，仅仅是对一个接一个的危机进行反应，没有明确的计划：近几个月来，蒋介石一直不在首都，拒绝对李顿报告这类问题发表评论；汪精卫正在“疗养”，并且一会儿复职，一会儿辞职。就像杨公达所写的那样：“我们需要尽快地确定一个抵抗日本的计划。现在我们处于一种没有战争、没有和平、没有生、没有死的局面。这种状况持续越久，我们将会越看到士气低落、群众支持的瘫痪。一两年以后，如果我们想号召抗日，它将是不可能的了。”(56) 在杨的态度中隐含着对蒋的政策的批评，以及对最高层决定性的领导力量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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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认政府在能够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之前，不得不先消灭共产党的威胁，不过他希望这个步骤尽快地完成。就像他在1932年9月25日给力行社的骨干们的一次讲演中所说的那样，“〔第四次‘围剿’〕战斗的第一步已获得了成功。‘鄂匪’已经被‘剿灭’。‘赣匪’已被包围。所以在目前，‘共匪’的势力很快就要被扑灭”。他认为政府可以立即把注意力转向东北局势。(57) 尽管如此，杨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的焦急，不应被视为反蒋。事实上，他把日本的威胁视为中国正好需要独裁的证据。在同一次演讲中，杨认为高度集中的领导将为抵抗提供必要的内部团结。(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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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评论》上撰稿的自由派学者发表了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外国入侵的危机要求一个更加开放和民主的政府，而这个政府本应有一个更加巩固的群众基础。在该刊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的那一期上，胡适认为中国如果能幸存下去，它需要沿着西方列强的路线，培养出一个稳定的知识界和中产阶级，发展成为一个现代社会。(59) 当时担任清华大学教授的蒋廷黻着重强调，缺乏议会民主和责任感，造成了国家的积弱。蒋哀叹，甚至在“九一八”悲剧一年以后，中国人尚不清楚谁对他们的失败负责。由于缺乏负责的议会制度，国民党对这个问题不进行公开的争论，使公众一无所知，并助长了造成国家积弱的谣言的流播。(60) 蒋认为一个更加开放的政策可以汇聚群众对政府的支持。一次危机到来，没有什么人会想去推翻政府。如果能减少对党的控制，把军事与政党政府分开，南京可以把民众凝聚起来致力于它的事业。(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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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对南京的政治结构做了批评，但《独立评论》的自由派撰稿者们比较支持蒋对日本的谨慎态度。特别是胡适，违逆民意，并经常直言不讳地提醒其读者注意日本的军事优势。在评论上海的停战协定时，胡是少有的坦言中国已被击败而得到这样一个如此满意的协定实属侥幸的公众人物之一。(62) 他公开建议中国应该接受在东北问题上的调和方案。胡认为，伪满洲国可以废除，中国的主权要保留，但整个东北地区要实行非军事化，以保障日本人的经济权益。(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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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科学家、《独立评论》撰稿者丁文江，在日本问题上赞成胡的慎重。尽管许多学生组织要求对东京宣战，但丁警告他们说，中国尚未准备就绪，并缺乏对付如此强大的敌人的军事装备。当上海的抵抗振奋了许多中国青年时，他提醒他们那个城市已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在丁看来，慎重是一种趋势。他劝告学生不要莽撞地去参加义勇军。他说，中国有足够的人力来当兵，但缺乏经过训练的学生来建设这个国家。“抗日和救国，不是几天的事，并且不是几年的事，是要有长期的决心和努力，才能够有成效的。”(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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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对长期抵抗的呼吁不能被视为是对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支持。他在1932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公开质问蒋对共产党问题的军事方针，甚至建议南京把共产党看作是政敌而不是“土匪”。(65) 像胡一样，丁也批评一党统治的制度以及在中国缺乏自由。一个开放和民主的制度将会保证民众对政府的支持。(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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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受到了压力。诸如《春秋》这样激进的刊物几乎对这个政策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抨击。像《时代公论》这样与政府有联系的右翼刊物，似乎也急切地盼望对日本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在《独立评论》上撰稿的自由主义者们对试图挑战日本的问题更加同情，但不满政府的政治措施。没有人对南京的政策表现出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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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数月中，东北的沦陷和中国政治领袖的无能，对宣称自己是革命的民族主义力量的政府是一个打击。长期抵抗的合理性，绝不能掩盖自国民党执政以来3000万中国人被奴役和大约四分之一中国领土沦陷这一事实。媒体上的批评反映了民众对这次失败的愤慨。但一个一党统治的政府——国民党政权——对“民意”并不是麻木不仁的。国民党、官员们和军队的士气岌岌可危。终于，蒋介石不愿承受对他的不抵抗政策的批评，开始镇压他的批评者。南京与通俗刊物《生活》周刊的主笔邹韬奋之间的关系就说明了这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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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邹韬奋与《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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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大概是中华民国历史上最成功的通俗报业人士。他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坦率批评有助于他的几份出版物引领风骚。《生活》周刊在1932年的发行量达到了15万份的高峰，后来《大众生活》大概很快达到了20万份。这段时期中国期刊的发行数字很难获得，但《生活》似乎远远高出它的竞争者们。例如，《独立评论》每期仅售出7000—13000份。据许多资料显示，这些期刊的读者数量要远远大于其发行量，因为一份期刊经常会在许多读者之间传阅。而像《生活》这样的期刊就更是如此，它有一大批的学生追随者。书摊经常成为预约的图书馆，以便让个人花点费用就可以读到报刊。结果，《生活》的读者高达大约150万人，主要包括学生、教师、职员及其他“白领”和职业人士。邹韬奋因而成为20世纪30年代一个对中国民意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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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于1922年开始他的报业生涯。1921年7月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他从事过多种临时性的职业，包括上海棉货交易所的英文秘书和青年基督会的英文指导。次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发起人黄炎培想找一名受过英文训练的助手来编辑该社的刊物。邹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并最终成为该社1925年10月创刊的新刊物《生活》周刊的主笔。这份刊物最初的发行量不满3000份，前景黯淡。尽管如此，邹编辑的内容非常活泼，包括了远远超出职业教育范围的有趣的社会话题。他最受欢迎的创新是与主笔的通信栏目，其特点是对学生问题、家庭事务及其他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到了1931年，邹每年收到2万—3万封来信，《生活》每期的发行量达到8万份。(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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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中，邹主持的刊物的温和声调彻底改变了。邹采取了坚决反日的立场，并竭力支持抵抗。早在1931年夏万宝山事件时，邹就引用“田中奏折”作为证据，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计划发出警告。当“九一八事变”真的发生时，他愤怒地谴责张学良的不抵抗。他还撰文说，国际联盟被帝国主义列强操纵着，不可能公正地对待中国。(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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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1年的整个秋季，对抵抗的呼吁和对中国军事领袖的批评占据了《生活》周刊的主要版面。在1931年10月10日出版的那一期上，登出了要求中国对日宣战的信件。在10月17日的那一期上有人呼吁更有效地抵制日货，还有一期发表的一份关于东北沦陷区状况的调查报告也非常值得注意（当然，这些状况被描写得很严酷）。这份调查报告包含了更多的对张学良的抨击，它称，在9月18日夜，张没有收到最早的报告，因为他正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另一封来自一名曾到南京呈递请愿书的学生的信，对蒋介石进行了攻击，批评他在9月24日的演讲。邹本人大力赞扬学生示威者并谴责这场运动的反对者。(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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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刊物还大夸马占山的战绩。嫩江战役之后，邹亲切地把马比作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英雄，并通过对比，对怯懦的张学良进行了痛斥。《生活》继续采取读者参与的方式，设立了为马的战斗捐献的基金。捐款源源而来，在1931年11月和1932年2月之间，就筹集了13万银圆。在定期登载马活动的同时，该刊还列出了捐献者的名单及其捐赠数量。数百人为这项事业提供了小额捐款（10—50银圆）。(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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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淞沪之战中甚至变得更加活跃。其出版的增刊登载了来自前线的详细消息。募集来的资金提供给十九路军，他们的战绩在该刊的栏目中得到了赞扬。在宋庆龄的支持下，邹资助了一家医院来收治伤兵。(72) 1932年3月初，当上海前线崩溃时，邹的反应极其强烈，严厉地斥责政府不支持抵抗者并谴责蒋系与粤系之间的内讧。邹对官方的借口也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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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经费无着吗？从事国民所头疼的内战，尚能发行十余万万国民所不愿付的公债；谓有决心御外以卫国保族，便一筹莫展吗？试看十九路军始终仅得政府三万元之资助，国民资助该军之踊跃为何如？……据记者所闻，当军事会议开会讨论派援兵时，大多数赞成派援，蒋介石与何应钦两氏反对最力，谓不宜使战事扩大……如此违反民意辱族误国的政府。(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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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的文章显然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一个被称为“投降”的政策——的路线有冲突。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时，邹写道：“这过去的一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虽然大家嚷着武力收复失地，几曾见政府派过一兵一卒到榆关以外？”(74) 邹加上来自《东方杂志》的亲抵抗的作家胡愈之以及一位受过日本教育的来自奉天的流亡工业家杜重远，均加入了对开战的呼吁。《生活》对蒋的抨击是不留情面的。该刊反日、反蒋的声浪似乎提高了发行量也就并非偶然了，1932年中期，发行量增加到15万份以上。(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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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从来都不能很好地容忍批评，他们被中国广为传阅的刊物没完没了的批评激怒了。据说，蒋有一册装订好的杂志，他亲自用红笔在邹所有批评政府的内容上做了标记。(76) 毫不奇怪，在1932年夏秋，南京对这家桀骜不驯的刊物采取了镇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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