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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对《塘沽协定》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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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汪精卫做了竭力辩护，但《塘沽协定》仍吸引了全中国仇视的火力。蒋介石的地方对手是这份协定最严厉的批评者，特别是广东的分裂者们、福建的前十九路军领导人以及北方的冯玉祥。不仅仅是那些与上述势力有联系、通常令南京书报审查鞭长莫及的刊物，就连上述势力本身都在协定签字后试图发起反蒋政治运动。例如，5月26日就在冯玉祥于张家口建立了一个抗日指挥部、准备政治上东山再起时，他对协定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批评。(58) 这些地方对手对蒋的尖锐批评，一如既往地带有政治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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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系领导人把蒋介石、汪精卫和黄郛抨击为叛徒、卖国贼。蒋甚至被比作对东京极尽妥协以获得日本许诺支持其称帝的袁世凯：据说蒋愿意向日本的要求屈服，以换取他们支持其独裁统治。粤系认为，由于这份协定没有时间限制，并且中国同意不在停火线以北从事敌意行动，南京永远回避了使用武力收复任何失地的问题。他们认为这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权力的存在。就像5月22日邹鲁所写的那样，这份拟议中的妥协方案将“不但断送东三省和热河各地，甚且将使中国灭亡而丧失其独立自立之国家的资格”。(59) 胡汉民在1933年6月写道：“今日之南京，纯为军事当局〔即蒋介石〕一人所操纵，此人欲卖国，欲对日屈辱，则南京政府之临时雇佣，亦必须卖国，必须对日屈辱。”(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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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这份协定所做的泛泛的批评外，广东刊物还充满了更加具体的攻击。胡汉民通过逐行逐句的分析，力图说明这个协定极其偏向日方。例如，他指出，中国军队被禁止进行“挑衅扰乱之行为”，但却没有类似的规定限制日军。(61) 粤系还为公布了蒋介石和黄郛试图躲过公众仔细审查的新内容而感到得意。例如，《三民主义月刊》公布了1933年6月大连会议的细节，披露了中国同意接受日本的傀儡军队加入非武装区的警察部队。(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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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冯玉祥和粤系分裂者们的攻击是意料之中的事，而如果报纸上的观点是某种迹象的话，那么这份停战协定在中国普遍不得人心。与前线最接近的北平和天津的报纸，属于最具敌意之列。像天津的《益世报》、北平的《世界日报》和《国闻周报》对这份协定全都表示持强烈的保留态度。它们均赞同粤系的分析，认为这份协定绝对地限制了中国的主权，承认了日军在非武装区的永久权力；全都使用了“失败”和“投降”这类词语来给这份协定定性；都认为与这份协定有关的公开报道仅显示了冰山一角，其他的对日妥协已经或是很快就要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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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世界日报》注意到南京已经禁止媒体使用“敌”一词来描述日本人，并已经制止抵制日货运动，预计将会进行一场全面镇压所有形式的抵抗行动。最后，它们全都表示担心南京会放弃，担心它在最终的攻击到来时不愿保卫北平和天津。一位撰稿人在《国闻周报》上把政府对故宫藏品南运到安全地点的关注，与它似乎愿意让东北和河北人民受到帝国主义践踏的态度进行了比较。(63) 即使这份停战协定使河北免遭日本的直接征服，在北方也没有什么人对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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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媒体毫不讳言地批评了蒋介石，称他在当前危机中缺乏领导力，行事隐秘。例如，区少干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严厉斥责蒋从未解释过中国的对外或对内政策。区把蒋的暗箱风格与试图把各个政府后面的人民凝聚起来的罗斯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进行对比。“中国现在没有领袖！中国实际上需要领袖！谁配造〔做〕中国的领袖！谁能做中国的领袖！”(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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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这份停战协定时，华中媒体的敌意普遍较小。不仅因其离前线较远，更为重要的是因其与南京更近。到1933年夏，就像人权保障同盟的崩溃和对《生活》的镇压所说明的那样，即使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国民党的审查者也并没有给予全部自由。这份停战协定在杨铨被暗杀和邹韬奋到海外旅行前不久签订，就在《生活》还接近其影响高峰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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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对协定的批评与广东和北平的批评一样犀利，这成为南京镇压《生活》的一个关键因素。邹进一步对在别处登出的协定条款进行全面的抨击。他指出，那些许多中国人真正相信的印在纸上的东西——那份公布出来的条约是不完整的，秘密的条款已经商谈好了，但可能更有效。“自然，因了报纸的严密审查，谈判的绝对秘密，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协定是仅仅包含了公开发表的五条。”(65) 事实上，这份协定包含了一个没有公布的条件，但这些谣言的真正的来源似乎是来自5月31日下午在塘沽所讨论的口头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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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中，没有其他什么人像邹韬奋那样大胆，大多数更加保守的媒体担心政府镇压的后果。刊物极易被中央政府控制，像南京出版的《时代公论》在1933年5月初随着蒋返回南昌，在他坚定地重申其“先安内”的立场时，在某种程度上中断了对日本问题的讨论。只是当这份停战协定的条款被宣布时，突发的情感才导致对政府政策更严厉的批评。杨公达在《时代公论》上撰文重拾粤系此前的话题，认为停战协定中缺乏时间的限制意味着中国永远放弃了使用武力来收复失地的权利。杨还批评把非武装区的监督权给了日军，他认为这必然造成日军对该地区的控制。华中其他保守的刊物也刊登了对协定进行批评的文章。例如，《申报月刊》注意到停火线划在了河北边界上，日军将有可能从察哈尔省（在热河西部）的多伦向西部的张家口渗透。实际上，路透社新闻机构报道了被停战协定解除了约束的日军将被调动到察哈尔，以再次镇压在伪满洲国作战的义勇军。像上海的《华年周刊》等其他许多刊物也强调由于协定的限制，未来在天津和北平的军事防御将毫无希望。(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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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媒体相比，上海和南京的媒体很少敢于对蒋介石进行人身攻击。对政府官员直接的批评，更经常的是对准汪精卫这个显然比较保险的靶子。例如，银行家章乃器在《申报月刊》撰文逐行逐句地讽刺汪精卫的声明，指出中国已经吃过了外交用语的苦头。章写道，政府永远不会说“战败而退”，取而代之的将是宣布“因战略关系而退撤”，这是直接引用了汪的话。(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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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的华中媒体都如此充满敌意。这份停战协定获得了著名的《东方杂志》的些许同情。尽管对其中的含糊之处、未加说明的条款感到不安，但这家刊物认为随着中国在战场上的失败，没有其他办法来保护北平和天津。因而，一个临时的停战协定被看作是唯一的权宜之计。这家刊物还发表社论说：“至于这个停战协定，给我国什么光荣，那不必说了。自己的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以内撤退，还要受着对方的监视；……从今以后，希望全国一致，上下同心，致力于军备的整顿，专心于最后的决战。”(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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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确实有着它自己的机构、党报，像《中央日报》和《武汉日报》，以及包括北平的《晨报》和《青年评论》在内的相关报刊。这些报刊赞成这份停战协定，坚定地重述汪精卫对协定的辩护——它的临时性及其非政治性。(69) 黄郛及其追随者也在上海办有他们自己的刊物《复兴月刊》，不过，这份刊物很少评论日本问题。当时黄郛确实为自己的行为做了辩护，他力劝其同胞要耐心。他指出，满洲像是法兰西—普鲁士战争后的阿尔萨斯—洛林。为了收回这些领土，中国可能需要一场全面的世界大战。(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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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个与政府没有关系的知名人物——胡适赞成这份停战协定。在1933年6月4日发表于《独立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中，胡认为这份停战协定是保卫华北唯一的直接的途径。由于战场上的失败，中国军队无法阻止日军向平津推进。他认为这个地区的沦陷将是毁灭性的。天津海关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20％。华北的煤炭、铁路和人力资源是至关重要的，更不要说作为文化中心的北平的重要性。胡也不相信这一看法，即日本人占领这些城市将导致列强干涉中国。他指出，列强都急于寻求避免对日战争。在这样的形势下，这份协定是在军事失败后唯一挽救北方的途径。(71) 胡对政府行为的赞扬并不是他的全部观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谴责了围绕这次谈判的神神秘秘，正是这种暗箱操作引发了有关其内容的谣言。胡一如既往地赞成一个更加开明和民主的政府。(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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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他表明赞成停战协定的立场，胡适成了来自左翼知识分子猛烈批评的靶子，预演了他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靶子的角色。邹韬奋在《生活》上所发表的最后的社论之一中抨击了胡的立场，并同时发表了几封同样性质的信件。(73) 一位读者把胡说成是帝国主义的姑息者，说他把中国引向了殖民地的深渊。(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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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中国媒体对《塘沽协定》主要抱敌视态度。赞成抗战的势力把它看作一份失败与卖国的文件，在这份文件中，中国承认了东北的丧失。即使是对南京更加同情的学者也对这份协定中的条款感到不安，他们非常正确地认识到，它将给日本人在未来的行动提供极大的回旋余地。对秘密条款或谅解的普遍怀疑由于谈判的诡秘而不断增加。除了胡适之外，只有国民党的媒体本身对这份文件抱有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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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挽救了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但它依旧不受欢迎。热河的崩溃、长城抗战的失败以及《塘沽协定》的困局，继续动摇着南京政权。在政府自身内部，这些事件为汪精卫和黄郛提供了新的契机，这两人均被视为亲日派，如果和平得以实现，他们的人脉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在地方领袖中间，这些事件迫使北方的关键人物张学良离去，促成蒋与阎锡山妥协。在民意所及之处，这份不得人心的停战协定使得抑制抗日情绪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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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榆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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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文标点与中文原文有出入，今按中文原文做了调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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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第四章 《塘沽协定》与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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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5个月中，从1月1日日本进攻山海关直到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中日战事再次震惊了中国，造成了群情激怒，以及对1931年秋和1932年冬所发生之事的关注。日本又一次进行了打击，而中国政客们又一次反应软弱。南京对抵抗进行了讨论，但既不中止外交关系，也不宣战。蒋介石把大部分军队留在了华中地区，同时却鼓励其他部队去战斗。地方领导人相互攻击，且对中央进行攻击，这种攻击的令人信服之处就是日本人通常所说的，“中国”仅是一个地理术语，而非一个政治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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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1933年春天的事件在中国地方军事人物之间制造了新的紧张局面。在南方，首领们大声疾呼爱国抗日，并坚持蒋介石应该到北方去。由于广东方面发誓要派遣部队通过蒋的区域到前线去，内战近在眉睫。不过，南方只是企图利用抵抗问题来反蒋，动摇其作为国家领袖的地位。尽管如此，广东分裂者把他描绘得胆小怯懦，当日本从北方进行威胁时，他们从南方攻击他，显示了他们反帝决心的虚伪。他们逼蒋北上的努力也被他们的政治打算所玷污。尽管他们的请求也许是真实的（像蔡廷锴这样的领导人具有正统的抗日经历），但劝诱蒋介石领军北上，将在华中地区造成一个势力真空，并将使蒋在南方的主要对手巧妙地坐收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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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反蒋势力也并不团结。广东军事将领陈济棠与广西军事将领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其无法采取统一的步调。曾经反叛的福建领导人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之外来做这件事，这造成了南方联盟的脆弱、反蒋群体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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