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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冯玉祥与民众抗日同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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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的影子笼罩着1933年的华北事件。自1930年战败退隐后，冯觉得他回归政治舞台的时刻已经到来。他的老对头张学良颜面尽失，并流亡在外。他的主要对手蒋介石抗日无功，并背负着一个不得人心的停战协定。另外，在1933年的战斗中，冯的老部下宋哲元和孙殿英在抗击日军的战斗中表现顽强（且以同样的热情宣扬了他们的事迹），给人们造成了老国民军的部队是中国领土主权最好的保卫者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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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利用了他们的成功以及他自己因抗日激情而快速上升的声望，据说他的这种抗日激情在年轻时就已养成。实际上，冯一直具有一种引起公众注目的本领，一种凸显思想信仰的才干。他也许真的相信，正是这一点使他有别于其他的军事人物。他先是成为基督将军，然后成为红色将军——他在公开场合从来都是那种穿着简陋的乡农式衣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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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理由怀疑冯对日本进攻中国感到由衷的愤慨，在他的大部分生涯中，他大量的抗日举措招致了日本人的仇视。尽管如此，他在这方面的历史并不完美。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的军事人物中，冯可能最不听日本人的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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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冯玉祥抵达察哈尔张家口，后来他在那里谴责了南京对榆关和热河事变的软弱反应。冯要求蒋指挥对日军的全面攻击，并要求一项指挥权。蒋以劝冯返回南京做出拥护政府的姿态来予以回答。冯坚定的抗日立场加上老国民军部队的成功，使许多赞成抵抗的团体得以支持他。专栏作家孟长泳在1933年4月的文章中，劝蒋应该“按照冯将军的意愿让他担任军队的实际指挥，并命令他到前线去战斗……任命何应钦将军〔原文如此〕负责北方的军事，他实际上不可能指挥得动北方的其他将领……在我们看来，这是蒋总司令方面的一个错误。冯将军肯定更适合负责北方的局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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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南京在河北达成一个停战协定的决心越来越明显，赞成抗战的势力在张家口集结到了冯的旗帜下。1933年5月26日，就在停战协定正式签字前5天，冯玉祥组成了民众抗日同盟军。冯发表了一份宣言，谴责南京的假抗战并把国土丢弃给日本人。他呼吁那些想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救出来的人都能集结到人民军队的周围。“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即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即我之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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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立即谴责这个未经许可的军事组织为反叛组织，发布了使冯的斗争备受困扰的指责。冯后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我不仅是一个必须履行自己公民使命的中华民国的公民，并且，我还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名委员，政府中的一名成员，以及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尽管此时我不能指挥部队，但我仍然肩负着使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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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民众部队是另一支五花八门势力的结合，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支部队大约有7.5万—12.5万人，但多达三分之一的士兵缺乏武器。冯的老国民军的一些部下加入了进来，著名的有方振武和吉鸿昌，各指挥近2万人的部队。驻守张家口的二十九军指挥官佟麟阁也率领7000人加入进来。在宋哲元率领下的二十九军的大部早些时候已调入河北，在那里他们与日军在喜峰口交过战。大批的义勇军、警察部队、以前万福麟的士兵以及从热河逃出的各式各样的组织也集结到了张家口，不过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受过什么训练，也没有什么装备。最后，冯说服了替日军守护察哈尔东北部地区的伪军指挥官刘桂堂投奔冯的大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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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抗日同盟军只不过是国民军的一个影子。冯对这支散沙般的军队的控制很弱，并且，他缺乏把这支军队凝聚到一起的资金。由于对食物、物资和资金的绝望，许多类似的群体倒向冯，因为他们希望冯利用他作为一名公众人物的形象能募集到捐助。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一位志愿者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朱庆澜，在北平和上海指挥着筹集资金，曾为义勇军们输送过金钱。朱在最初明确地送给了冯10万银圆，冯用这笔钱组建了这支部队，朱后来从他在北平的指挥部还调动了另外一笔资金。不过，冯却从未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供给和指挥一个像民众抗日同盟军这样规模的部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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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得以前两位关键部属宋哲元和孙殿英的支持方面，冯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两人的支持具有重要的意义。二十九军总司令宋将军对冯从事的斗争尤为重要。冯要求南京把宋从河北调回察哈尔并督促他加入民众抗日同盟军。尽管宋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不清，但他不赞成冯的事业。在5月26日冯发表宣言后，宋显然告诉南京他不是这场斗争的同路人；还有，宋后来拒绝了中央要求他使用所有军事压力来反对其老上司的命令。再后来，宋与黄郛一道致力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冯与南京的分歧问题，劝冯退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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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宋的台湾传记的作者李云汉的说法，宋忠于中央政府，因而不可能支持一支在国家体系外组织起来的军队。尽管如此，另外的因素似乎对宋的行为更加关键。他的部队在喜峰口战役中已经受到重创。他需要资金和战后休整，而加入冯的队伍中，这两样都无法得到。宋也未必想再次成为华而不实的冯的部属。最后，宋在河北的位置毗邻中央军和老东北军集团，这不允许他有完全的行动自由。(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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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殿英的动机则不难估测。从热河退出后，孙率领他的四十一军大约5万名士兵来到了察哈尔—河北边境地区。他的部队沿着平绥铁路驻扎在北平和张家口之间。那条线路从北平向西北延伸到张家口并向正西延伸进入绥远省。蒋介石任命孙为遥远的西部省份青海省垦务督办，企图把他从华北地区清除出去。孙就像青海当局一样对前景极为不满。当冯创建他的抗日部队时，孙尚未开拔。在张家口的冯和在北平的何应钦率领的中央军之间，孙的地位举足轻重，他迟迟不表明自己的忠诚，企图在此过程中尽可能地向南京榨取更多的东西。他要求为他的军队西去提供“沿途开销”的资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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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遇到了这些困难，冯的部队在解除日军对察哈尔的占领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随着日军在热河战役中向西渗透，1933年3月察哈尔省东部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已处于日军的控制下。当正式的战斗在河北沿着长城的地区打响时，日军已被大量调入那里，而让伪军来控制察哈尔地区。冯的首次成功是说服控制察哈尔东北部的日本傀儡指挥官刘桂堂加入抗日大业。除此之外，重大的战果是收复多伦，这是一个靠近热河边境的战略城市，在北平以北大约200英里，该市于1933年4月3日被日军占领。有8000—10000人的冯军于7月10日攻击了这座城市，与在一些日军和飞机援助下的、主要是伪军的部队展开了战斗。大部分日军尚未从长城地区返回。多伦于7月12日解放，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大约为1600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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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复多伦意味着整个察哈尔省已经从日本人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冯似乎轻松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因为并没有多少日军援助伪军守卫部队。某些证据显示，日本强硬路线的军国主义者们很欢迎冯的举措。这些头领们不满《塘沽协定》，希望重新挑起冲突。他们让多伦暴露是为永久蚕食察哈尔制造借口。荒木贞夫曾公开宣布张家口本身必须被用来保证日本的地位，但他这些声明遭到了东京温和派的反对。(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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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的成功激起了中国公众普遍的热情，甚至许多怀疑他的动机的人也赞扬他。这次军事行动是中国首次收复失地，并且是中国军队屈指可数的胜利之一。冯的成功也是紧接在北平当局接受日本人新要求的大连会议之后。此外，7月26日，日军以《辛丑条约》为借口，暂时占领了沿着榆关—唐山铁路的火车站。面对在河北的新耻辱，多伦的胜利是给中国人受伤害的自尊心的一种慰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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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从政治上充分利用了他的军事成功。他在上海保留了一个情报机构，以确保新闻界对他的战绩能予以全面的报道。他的抗日同盟军的司令部施行了一项政治纲领，如废除苛税、释放政治犯等，以增强其影响力；并在6月中旬召集了一次军队与民众领袖的会议。多伦获胜之后，冯表面上组成了一个规划委员会来光复东北四省。他呼吁南京拒绝接受失败主义者的《塘沽协定》，加入战斗中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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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的努力获得了广东方面口头上的大力支持。5月29日，在冯宣布组建同盟军之后不久，西南政务委员会发电祝贺。广东后来痛斥南京反对冯，并公布冯在多伦的胜利。邹鲁在《三民主义月刊》上撰文，把冯的抗战与南京的绥靖政策及其《塘沽协定》进行对比。“全国民众及抗日同志，已应援冯……如援助马占山等义勇军与十九路抗日军前例。”(14) 当南京开始镇压冯时，邹写道：“我最感痛心之事不仅仅是蒋与汪不抵抗，而且如果别人抵抗，他们还满怀仇恨。他们本身是卖国贼，因而他们恨那些试图救国的人……我赞成这样的一个命题‘要抗日就必须倒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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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获得了来自华中地区赞成抵抗的知识界领袖们的支持。德高望重的马良（相伯）——数十年来一直是政府和天主教界的重要领导人（他已经93岁了）——宣布支持冯，国学大师章炳麟也加入进来。两位自“九一八事变”以来都呼吁抵抗。(16) 当多伦解放后，冯获得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中“上海帮”的热烈拥护。他们中包括李烈钧和张定藩这样因政治原因离开南京汇聚到上海的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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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样的政治支持和解放察哈尔省的成就，但冯东山再起的尝试并不顺利。来自南京和东京的联合压力，加上冯的财政支绌，迫使他在8月6日辞职。南方的支持者们没有提供资金，且冯从未得到宋哲元或孙殿英的配合。在他刚宣布组建这支军队时，南京的反冯斗争就开始了。政府发起了宣传攻势，把冯的举动说成是非法的和叛变的行为。与国民党有联系的媒体还搞到了冯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故事。据这个故事说，物资和资金通过蒙古大量涌入，张家口到处都是亲共的传单和海报。这些报道暗示：莫斯科的意图是双重的，要把张家口建成苏维埃政权的一个基地并减轻江西苏维埃政权的压力。没有证据证明真的有过任何这样的支持，但冯早年与共产党的关系增加了这些报道的可信度。源于南京的另外的谣言明确地说冯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特工，还从日本人那里获得资助。这些报道指出，关东军想挑起一场叛乱作为占领察哈尔的借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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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体对南京指责冯仅仅是利用日本问题来反叛南京的说法，给予了更加全面的报道。特别是在收复多伦以前，即使是赞成抗战的学者也怀疑冯的动机。专栏作家汪仲芳写道：“冯总司令目前的举动不能说是针对日本的侵略，而是针对南京政府……作为一名机会主义者，他以北方停战为借口，心中怀有一个预谋颠覆南京政府的计划。”(19) 《时代公论》发表社论说，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20个月的抗战中，冯未动过一根手指，他现在的行为不是抗日，而是抗拒中央权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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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解放多伦，使他的举动越来越为人们所信任，并使南京的举措更加困难。在人们的责问下，汪精卫承认收复多伦是一件“好事”，但却贬低其重要意义。汪认为，那座城市仅由伪军而非日军防守。收复沦陷四省完全是另外一回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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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冯的举动可能会演变成不可阻遏的政治和军事冲击力，1933年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庐山会商，并于7月28日联名给冯发去一封电报，概述了政府的态度。电文嘱咐冯不要搞出任何把察哈尔从中央政权分裂出去的名称或文告，不要破坏中央政府的防守计划，不要在那里利用共产党来煽起“赤祸”。如果冯能予以合作，电报保证“中央政府也将准备与他一起担负重任并肯定考虑他的利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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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悄悄地给冯直接施加了更多的压力。7月末，他们在平绥铁路上设置了一处路障，阻断了张家口从外界获取物资。南京国民政府在北方的指挥官何应钦把总数为6万人的中央军调到在北平西北铁路线50英里远的南口，以便威慑冯。何和冯的部队仍然被孙殿英的四十一军所隔开。为确保在此问题上进行合作，南京送给孙10万银圆（他曾要求45万银圆），因而冯无法获得孙的支持。南京还设法获得冯在1930年的盟友阎锡山的支持。如前文所述，阎在这次事件中非常谨慎地对待日本人，并保持着中立。阎的态度极为关键，因为他的部下傅作义控制着察哈尔以西的绥远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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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从东边进攻察哈尔，似乎在与南京一起给冯施加压力。一支日本—伪满洲国的部队于8月1日到达多伦，并于8月13日重新占领了这座城市。冯面临的军事的、政治的和财政的各种压力急剧增加。黄郛和宋哲元均在私下劝他退让。8月6日，冯辞去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的职务，并回到了他在山东泰山的山地疗养处。冯在张家口把权力移交给宋哲元。像方振武、吉鸿昌和刘桂堂这些抗日同盟军中的著名将领，坚持了好几个星期，直到被伪满洲国和何应钦军队的联合进攻所打败。孙殿英最终向西而去，但次年他加入了在宁夏的一场内战。(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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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冯的出局，日军很快重新占领了察哈尔东部地区。尽管北平政务委员会呼吁东京“按照《塘沽协定》的精神”撤出该地区，但关东军当局对这些请求不予理会。包括大约5600平方英里领土、并包括多伦在内的察哈尔地区被划作伪满洲国的一个“特区”。日本人在多伦修建了一个机场，该地区成了关东军激进分子进行组织伪蒙运动的中心。尽管如此，东京的温和派还能够阻止极端分子向张家口推进。(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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