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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塘沽与南京政权的政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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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塘沽协定》以来至福建事变的几个月里，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蒋介石从江西的军事指挥部里控制着危机氛围，经常在庐山召开高层会议。1933年夏秋，反对停战协定和“先安内”政策的骨干领导人纷纷落马，而亲日人物（特别是那些与政学系有联系的人）却获得提升。蒋打破了细微的平衡。为了“先安内”政策能得以实行，与日本的合作非常关键。东京和关东军已对南京的“诚实”表示满意，并全力支持黄郛在北方继续会谈。同时，南京面临着来自冯和南方将领对其不抵抗的挑战。蒋竭力贯彻“先安内”政策，同时又不显得对日本人的要求太温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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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上决策过程的细节不得而知，但其中两次聚会是南京转向迎合东京的明确转折点。第一次是1933年5月末批准《塘沽协定》的会议。第二次是1933年7月25日的秘密会议，当时蒋首次会见包括朱培德、唐生智、张治中和杨永泰在内的军事将领，并分别会见了汪精卫和各式政党领导人。对冯的顾虑成为会议争论的重点，也使得与会者在7月28日给张家口发去了电报。根据日本人和广东方面的消息，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蒋的“先安内”政策。南京将对抗日运动进行为期3年的打压，以图迎合东京，从而完成反共战争。按照这个计划，在这个阶段中，国家力量将要增加以便最终进行长期抗战。南京支持黄郛的活动以维持在北方的和平，为了达到这一点，张学良的前东北军将被调到西北。在返回中国后，张留在西安，以安抚日本人，并阻止北方各派之间的内斗。(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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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决定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引发了一场危机。最著名的反日官员宋子文到了美国和欧洲，试图获得国际上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在他外出时，外交部长罗文干抗日的声音最为强烈。确实，罗猛烈攻击何应钦此前通过蓝浦生爵士筹划河北停战的努力。罗犀利的观点为西方外交官所熟知。正如美国在南京的总领事裴克在1933年3月3日给项白克的信中所说的那样，罗“认为除非中国顽强地抵抗日本的侵略，否则中国将要沦陷，因为日本将没完没了地继续吞占领土，因为如果默许他们，中国将丧失所有的民族精神”。(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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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领导人没有接受罗的观点，并在1933年5月末的庐山会议上批准了《塘沽协定》。由于罗的立场明显有别，他的外交部长一职已岌岌可危；不过南京把他留任到8月中旬，把他的解职一直推迟到冯玉祥从张家口辞职以后。在冯的挑战被击垮以前，把公开赞同抗战的罗解职，风险太大。罗也有很强的政治背景。他早年的导师是王宠惠，王那时在海牙国际法庭担任法官。作为著名的赞成抵抗和抗日的人物，王于1931年在软禁胡汉民的问题上也与蒋介石翻了脸。把罗解职将因此进一步使王——中国最著名的国际政治家之一——与南京疏远。在1932年1月罗进入南京外交部之前，他也曾在北平和奉天的张作霖与张学良父子手下供过职。他南下以后，与宋子文的关系变得非常密切。因此，蒋选择在张和宋这两位罗的后台均在海外时撤掉罗，使他们不至于为罗进行有效的说情。宋对这项举措极为恼火，因为蒋介石显然曾经向他承诺过，要把罗留用到宋返回中国以后。(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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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除罗的过程中，蒋以新疆紧张的政治局势为借口。罗于1933年8月16日被派往这个西部省份，这一举措使得罗不需要正式的辞职。汪精卫（行政院长）在罗去职后代理外交部长一职。8月22日，在不到1周的时间里，被视为反日的外交部次长刘崇杰被汪精卫的党羽、以亲日著称的唐有壬取代。刘在早年就是北洋政府中的一名外交官，并且是凡尔赛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刘卸职后被派往了海外。显然，南京外交部已经改变了它的立场。罗在11月初从新疆返回，他没有完成在那里的使命，并于11月29日正式辞去了外交部长一职。(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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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在解除罗的问题上所面临的政治尴尬，被东北伟大的抗战英雄马占山越来越高的威望所加剧。这里需追述一下，马是经过苏联、欧洲和新加坡回到中国的，于1933年6月5日抵达上海，正好是《塘沽协定》公布后的几天。这个口岸城市对他热情的接待，为赞成抗战的势力提供了一个重整旗鼓的时机。蒋介石面临着压制这位民族英雄的棘手问题。马迫切要求对北方重新发动的一场战役予以支持。马尽管获得了热情的接待和无数的荣耀，并获得了蒋在庐山的接见，却没有得到战争的指挥权和款项。为此，他感到非常沮丧，一度说要自杀，私下里以他的遭遇向政府官员们发难。蒋不可能允许马返回北方，让他在不彻底破坏黄郛的努力的情况下，在中国的领土外活动。南京面临着让这位抗战英雄白白在上海空等援助的难堪局面。(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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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在海外的活动也与南京新的路线相冲突。宋于1933年4月18日把代理行政院长的职位还给汪精卫不久以后离开中国。由于无法在中国实行赞成抗战的政策，宋希望从西方列强那里获得财政上的援助，以帮助中国发展经济而不依附于日本，并巩固他本人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地位。如果能获得款项凯旋，他的主张在政府内部将显然更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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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首先来到美国，他从美国农业委员会处获得了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在这个协定中，美国向中国政府提供商品在中国销售，所获得的收益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从美国的角度而言，这对于减少农产品剩余是一项有益的机制。从宋的观点来看，这有点差强人意，因为南京面临着出售这些实物的麻烦事。不过，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获得的外国最大的贷款之一，它确实援助了那些反对日本控制中国经济的人。宋还到了伦敦，他在那里参加了一个国际经济会议，并到了日内瓦，为国际联盟派遣一个经济和技术援助团到中国做了安排。(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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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的努力使一心想把中国与国联及西方援助相隔绝的日本人非常恼火。东京通过外交渠道照会西方列强，表示反对宋的举动。西方银行家和商人们遭到了威胁，如果他们与宋进行合作，东京扬言将其赶出日本市场。在华的日本官员照会南京，宋的不断鹊起暴露了中国政策的两面性及其“不诚实”。日本媒体攻击宋，诋毁他在海外的努力。在宋返航中国的旅途中，当他的船停靠在横滨时，他仍然留在船上，没有见到日本的官员，尽管中国媒体早先曾建议过这样的会面。因而，宋的活动看上去肯定不符合庐山会议的决策。(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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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曾支持宋子文之行，无疑是因为它提供了对付日本人的相应方法。这是向东京施压的一种机制，并转移对南京的政治压力。尽管如此，到了1933年8月，日本人对宋的策略的敌意达到了威胁整个“先安内”政策的程度。例如，8月21—23日大阪《每日新闻》抨击蒋介石在对日问题上“不诚实”，并称他实际上支持宋的抗战路线。《每日新闻》认同的亲日派领袖黄郛和张群（新任命的湖北省主席）只能主持华北问题，并且已被架空。《每日新闻》认为，汪精卫一系在南京也没有任何真正的权力，蒋介石操纵着这个政府。这篇文章称蒋的政策的形成与宋子文有关，是基于仇视日本的长期抗战。(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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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8月29日，宋抵达上海，参加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如同马的抵达一样，宋为赞成抗战的势力提供了一个重整旗鼓的时机。关于宋的前景，各种谣言甚嚣尘上。部分源于东京的报道，暗示他将很快被解职。解除罗和刘的职务是对日新政策的标志，这个政策与宋的观点不一致。就像《中国评论》报道的那样：“各种各样的报道说宋先生将会被免职……他被视为亲英美政策的一位关键代表人物，如果是这样，他肯定与南京现政府的步调不一致。”(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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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还到处报道说宋已经失去了上海金融家们的支持，无法再为蒋的赤字支出提供财政帮助。在那个夏季，著名银行家张嘉璈的日本之行为这些报道火上浇油。张与政学系有很深的渊源，有人分析他的出行是该系中坚黄郛和张群促成的，大概是为了拆宋的台。总而言之，日本人的消息把宋说成是正“面临完蛋境地”。就像1933年8月29日东京《时事新闻》报道的那样：“最近庐山会议之后，如彼委派排日时代之外交部长罗文干氏，前赴新疆而以汪兆铭氏兼任之举，……复如浙江财阀之首领，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氏顷正专诚来访我国之举，任何皆系可以认为对日好转之现象。”(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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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很快就赶往江西，1933年9月5—9日在庐山召开了第三个重要的会议。参加者中有汪精卫、孙科和包括吴稚晖、张人杰及李石曾在内的所谓“党内元老”。会议显然对宋的美国实物借款进行了讨论。尽管东京和广州做了强烈抗议，会议似乎承认这件事是一个既成事实。南方势力均反对这项借款，指责蒋介石准备利用其收益来巩固他的军事独裁统治。(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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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走了个过场；中国媒体报道说，实际上没有做出任何本来可以达成的决定。宋的职位在一段时间里似乎保住了。他依然留在他的位置上，并默默地为他外出期间政府欠下的总数近6000万银圆的债务努力寻找财政支持。(52) 尽管如此，10月25日，宋突然被解除了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他的姐夫孔祥熙取代了他的两个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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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显然在庐山失败了。然而，就像解除罗的职务一样，南京行动缓慢，拖延了好几个星期。在南方的压力下，蒋不希望把宋的去职与日本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不愿意将解除其妻兄的职务看作是屈服于日本人的压力（即使取代宋的是他的姐夫）。政府的官方说法是把不景气的财政局面作为宋辞职的责任，声称不涉及任何外交的问题。不过，宋曾经一直是政府中主要的反日官员，并成为日本人大肆谩骂的靶子以迫使其解职。中国媒体因此充斥着宋的外交政策导致他下台的推测。就像专栏作家汪仲芳所写的那样：“所以，宋先生的辞职可以充分地看作是那些倡导清理早期中日分歧的官员们的重大胜利。”(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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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召开的同时，华北发生了一系列的争端。我们先回顾一下，《塘沽协定》并没有彻底解决河北的危机，因为日本关东军头目在诸如中国和伪满洲国的铁路与邮政连接、该地区的海关和航空业、把非武装区从河北省政府分割出来以及中国承认伪满洲国这些问题上要求进一步的让步。黄郛也无法轻易地置这些要求于不顾，日本仍然居于主动地位。这份停战协定没有为日本人撤出非武装区设置具体的时间表。关东军支持的伪军掠夺了这一地区，为日本人继续留在那里提供了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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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压力迫使黄郛及其属下与关东军和东京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涉。黄郛派遣曾经参与《塘沽协定》谈判的秘书李择一和殷同到东京进行会谈。北平官员也与关东军的军官进行了几次商讨，如1933年7月3日的大连会议。如果这些会议完全是秘密的话，南京可能不会遭到政治损害。但日本方面不断地向新闻媒体透露冲突事件，公布诸如黄郛接受伪军在非武装区充任警察部队之类中国让步的事。这些媒体报道促使人们猜测中国做了新的让步。当南京和东京在1933年夏建立外交联系以及罗文干和刘崇杰被解职之时，关于中国即将向东京做出包括可能承认伪满洲国在内的妥协的谣言再次流传开来。不用说，这是广东和福建领导人对蒋介石发起的谴责。黄郛的外交交易依然是南京的一个政治负担。(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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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郛试图尽可能长地拖延任何让步。他甚至在8月初成功地说服了日军从非武装区撤走，只留下一支小部队以及他们的伪军，但仍然控制着长城上的几个重要关隘。另外，关外古北口和喜峰口之间约150英里长、50英里宽的河北省部分地区，尽管中国抗议说它本应是非武装区的一部分，但仍成了伪满洲国的附属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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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黄郛看上去具有巨大的自主权，但他在这些星期里仍然用电报与蒋介石和南京保持频繁的联系。8月6日，黄到庐山先是与蒋介石，后又与汪精卫进行了直接会谈（黄的南行使他在日本重占多伦这个尴尬时刻适时地离开了华北）。在从江西返回的途中，黄于8月20日在上海会见了日本的驻华公使有吉明。显然，蒋想向有吉通报庐山会议上的决定，但没有哪个中国官员想公开地会见日本的使节。结果，是黄郛而非汪精卫被赋予了与日本代表打交道的任务。黄对有吉说的话是抚慰性的。黄告诉有吉，南京准备改善中日关系，而反对亲善的势力（如罗文干）正在被清除。黄承诺，中国驻东京的使节蒋作宾也将恢复职务。他自北方战事爆发以来一直在中国“进行疗养”。(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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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上海与日本外交官进行的友好会谈，并没有减轻黄在日本人军事统治下的北方所遇到的困难。8月26日，非武装区和邻近的滦东地区土匪又猖獗起来，关东军宣布无限期地推迟撤出长城关隘的时间。8月31日，他们拒绝了中方派遣军队来对该地区进行“清剿”的要求。9月中旬，方振武手下以前与冯玉祥合作的4000—5000名士兵进入非武装区。日方威胁要重新占领这一地区来镇压他们。9月23日，日军的飞机从北平上空飞过，投下对这类行动进行警告的传单。所以，河北的局势依然紧张，而关东军的头目利用这种动荡的局面，以此为借口来强迫黄郛答应他们全部的额外要求。(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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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9月5—9日的第三次庐山会议批准黄郛继续与日本人进行谈判，但指示他绝对不要对伪满洲国予以任何形式的正式承认。黄还尽可能地推迟任何其他损害性的让步，结果令人满意地推迟到南京—广东—福建局面解决之后。黄最后于1933年10月初回到北方，并于11月7日在北平召集了一次与日本关东军代表的会议。这次会谈是讨论日本对非武装区的要求以及华北和伪满洲国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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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会谈是在宋子文宣布辞职的仅仅数天后召开的。这两件事之间的联系引发了媒体对中国将要对日本做出重大让步的新一轮猜测。杨公达在宋辞职后随即撰文评论说：“亲日外交是在一步一步的推进，……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至城下之盟，至直接交涉，事实明显地摆列着，是无可否认的了。”当汪精卫在10月30日的一次演讲中把和平进程说成是保护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时候，杨做出了激烈的反应：“‘建设’与‘和平’，这两重烟幕，可以缓和鼎沸的舆论，可以隐蔽亲日的恶名！”(57) 让杨和其他撰稿人尤其不安的是黄郛将要恢复中国和伪满洲国之间的铁路与邮政连接，这一举措将构成对伪满洲国事实上的承认。就像杨在1933年11月10日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从国际法上去解剖，如果通邮，通车，设立关税，有一于此，成为事实，即是承认伪满洲国。如果不是‘明白承认’，则是‘默许承认’；不是‘法律承认’，则是‘事实承认’。”(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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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谨慎的胡适也承认这些流言。“自从华北停战以后，国内外都有一种揣测，说中国的外交政策要根本改变了，改变的方向是抛弃欧美的路，重叩日本的门。”胡继续倡导基于与国际联盟和西方列强相联系并寻求避免对日开战的一种温和的政策。并且，亲日的路线只能到此为止。他警告说：“但我们必须认清楚：今日军阀统制之下的日本，绝对不是我们的朋友。”(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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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急于攻击蒋介石的广东方面的评论，把对新的亲日外交政策的推测用在了他们的谴责中。例如，11月初《青年军人》上的一篇文章，抨击蒋唯一关心的就是维持他的军事独裁统治，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从一个美国人的买办变成了一个日本人的买办。这篇文章抨击道，在宋尚在海外时，第一次和第二次庐山会议决定实行亲日的投降路线，导致了对罗文干和宋本人的清除。(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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