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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新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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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灾难性的夏季给南京政府带来了更多的压力。它向东京提出的建议不过是给北方带来了新的失败，现在它又被要求打压所有的反日情绪。不过，迎合日本是中国政府的政治窘局。对南京政府施加的各种压力从《新生》事件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次事件是在《何梅协定》后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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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周刊是邹韬奋非常受欢迎的《生活》周刊的继承者。后一种刊物曾强烈地反对南京的不抵抗政策，在1933年12月南京将其停刊时，它曾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刊物。我们回顾一下，邹在那年7月杨铨被暗杀后离开中国。但紧接着，邹的同事于1934年2月重新组织起来并开始出版第二份刊物《新生》，该刊的编辑、格式和方针均与《生活》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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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主编杜重远是一位来自奉天的反日难民，他让《新生》的发行量回到了早期《生活》的水平，每期大约15万份。杜实际上曾在日本受过教育，回到奉天后，在那里创建了一家陶瓷公司，在总商会中非常活跃。“九一八事变”后，他与新的日本统治者发生冲突而逃到上海，在那里结识了黄炎培（中国职业教育社的领袖及邹韬奋的赞助人）和银行家张嘉璈。后者资助杜再次涉足陶瓷制造业，但杜的兴趣是去解放其家乡省份。1932年春，他建立了一个机构来资助在东北的抗战，并作为《生活》的撰稿人开始与邹韬奋密切合作。因此，在邹远赴海外时，杜顺理成章地做了这家新刊物的主笔。(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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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新生》就对不抵抗政策进行了挑战，且总是设法免于被审查者们查封。在创刊号中，杜宣称他的目的是保持中国人民活跃的抗日情绪，并记住他的那些在日本占领下苦难的同胞。由于南京事实上向承认伪满洲国的方向迈进，杜担心会永远失去东北，他开始刊载从沦陷区中偷寄出来的信件，这些信件恳求读者不要忘记他们在东北的同胞。有人在1934年春天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很诚恳的期望贵刊关于这惨亡的东北，多提上几句。我们对于东北实在没有别的希望了，只有叫我们这些下层的大众们知道他，记着他，设法夺回他。”(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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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杜对南京外交政策的批评不断地增加，特别是在唐有壬专门取消了光复东北的军队以后。杜在1934年3月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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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一般民众，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天天希望政府出兵，收回失地。”现在这些希望破灭了。自那以后不久，他在关于满洲问题的文章中写道：我敢说政府已经忘记了这块广大的丰饶的土地。政府已在进行抛弃那些生活在敌人压迫之下的大众了……政府一向所标榜的对日政策，所谓“不承认伪组织”者，如何已转变为“默认”伪组织的存在；所谓“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者，如何已转变为“一面交涉，一面屈服”。(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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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向日本的每一次退让，杜均要对南京政府嘲讽一番。例如，1934年夏，他抨击南京修改关税和降低“敌货”的税率。(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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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抨击日本的文章甚至更加犀利。1934年11月，该刊重登了东北抗日战士传唱的歌曲，这些歌曲把日本人称为鬼子和害虫。像“军国主义的”“法西斯分子”和“帝国主义的”这类形容词经常被用来描述日本政府。(94) 该刊还抨击日本大亚洲主义的概念，称这个理论纯粹是帝国主义的幌子。杜特地对这个由日本领导人和汪精卫一道提出的、与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观点相似的思想进行挑战。(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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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敌乎？友乎？》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时，杜重远也对该文进行了批评。他称，日本帝国主义必然是中国的敌人，即便徐在这个问题上期期艾艾。杜注意到了这篇文章的明显用意，并称它的发表使人们担心政府将上日本人的当。他断言，中日提携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而不是在中国必须成为日本保护国的前提下。(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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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杜重远及其《新生》既让蒋介石、也让日本人感到恼火。作为发行量最大的中文刊物，它的反日立场显然违背了南京在中国打压反日情绪的承诺。但为什么南京要让这家刊物继续出版呢？就像对待《生活》一样，查封《新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处在公共租界中，这一位置使事情复杂化。该刊还拥有众多的和忠诚的追随者帮助其发行，防止邮局禁运。最后，以“犯罪”的名义，查封一家把日本帝国主义称为中国敌人的刊物，要付出政治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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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企图进行吓唬，就像它在其他场合所做的那样。1934年11月13日，上海一位与《生活》群体有关系的著名报人被暗杀了。(97) 死者史量才主持过上海最著名的报纸《申报》，并部分地控制着《新闻报》和其他报刊。史显然对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政策不满，他的报纸竭力要求南京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他与邹韬奋及《生活》的赞助者黄炎培过从甚密。史还与黄合作，并与青帮头子杜月笙合作，组织了上海地方协会，该协会为十九路军和东北的抗日战士提供资金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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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与蒋介石的关系开始变味了。《申报》对“剿共”战争不感兴趣。蒋和史曾一度进行过私人会谈，但未能解决他们的分歧。发生在上海城外公路上的史量才暗杀案通常被归咎于戴笠和蓝衣社。当时任军事委员会情报机构头子的戴和蓝衣社因在国民党时期搞了许多政治谋杀而受到谴责。(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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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暗杀确实在上海新闻界产生了恐怖效应。对一位如此著名的领袖、一名被看作抗战的倡导者的谋杀，全面打压了上海地区的媒体人士。甚至杜重远在某种程度上也修改了他的那些社论。与此同时，这次事件暴露了使用暗杀的问题。这次谋杀震惊了大众舆论。广东利用这次暗杀谴责蒋企图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如果不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南京无法用这种办法简单地消灭其对手。(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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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重远逃脱了暗杀，但他的刊物最终因日本的压力被查封了。在上海的日本当局利用一篇1935年5月4日发表的题为《闲话皇帝》的短文大做文章。以“易水”的笔名发表的这篇文章，对诸如英国、意大利、日本和暹罗历史上与同时代的皇帝的作用进行对比；它断言现代皇帝基本上都是傀儡。关于日本天皇，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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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们所知道的，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的名义而行，其实早作不得主，……日本的军部 ，资产阶级 ，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 。……然而目下的日本，却舍不得丢弃“天皇”的这一个古董，自然，对于现阶段的日本统治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就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一部分人的罪恶。(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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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以尖刻的语言对被说成是“可怜的”伪满洲国傀儡皇帝进行了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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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几乎没有引起直接的反响，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日本人去看《新生》。但随着河北危机的发展，日本的强硬派将这件事作为向南京进一步施加压力的途径。在天津的日本媒体谴责了这篇文章，他们称这篇文章侮辱了日本天皇和国家，并亵渎了日本的国体。争论从天津传到上海，那里的日本侨民协会和日本媒体对该刊进行了谴责。示威兴起了，在公共租界中日本人为主的地区，中国人商店的窗户被捣毁了。(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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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南京发表了《敦睦邦交令》之后，激进的日本组织指责《新生》事件证明了南京在这个问题上的虚伪。日本人在上海的《日日》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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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必须为像目前这期《新生》这样的事负责是不言而喻的，由于该党一直执行一条鼓励中国新闻界的出版物对本国进行贬损的政策是众所周知之事……在处理华北问题时，日本采用了一条终结蒋总司令两面派立场的政策。《新生》事件表明这位总司令仍然执行一条双重的政策，这个政策是远东和平的障碍。(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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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报回应了这个主题。它写道：“过去这些年里所有发生在中国的反日骚乱，其根源不言而喻都在于国民党。《新生》事件证明了在国民党领袖中依然存在着强烈的反日情绪。”(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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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官方向中国政府做出了正式抗议。令人不快的这一期《新生》在其出版前得到了上海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批准，所以，日本当局认为国民党要对这篇文章负责。6月24日，在上海的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会晤了市长吴铁城，要求该刊停刊，并要求惩治主笔。随着日本人居住区骚动的增加，东京又增加了另外的要求。7月2日，有吉明会晤了唐有壬，要求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正式道歉，禁止该党总部批准反日活动（与政府相对应的禁令），并从上海撤走像蓝衣社和CC派这样的反日机构。有吉强硬地指出，甚至上海党部也要关闭。为了向南京施加压力，日本第三舰队的兵力集中到南京，一旦日方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准备开战。(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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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媒体暗示《新生》和中国其他抗日团体介入了更大的阴谋。据说张学良及其派系支持杜重远。7月6日，《每日新闻》指责该刊和杜重远得到了上海地方协会的资助。那个机构据说是抗日活动的中心，赞助在满洲的抵抗运动，并向反日的地下（或称为“蚊子”）报刊提供资助。《每日新闻》指责杜重远曾积极地参与该协会活动，与杜月笙及已故的史量才一起合作。(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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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接受了日方的大部分要求。1935年7月2日，杜被吴市长下令逮捕，《新生》也因此停刊。它在1935年6月22日出版的最后一期，载有一篇直言不讳地痛斥中国政府在河北妥协的文章。(106) 在初审中，杜否认对那篇文章负有责任，声称他不知道“易水”的真名，并且由于那篇文章发表时他不在上海，他根本不知道此事。“易水”显然是复旦大学政治学系的毕业生艾寒松，他曾是《生活》和《新生》的撰稿人。(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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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电令各省党部，重申禁止党组织进行反日活动。这是该党发布的与政府《敦睦邦交令》相对应的命令。叶称：“国民党在中国对日关系的态度上，与去年1月由蒋介石总司令和汪精卫先生所明确阐明的南京政府的态度完全一致。国民党与政府一样希望日本和中国之间悬而未决的所有问题都能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108) 次日，即7月8日，叶解除了上海机关中7名审查者的职务，并为他的机构进行道歉。(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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