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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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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晚，驻扎在丰台的华北方面军士兵在靠近卢沟桥——西方所熟知的“马可·波罗桥”——的地方进行夜间演习。他们的行动是日军总的战争策略的组成部分，包括使用真枪实弹。在那个黑夜的某个时刻，有不明身份的人向日本人开了枪，随后点名发现有一名日本士兵失踪。尽管失踪者在20分钟之内就已返回，日本指挥官却不知此事，要求有权搜查靠近卢沟桥的宛平县城。中国的二十九军部队予以拒绝，日本的野炮开始轰击宛平，一场战争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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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日本人向北平市长秦德纯将军递交了常规的要求：中国军队必须从该地区撤出，必须保证这种事件不再发生，必须惩罚负有责任的军官，并且必须道歉。在过去的许多情况下，事件后总有同样的要求。而且，达成了一个解决方案。至7月11日，秦德纯已接受了日本人的大部分要求。双方均同意共同撤出军队。二十九军的士兵将从永定河左岸撤出，由石友三指挥的维和部队来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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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那时一场司空见惯的事件，最终会点燃中日之间一场持续了8年、牺牲数以百万计生命的全面战争呢？显然，即使在这次事件发生50年之后，中国人和日本人在评定战争的原因时，仍然分歧极大。20世纪80年代，一位日本内阁部长漫不经心提到日本人的行动可以部分地找到根据的话，或者，日本公立学校教科书的实质性修改，足以在中国造成反日的示威和一场中日关系的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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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似乎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战争的原因。日本史学家，至少日本学术机构中保守一方的那些人，把日本的对华政策几乎作为一个法定的辩护状，就像对东京战犯审判的判决所做的反应那样。他们花费巨大的精力，来证明日本人所有基于早期协议或协定的具体行动的合法性。例如，秦郁彦在研究导致卢沟桥事变的日本的行动时认为：“那次深夜演习是在《辛丑条约》所规定的军方权限之内，并非中方后来谴责的那样，是一次非法的举动。”(104) 另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岛田俊彦批评南京派遣税警团到山东，违反了《何梅协定》。他写道：“这是一种公然的反日举措”，南京“还想扩大中央军在华北的影响，目的是推翻冀察政权”。(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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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家从一个全然不同的角度做了分析。他们认为中华民族的迫切愿望是合理的，有权维护一个完整、安全的民族国家。从这个角度出发，像《辛丑条约》《西原借款协议》《塘沽协定》，以及《何梅协定》《秦土协定》这些法定和外交的协议，只不过是外国帝国主义的非法欺诈而已。满洲和华北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必须加以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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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中国人和日本人著述中存在着巨大分歧，卢沟桥事变及其扩大成一场重要战争的整个过程，依然混杂不清。尽管双方的说法针锋相对，但战争的最终原因，不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假如这场风暴被平息下去了，下一场也许马上就要发生。对这次事变及其后果的详细分析，已越出了本书的范畴，但以下仍做一扼要的叙述。三种因素是非常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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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7月7日发生的冲突不会被抑制下去。尽管在北平达成了解决方案，但中国二十九军与日本华北方面军之间日渐加剧的敌意，已变得无法调和，新的战斗在不断地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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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蒋介石政府不愿让中国军队退出卢沟桥重要的铁路终点站。尽管前一年的秋季宋哲元在丰台做了让步，但让出卢沟桥将使整个北平与南方的铁路联系全部置于日本人的控制之下。为了展示决心，蒋介石命令河南边境的中央军进行动员，如果战事扩大，准备向河北挺进。7月17日，蒋宣布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尊重中国主权，不得对冀察委员会做任何非法的改变，不得要求更换南京政府任命的任何官员，并且不得向二十九军施加任何行动限制。(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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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就在7月11日解决的消息传到东京前的几个小时，日本内阁决定调动5个师派往中国，其中3个派往华北，另外2个派往上海和青岛。至7月12日，日本的关东军和朝鲜军蜂拥进入华北。因此，卢沟桥事变成了“最后的关头”。各方——日本人、蒋介石和南京、二十九军的士兵，均到了无可退让的关头。日本人要求统治华北。在满洲、热河、冀东和察北沦陷时躲在一边的蒋介石，此时决心保持坚定的立场。中国暴涨的抵抗情绪，完全改变了政治局面。“攘外必先安内”再也不是一项可行的政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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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已经发生。数以百万计的人丧失了生命，中国的沿海城市被毁成废墟，大部分中国人口沦入敌人的占领之下。这可能是蒋介石的梦魇。他在德国的帮助下，如此精心建设的中央军，与他的大部分政治权力一起被打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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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本书送交出版社时，张学良已被释放，在他的90岁生日庆典后，被允许到海外旅行。他仍没有过多地评论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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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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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南京政府时代的论著，对这个阶段的描述，通常分歧极大。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支持者把南京的十年称为中国的建国时期。他们把蒋介石描述成在军阀时代的废墟上，面对外国的阻挠，英勇地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权。蒋从在长江下游的一小块基地着手，在他消灭了地方上的对手后，逐渐把南京政府的权威扩展到中国各个省份。这些著述告诉我们，至1937年，他已经建立了一支强大而又高效的国民军。像法币改革和工业化方案这些英明的政策，帮助南京政府创建了中国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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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学者看来，蒋在这个阶段中成功的关键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由于蒋认识到中国无法与日本的军事机器相抗衡，他尽可能长地推迟战争。国民党史学家认为蒋有一个消灭内部敌人和培养国家力量，以便中国将来与日本作战的精心备战计划。他们认为，他几乎就要获得成功。不幸的是，由于中共的谋略以及中国民众和张学良没有理解他的想法，中国被迫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进行战争，并导致了灾难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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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反对者则描绘了完全不同的场景。他们把南京阶段说成是软弱和动荡时期。当中国不放一枪把整个东北交给日本人的时候，这种软弱导致了日本的强硬派极其蔑视中国的军队，拒绝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像样的对手。事实上，当1937年日本进攻中国时，日本指挥官乐观地估计，南京政府可以在几个星期至多6个月内被击败。他们对中国军事力量的轻视，导致了这种灾难性的误算。这种观点认为，如果中国在1931年加以抵抗，日本可能会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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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中国的不抵抗，也注定了企图抑制关东军的日本温和派的命运。当极端分子以极小的生命代价取得了如此容易和深受鼓舞的胜利时，抑制关东军完全是不可能的了。由于关东军胜利的影响，日本的国内政治发生了剧变。军人掌握了权力，而政党的政治家们则成了明日黄花。因此，可以认为，蒋的不抵抗政策，帮助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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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批评者们也否认蒋所说的他有一个构建国家力量以作最终的抵抗这一精心计划。他们把20世纪30年代南京的外交政策说成是拖延和软弱的政策，而不是什么精心建设的战略。蒋对“剿共”战争的专注是避免解决棘手的日本问题的借口。为了迎合东京，蒋还放弃了诸如保护关税或国联的发展项目这些本来可以使中国强大的政策。诚然，蒋确实建立了其规模可以说与日本相同的军队，但日军在1937年时比1931年时要强大得多。另外，由于中国多年来的退让，日本已经在蒋抵抗前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东北、热河、冀东、内蒙古。日本已经破坏了中国在平津、山东、上海地区（1932年的停战协定限制这里的防御），甚至在福建和海南岛的防御，在这些地方，日本人的侦察为侵略扫清了道路。因此，蒋的批评者认为，南京的军队建设一直被日本的军备整顿和对中国的蚕食所远远甩在后面。“先安内”已经悲惨地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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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蒋介石在南京时代的成就，我们看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这些看上去矛盾的解释可以调和吗？实际上，日本问题对这一阶段的中国政治起着巨大而又复杂的影响。如果我们根据地方势力的内部竞争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那么，日本问题促成了更加伟大的民族团结。当1931年日本首次进攻的时候，中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只不过是一群名义上服从国民党的地方实体。在1928—1931年之间，南京时代早期的政治与军阀时代的政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蒋仅是同类人中的佼佼者而已。在他们之外，如日本，是其权力游戏中不可动摇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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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征服东北，改变了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对这个国家的生存造成了一种独有的外来威胁。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蒋的地位。日本通过征服他们的领地、击败其军队、并将其逼退，消灭了他在华北的许多对手。另外，日本对华巨大而无休止的压力，形成了一种新的民族共识，这在西安事变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就是中国只有团结起来反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威胁，而且，这时只有蒋介石具有领导这个国家的资格。当像西南联盟、福建叛军或西安的势力这些地方领导人，因蒋介石软弱的对日立场而对其进行攻击时，他们总是被怀疑怀着个人的动机。蒋的地方对手总是无功而返，无法在抵抗这个问题上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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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蒋介石无法利用日本问题来获益。在中国政治中，日本问题最大的后果是“民意”的兴起。一起又一起事件、一次又一次耻辱激怒了所有政治派别的中国人。学生、商人、士兵和政府官员被日本人看似没完没了的要求所激怒。在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军队中产生了强大的势力，本应潜在地用来巩固国民政府，但蒋介石无法利用这支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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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蒋努力建设一个可以统一中国的强大的国民政府，但他想要的是一个基于军事力量的保守、独裁的政权。他对群众政治运动持怀疑态度。这种独裁政权在20世纪已很普遍，没有理由设想这样的一个政权在中国会不成功。但这种政府缺乏像中共那样吸引广大农工群众的社会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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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寻求团结和力量的保守派政府来说，另一种可供选择的诉求就是民族主义。诚然，国民党运动已被作为一种民族主义运动建立起来；在蒋的领导下，它的社会方案被改头换面，民族主义是主要的思想支柱。中国许多保守的军事领导人认识到了民族主义的潜在力量。例如，阎锡山举起了抗日旗帜，也顺带进行反共。用利蒙·冯·斯拉克的话来说，他把抗日问题视为“一面旗帜，用来吸引可以帮助统治人民的有才干的人……他不愿或不能担负真正的结构性的改革……但民族主义是一种他能够尝试的吸引力，而不需要进行制度性的变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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