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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两分中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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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斯大林和罗斯福的雅尔塔密约，苏联在中国东北享有“优越利益”，这是势力范围的一种变相提法。而这种“利益”又通过8月15日的中苏盟约合法地确定了下来。8月12日，蒋中正和斯大林获悉了杜鲁门分别受降的安排，并未表示反对，后于8月17日作为盟军的“一号命令”如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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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在中国（满洲除外）、福摩萨及北纬十六度以北之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军及附属部队应向蒋介石将军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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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在满洲、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北之朝鲜半岛部分及库页岛境内之日本高级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军及附属部队应向远东苏军总司令官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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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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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北纬三十八度以南之朝鲜半岛部分及菲律宾之日本高级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军及附属部队应向美国太平洋舰队陆军总司令投降。[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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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声称命令的下达仅是为了协调盟军之间占领行为的便利，并不具有任何国际法意义，然而事实上却奠定了中国、朝鲜和越南被分割为苏美两强势力范围的基础。对中国而言，虽然没有说明，但该命令显然依据的是年初的雅尔塔密约。华盛顿尽管已有反悔之意，但由于从未认真考虑过战后中国问题而有所准备，一时间只能任由已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苏军长驱直入。[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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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莫斯科要求毛泽东与蒋中正合作的时候，8月16-17日，后贝加尔方面军的苏蒙骑兵机械化部队占领张北，并按照莫斯科指示未南越长城进攻华北重镇张家口，与适时赶来的八路军冀察军区郭天民部隔大境门相望。[140]向东在热河、辽西，苏先头部队于8月下旬不断遭遇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北进人员，起初几乎都予以缴械，但通过翻译获知是中共军队后，随即表示了热情的合作态度。从军事上来说，如果中共部队能够提供良好的支援，应该是苏军指战员所乐见的。从文化上来说，共同的话语迅速构成了联系双方中下级军官的纽带。在平泉，郝福洪支队三个连因翻译问题被缴械后，以拍胸脯称“我们是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取得了苏军谅解。[141]在赤峰，第十五军分区赵文进部从苏军那里接管了市政防务。[142]这是已知的日本投降之后远东苏联红军与隶属延安的中共军队的首个重要合作。随后在辽西绥中，第十六军分区曾克林部在缴械危机化解后，更成功地劝说苏联校级军官，以反坦克炮的火力，于8月31日支援八路军向西从等待国民政府受降的华北日军手里攻占了长城锁钥——山海关。[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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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大将是在8月17日下午才向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М. Василевский）元帅建议停战，并用无线电向所属部队下达了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和向苏军缴械的命令。苏军却复电将停战日期推迟至20日，对未及占领的南满大城市和工业中心——长春和沈阳实施空降，并有效控制。22日苏军进驻旅顺、大连，之后仍继续向南挥进，直到朝鲜半岛北纬38度线附近，并掠夺大量战利品。其中，据苏方公布的数据，包括686台坦克、861架飞机、2129辆汽车、1565门高射炮、2139具迫击炮和掷弹筒、11988挺机枪、30万支步枪等。[144]后来这些武器绝大多数给了中共部队。[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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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苏在东欧矛盾加剧，杜鲁门倾向于在远东限制苏联的势力。由于原子弹爆炸之后，莫斯科出人意料地提前进军中国东北和朝鲜，华盛顿虽想尽可能先占，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在“一号命令”中根据最初由马歇尔提出的北纬38度线为界规定受降区域。斯大林出于某种考虑，居然予以认可。[146]这就是朝鲜半岛长期对峙的由来。9月，苏联“普加乔夫”（Пугачeв）号将远东红军八十八旅第一营营长金日成（本名金成柱）连同其他65个朝鲜同胞运抵元山港。年轻的金日成很快被塑造成传奇式的民族英雄，成为朝鲜共产党-劳动党领袖，控制了半岛北部。[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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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国。8月24日，蒋中正召集国民党中常会与国防最高委员会，批准了《联合国宪章》。他在会上提出国民革命最重大的目标和最迫切的工作：“一为首先恢复东三省的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一为恢复我台湾及澎湖的失土。一为恢复朝鲜的独立自由”。[148]东北、台湾和朝鲜都曾是孙文的民族主义中明确提到过的“失地”。[149]主义的实现似乎近在咫尺，孰料将来此三地都会面临联合国托管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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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军队和苏军一样加快了进入东北的速度。8月28日，刘少奇对中央党校首批出发赴东北的干部讲话，明确宣布“我们决定还是派军队去”，表示“国民党还没有去，你们要赶快去抢”。[150]29日，延安命令所有待命部队，在“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和“为［苏联］红军所坚决反对之事我必须照顾”的前提下，化名东北军或义勇军，“应迅速出发”，“越快越好”，秘密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坐火车进入大城市”，目标是在广大农村和苏军未进驻的中小城市建立共产党政权和武装，在大城市建立地下组织；“必须完全控制”中苏条约规定范围以外的热河和察哈尔两省；同时破坏同蒲、津浦、陇海铁路，“铁轨、枕木全部移开、毁坏或埋藏，桥梁炸毁”，以减缓国民党军队北上和东进的速度。[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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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八路军落后的通信设备并未让这些指示及时传至前方部队。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怀里揣的还是延安8月11日火速进兵东北的命令，压根就不知道其后29日有关“不要声张”的指示内容。9月5日，曾克林率一千多人大张旗鼓地乘火车开赴已被苏军占领的沈阳，被从欧洲战场赶来、担任沈阳卫戍司令的科夫通·斯坦克维奇（Андрей И. Ковтун-Станкевич）少将用机枪拦截在火车站。这位苏联高级军官两天没有让他们下车。由于知晓莫斯科的外交政策，科夫通不敢轻易让这支武装入城。他在与曾克林进行的三次交涉中，以傲慢的语气质问道：“你们是什么军队？从哪里来？是谁叫你们来的？……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条约》，［莫斯科］最高统帅部是不会同意你们进沈阳的。”[152]科夫通立即向上级做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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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西北，苏联派“三星红徽符号”飞机10架轰炸了新疆乌苏精河国民党军驻地，新二军司令部的勤务兵数人及沙子山五七一团两连全部被炸死。这已经构成了对中苏条约的违背。重庆和莫斯科的矛盾陡然激化。[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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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的变故促使东北问题变得复杂。正是曾克林的误打误撞转变了中苏共产党的最高决策。9月6日，斯大林接到远东部队报告之后，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摒弃对国民政府的条约义务，复电命令他们接待八路军武装。[154]于是，当6日李运昌率5000人进入山海关时，苏军已接到通知派汽车出城迎接，并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甚至特地用5部电影摄像机记录了八路军进城的场景。7日，由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刚刚在欧洲战场崛起的马林诺夫斯基（Родиoн Малинoвский）元帅亲自接见并宴请了曾克林及其政委唐凯，整个过程由苏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琴科上将出面，元帅本人隐瞒了身份。席间，苏方竟然主动道歉，并解释了莫斯科的外交政策，还亲昵地说道：“我们现在……称你们为同志，我们是同志式的谈话”。接着，苏方表示，在此的中共军队可改名为东北人民自治军，“自治军就不会受到条约的限制。我们可以在东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55]这是莫斯科授权、帮助中共夺取东北的开始。需要指出的是，两国共产党此时确立今后合作仍采取隐蔽方式，一定考虑到了重庆和华盛顿可能的反应。[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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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两国共产党军队第一次口角的是，中共在协调东北老百姓与苏联老大哥之间关系时遇到了困难。曾克林的部队刚进入沈阳，就发现到处都有苏军抢劫事件发生，不少当地人前来报案并希望自己的中国同胞能主持公道。曾部随即向延安进行了报告，说苏军“衣衫褴褛，纪律甚坏”，又向当地苏军政治部交涉，要求他们严肃纪律。苏联人的答复是，他们到德国时就是这样干的，士兵们对法西斯极为仇恨，此时枪毙的违纪者最多已达一天二十多人。在苏联占领东北的最初三个月，尤其在各大城市，抢劫和强奸事件频繁发生，直到12月份，夜间此类案件仍时有发生，甚至包括中共的高级将领也因撞见苏联士兵抢劫而被枪杀。12月14日夜，松江军区副司令卢冬生（刘亚楼在苏联时的同学）在制止了一起持枪抢劫之后被未遂案犯从身后开枪打死。[157]中共中央采取的对策是一方面与苏军暴行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利用中苏盟约为苏联辩护。[158]蒋中正未能也未敢把握时机，像一年后中共抓住沈崇事件那样（事详下章），大肆宣传公开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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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曾克林与苏联占领军达成的初步秘密协议，八路军摘下臂章，佩戴东北人民自治军符号，从此获得了在东北各地活动的权利。[159]曾克林任东北人民军沈阳卫戍司令，同时铲除刚刚建立的国民党沈阳、锦州市党部，枪毙了“汉奸”和“反革命分子”，成立了沈阳市临时人民政府，由中共干部担负主持实际工作的副职。随后，中共部队以沈阳为中心，分五路接管辽宁境内各城市的工厂、军用仓库，收编部分原伪满洲国的军警，并收缴了大量日军武器弹药。在沈阳苏家屯日军军火仓库，包括曾克林在内的中共官兵“不顾疲劳，先后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步枪两万支，轻重机关枪一千挺，还有一百五十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在苏军未发现的锦州日军北大营，中共还缴获了“步兵炮、迫击炮二十八门，重机枪、轻机枪二百一十六挺，步枪三千二百多支，手枪一百五十多支，炮弹一百余箱，各种子弹五万余发，汽车二十余辆”。[160]经交涉，还获得了锦州小岭子飞机场的十几架飞机，但后来撤离时全部毁坏。[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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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东北的意外消息极大地振奋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因“在东北极好发展”，9月11日，胶东区吕易自大连返回后电告：“［苏联］红军某少将与之非正式接头。据称我在乡村活动，红军不加干涉，在大城市组织非武装之团体亦可”。[162]而冀热辽区李运昌报告说：“与苏军指战员在山海关开盛大联合会，他们表示援助我们……热河成立军区行署及专署，已通知苏军，他们表示尊重我们的政权和领导机关”，并详述了苏军允许中共帆船和轮船在辽东半岛登陆各地点。[163]刘少奇于是正式命令山东速派4个师12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经海路分散进入东北；[164]同时命令三五九旅尚未南下的第二梯队掉头北上；另外，命李运昌部以5个团接替苏军控制山海关至沈阳一线防务。[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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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蒋中正发现苗头不对，也频电在美京的宋子文，充分表达了对红军暗自换防的担忧：“美军此次对中国之运舰列于优先第四位，魏德迈屡与美国军部交涉，至今仍无着落，照现状，则美国供我运舰最早在十二月初旬……必致延误，俄军或因此借口自由撤兵，而让其防地归中共”，“此为最险之事也”。但华盛顿“态度并不积极”，说什么“东北接防事，应由中国与苏联交涉”。蒋闻讯骂道毫不相干，“对俄接防之交涉，自当由我政府依据条约与俄自行交涉”。他按捺住心中怒火，“惟要求提前借用运舰”，希望月底即可由上海运兵至大连“一万至二万人”，后陆续增加，计划“当在十二万人以上”。[166]蒋任命何思源为山东省主席，利用投降的日军以最快速度控制了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要地。就在刘少奇命令山东中共军队由海路进入东北的9月11日，美海军第七舰队占领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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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苏联方面明显加快了与中共暗自协调的步伐。9月15日午，一架漆着红五星的双引擎军用运输机降落在延安东关机场。[167]机上乘客包括苏军德米特里耶·贝鲁罗索夫（Дмитрий Белорусов）中校和曾克林。这是莫斯科授权东北苏军与延安在战后的首次接触。美军观察组随即将此消息向上汇报，但未获华盛顿的重视。这位中校军官遂以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代表的身份，向中共发出口头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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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莫斯科］红军统帅部的指示，蒋介石军队与八路军之进入满洲，应按照特别规定之时间；苏联红军退出满洲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八路军之个别部队已到沈阳、大连、长春、平泉等地，请朱总司令命令各该部队退出苏联红军占领之地区；苏联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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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这最后一句，实际上是暗示了苏联对中共夺取东北的许可。贝鲁罗索夫甚至还表示说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对八路军“抱深厚之同情”。[169]当日下午，中共方面由代理主席刘少奇在杨家岭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立即听取曾克林对东北情况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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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克林的报告说：一方面，“扩兵极容易。每一号召即有数百人”，他的部队由原先的两千左右发展到两万余人，增至10倍，其中一半为“收编保安队”，且“全为新式装备”；另一方面，“武器及资财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曾克林做证说目睹“有枪数十万枝，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苏联有意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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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只驻大城市及要道，各小城市及乡村无人管理，秩序很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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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不准许八路军及中央军进入满洲，但我们个别同志及我们部队不用八路军番号者，都可帮助并委为卫戍司令、市长及其他重要职务，因而得以控制资财及发展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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