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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完全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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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1日，哈尔滨市长杨绰庵在市政府前宣誓就职，市民欢呼雀跃；东北沦陷十有五载，一时间仿佛和平已然实现。外交部长王世杰自重庆发来电报，表示“美苏僵局，已于莫斯科三长会议打开。今后苏方当不易独自由之行动。国际全局好转。国共商谈重开，对停止军事行动，双方意见渐接近。其他问题，似可望妥协”。张嘉璈慨叹道：“王外长始终不明了苏方对于东北有其局部策略”。[1]政学系新锐杨绰庵只做了区区四个月的市长就被辗转北上的八路军三五九旅炮轰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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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1945年底开始苏联红军交给国民政府的只是一个个漂亮的俄国套娃：莫斯科不但仍旧控制着内部治安，而且还暗中资助东北的中共同志。中共军队和机关只不过暂时移驻城市周遭，且在苏军的协助下，发动农民清算分田，镇压反对派，并以关内来的部队为基础，成建制地扩军。据前首任哈尔滨市委书记的钟子云后来回忆，省委核心班子就住在距哈尔滨东25公里的宾县，同时苏联红军给予了莫大的支持：“不但供应生活用品，还提供武器弹药。把过去日军的军火仓库打开，利用晚上派各种车辆把枪支弹药源源不断地送给我们。使我们军队的装备得到了很大改善”。而“在四个多月里，国民党只是接受了政府机关里的一套虚设机构，和一座省政府办公大楼。外县的各级政权机构，他们一个也没能接收，一直掌握在我们的手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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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意图正是如此，它早已同过去日本一样将东北视作自己的禁脔。斯大林在此时与蒋经国的会谈中明确表示：东北工业之“战利品字样，不能取消。合办企业，可分为若干公司。一切在撤兵前商谈，撤兵后发表”。[3]苏联实行了将中国关内和东北区别对待的方针。当中共代表叶剑英、王若飞于1月1日求见重庆的苏联大使彼得洛夫，询问莫斯科有关马歇尔调处的指示时，大使托病不出，一秘列多夫斯基（Андрей М. Ледовский）仅表示“中国现有内政问题应由中国人民自己在没有外人干涉的情况下解决”。[4]当日，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也回复马歇尔说：“中共欢迎外来的友谊，但也希望盟国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5]然而两天后，苏联大使又明白告诉中共代表：“满洲问题完全除外，如要运兵及防止冲突，可向苏联交涉”。[6]次日，周恩来即表示：“在东北的行政管制与行政机构，应决于东北人民，给东北人民以民主。”意即国民党中央无权干涉东北已建立的共产党政权。1月5日，周恩来正式向马歇尔及国民政府代表张群提出停战须“满洲除外”的要求，他的理由耐人寻味：“我们承认东北问题的特殊性，因为它关系到政府接收东北的主权，牵连到美国协助中国经海路运兵到东北境内，应由国民政府直接与美苏办理，中共不参与其事”。[7]马歇尔当然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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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比马歇尔更快意识到苏联在国共谈判中无形的手。1月7日，张群提出将停战例外的范围扩大到华北原属“满洲国”的热河及其接壤的察哈尔地区，因为苏联占领军曾与国民政府协议，由政府接收赤峰、多伦及其以南地区。而这两个城市1945年秋天苏军就已交由中共管理。随着国共围绕这一问题开始争吵，马歇尔马上干预搁置争议，向蒋中正施压：发布停战令而不提赤峰和多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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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开始积极谋求苏联参加调处。周恩来在觉察到拥护苏联现有政策可能对中共实际利益产生损害时，申辩道“接收主权涉及苏联，讨论时应有苏联代表参加”。[8]1月7日，毛泽东亲自电告斯大林：“中国问题依然复杂。国共斗争有许多特殊性和曲折性，中共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所有这一切都应当充分认识到。美国插手两党之间产生的实际问题，对其效果所引发的后果，特别应当预见到”。[9]他希望斯大林能够干预。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指示周恩来争取苏联大使同意，再加上英国，组成三大国联合调处。[10]电报上说：“关于停战运兵，就我们方面来说，满洲一起解决不除外为好。但以美人领导之三人委员会及三人司令部即借此插入满洲，对苏不利，因而即对我不利。但若满洲除外，国民党即要求热察除外，并可能在将来拒绝和我谈判满洲停战与运兵问题，如此则满洲问题可能久延不决，对我不利”。延安明显发生了动摇，它要周即刻征询苏联意见：他们能否很快使我们与国民党谈判解决满洲问题？如果不能，我们可否在此次谈判中规定满洲也必须纳入停战令的范围之内？[11]1月9日，延安再电周恩来，要他明确通知苏联大使，表示希望修改“满洲除外”政策的意愿：中共中央急切要求达成全面停火而且苏联大使至少参加有关满洲问题的国共谈判。[12]然而莫斯科始终不愿走到明处，以马歇尔和蒋中正并未正式提出为由，表示了拒绝。[13]延安随即指示：“谈判停战协定时东北、内蒙古除外，这样对我方有利”。彭真也在东北局号召“乘这一时机，在西满打一仗”。[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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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蒋中正实在熬不住马歇尔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游说，终于向其让步。[15]1月10日，张群表示此次停战令可以不触及热察。国共达成关内停火协议：停止一切战斗；除另有规定者外，停止一切在中国境内的军队调动。“另有规定”即包括“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16]但另一方面，国共双方又各自秘密下令迅速抢占战略要地。重庆命令各军尽快控制军事要地并解除日军武装以免中共军队利用；而延安除命令各军区“坚决彻底消灭”蒋之进攻以外，特别指示东北局“应速谋发展”，与苏军商量“从一些次要地区撤退交我接受”，必须控制靠近苏蒙地区的一切要点。[17]军事调处执行部随即在北平协和医学院挂牌，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合法进驻，政府代表是军统的郑介民，美方则是公使级代办饶伯森（Walter S.Robert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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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主导下的停战协议使得中共在东北的地位立时合法化。苏军一改原先遮遮掩掩的口气，承认东北有延安的武装。张嘉璈在停战令生效的翌日记下：“今日发生数种事件，显示苏方变易态度……苏方答称……因蒋主席与中国共产党已下令双方停止冲突……苏方与共产党毫无联系，如系不攻击苏军，苏方即不予［过］问。以往苏方谈话中，从未露出中国共产党字样，今公然提出，即所谓非法武装已公开化。亦即苏方将以不愿与共军冲突为词，而拒绝协助我方接收。”中共态度趋硬。[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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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停战协议生效的时候，完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蒋系第七十一军运抵南满地区，尚有四个军在陆续运输中。1月13日拂晓，跃跃欲试的中共东北局发动了辽东重要港口——营口争夺战，并一直持续到14日凌晨5时，不惜一切代价夺回了营口，对手是半美械、原关麟征国民党第五十二军骨干第二十五师，且有苏军卡车掩护。[19]马歇尔接到报告后，于1月24日向国共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军调部向营口派出停战执行小组。他非常清楚东北在国共、美苏间的特殊地位，希望借派遣执行小组的方式来缓解那里不断升温的紧张局势。蒋中正因怕得罪斯大林而拒绝美国人去营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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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苏联此刻态度的摇摆却构成了中共在关外也主张停火的重要原因。延安对下解释说：“苏联不会助我内战，但可助我与国民党获得妥协”。中宣部随即转向“教育全党全军与各界人民，不要幻想蒋会真的变成民主派”。[21]在征得苏联大使馆首肯之后，中共立即同意停战小组进入东北。[22]延安在1月16日给周恩来的指示电草稿中原有“其余一切只能宣传，只能拖”字样，可能觉得过于悲观，复又勾去，改为“让其拖下去，拖之责在他不在我”，明确宣布“他现利于速绝不利于拖，愈拖我愈强他愈困难愈被动”。[23]这也是符合事实的。1月24日，苏联使馆警告周恩来“营口及东北绝不能打，据他们确实所知，在满洲发生战争，尤其是伤及美人，必致引起严重后果，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入满的绝大危险”。随后，中共中央压制跃跃欲试的东北局“在长春路及长春路上一切城市避免与国民党发生战斗……营口、盘山确系在十三日二十四时后夺回，则准备退出该两城”，并准备迎接马歇尔的停战执行小组，利用营口与国民党谈判，要求其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刘少奇明确指出：“现全国停战业已实现，东北亦必须停战，整个国际国内形势不能允许东北单独长期进行内战”。[24]因此，马歇尔看到的是一个积极支持向东北派执行小组的周恩来，并且在讨论实际草案时周要求不限于军事问题并确立国民党军进驻的时间表。[25]周恩来向苏联汇报：“美国人现在干得不坏，他们试图帮助中国恢复秩序并停止骚乱。这样，同时帮助国民党及共产党……鉴于此，中共也打算利用他们［美国人］目前的行动来加强自身的地位（стремится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их нынешни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чтобы усилить свои позиции），即便将来可能还得面临一些挑战”。[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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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虽在东北军事问题上表现和缓，但在经济上却毫不松口；与之相对应，美国则紧急干预苏联在东北不断膨胀的经济要求。1月14日，苏军经济顾问、国外贸易部远东司司长斯拉特阔夫斯基（Михаил И. Сладковский）向张嘉璈催促合办东北重工业事，云价值22亿工矿交还中国，但另值38亿者必须中苏合办，甚至有些由苏方控股，包括抚顺煤矿。[27]1月19日又有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径直向蒋中正面呈了有关战利品及合办企业的声明。28晚，蒋中正将此透露给经渝返美的哈里曼，并表示他不会给苏联所要求之东北企业的产权，但为了防止苏联继续拆除工矿设备及破坏东北经济，他打算给苏联一些其他的补偿。哈里曼毫不掩饰自己的反苏情绪，表示这完全是“一起破坏和盗窃案件”，并且向国务卿贝尔纳斯指出，苏联现在的要求已经超越了雅尔塔和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如果我们现在为了让俄国人不要战利品，而默许他们要求中国放弃对这些重要工业企业利益的话，俄国就会控制满洲的工业和经济，这将严重影响美国的贸易利益及整个门户开放的政策”。他要求国务院立即对苏联施加压力，并称已征得马歇尔将军的同意。[28]斯大林则斥“门户开放”为“帝国主义之侵略手段，故中国一面开放门户，一面应准备关闭门户”。[29]这个时候，九个美英记者出现在东北更平添了苏联的猜疑。[30]苏美在东北经济问题上矛盾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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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莫斯科对华盛顿做出强硬表示，再度食言而改变政策，不但并未如期撤出东北，反而将已撤走的部队又派了回来。马林诺夫斯基发表声明：“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希能采用简单迅速办法解决，不愿第三者，又不愿东北再成为反苏根据地”。[31]斯拉特阔夫斯基也强调“不愿见有第三国”问题。[32]这第三者指的就是美国。蒋中正逐渐意识到苏联已将自己的撤军与华北美军挂钩，“美军如不撤退，则俄军驻东北之部队亦不撤退也”。[33]苏军秘密将辽阳、鞍山、本溪煤铁纺织区的政权正式交予中共东北局，“并由双方签字，该区以南（包括安东）苏军不再交给国民党，对外暂不公布……旅顺、金州完全归苏军长期驻兵”，更以“大连为自由港”而不准国民党驻军。中共则以旅大公安总局名义组建万人规模的武装警察部队；这些武警在建制、管理和训练上都从属于辽东军区，实质为正规军的预备队，先后共有14300余人被成建制地送往战场。[34]马林诺夫斯基甚至要沈阳卫戍司令科夫通做好“长期留在东北”的准备。[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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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时候，苏联与英美之间的矛盾表面化。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要求苏联人民为不可避免地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战争做好准备。2月22日，苏联战斗机在旅顺上空袭击了美机。作为回应，3月5日，丘吉尔选择在杜鲁门的家乡密苏里州发表演说，这就是著名的“铁幕”演说。传统意义上的冷战即是由此拉开序幕的。然而就中国局势来说，这不过是国共冲突加剧的蝴蝶效应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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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对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坦言，苏联正在着手准备下一场战争并且决不容忍对东北的“外国干涉”——当然，指的就是美国。苏联人还明白告知他们不会让国民党把东北开发为工业基地，除非与美国断交。他们甚至还表示在西伯利亚发展成强盛的军工基地以前，东北只能保持落后和不发达状况；但如果国民党答应上述条件，苏联政府就可以援华重建，当然合作的区域首先还是在东北。[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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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东北停止党部活动、忙于高层经济谈判的时候，中共东北局则发展壮大。他们甚至受到苏军鼓舞，而一度向延安请战：“现战局发展已消灭了敌人五个整营……估计二三日内尚可再消灭敌人一部，我士气甚旺，建议丙丁暂不找美蒋谈东北停战问题，待打至相当阶段或美顽打我时再谈如何”？[37]“丙丁”是重庆中共代表团的代号。毛泽东“甚喜”“甚慰”，并表同意：“你们在打了这一［仗］之后，还可能再打一仗，望加注意。如美蒋立即答应停战，你们亦还可再打一星期到十天，在士气甚旺时停下来是有利的”。[38]中共抓住机会发展北满。2-3月，三五九旅到达哈尔滨，市郊即驻有中共军队主力部队1.1万余人，占据了22个县城。[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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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对美则是沿袭往年策略，积极利用马歇尔的求和心理而共同施压于蒋。周恩来分析美国人“鉴于赫尔利的失败，必须站在国共矛盾之上以便操纵国共双方，而不能站在国共矛盾之中，使他们丧失调解人资格，故我们可利用美人此种态度来争取自己地位……马歇尔允再次向蒋催问”；[40]又复表现出对马歇尔的迎合，以达到“中立美国”的目标。周恩来甚至以美苏关系为饵游说马歇尔，表示中共愿意成为美苏之间的桥梁，缓和两者在亚洲的冲突。[41]这对年迈的马帅不无诱惑。当时盛传毛泽东要去苏联养病，毛还特地要周恩来传话给马歇尔表示，如果要出国的话，他愿意先到美国去看看，因为那里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马歇尔听后非常高兴，表示立即向杜鲁门报告。[42]3月4日，马歇尔来到延安，毛泽东特地要求《解放日报》提前刊登了《欢迎马歇尔将军》的社论。中共还举行了隆重的大型招待宴会和歌舞晚会，这一次马歇尔也没有发任何脾气。毛泽东当然不会在此时忽略苏联的感受。次日晨，他尚未起床就让师哲请来苏联代表阿洛夫，解释说：“昨天举行了一次隆重的招待宴会，你知道了吧？气氛相当热烈。但马歇尔只能在礼堂里作客，却不能像你一样坐在我的寝室里同我聊天。你明白了吗？我想，无需再作多的解释……”[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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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还是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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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就在国共关内停火协议发布的同时，政治协商会议召开。马歇尔可谓雷厉风行，双管齐下。中国国民党、青年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代表38人与会。其中，国民党势力影响下的共有13人（除其本党8人外加青年党曾琦等5人），而共产党得11人，余下4人亲国、4人亲共、6人尚在两可之间。表面上看，好像是国民党派人数占优势，实则中共方面更加整齐划一，国方内部派系众多，于是主张分权的反倒占与会者的多数。[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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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蒋中正在政协开幕辞中标榜“满足人民的愿望，解除人民的痛苦，保障人民的自由”，并且称“中国必须实现民主”，然而，可惜他并不知民主为何物，只知道“宪政没有实施以前，人民真正的意志，还没有充分表达的途径，我们大家的责任，却是十分的沉重”。[45]作为政治家，他其实关心的不是民生疾苦，而是头脑中幻想出来的与私欲相结合的主义信仰。任而无责，就是蒋中正一生最大的过失。傅斯年曾将他比作希腊悲剧中的英雄形象：“其力量同时亦成为其缺陷。那些令他声名鹊起并在抗日战争中挽救中国的性格特质，却恰恰是我们通往民主之路上的绊脚石”。[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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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中正的授意下，国民党代表提出的改组政府建议仍旧是换汤不换药，不仅只是在现有政府基础上增加人选，而且就总统一职亦规定享有许多排他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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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当然表示反对，并以美国人提供的纲领作为攻击政府的“合法根据”。延安明确指示周恩来：“改组政府必须坚持不低于杜鲁门声明与三国公报的水平……不许多数党在政府中超过三分之一”，并且以之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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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队国家化问题亦不能低于杜鲁门声明，我应明白表示非有广泛代议制政府则军队无法统一。对此问题，我应坚决转入主动，广泛发动舆论指出，国民党的庞大军队是中国军队不国家化的基本关键，必须首先要他彻底国家化，要各党派无党派共同管理军委军令军政军需军校军队，不许排斥异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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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方不接受我之要求不要紧，不会破裂，他唯一的内战法宝已受约束，而我则有三国公报与杜声明的合法根据（对此应大力宣传）。如我现迁就他而参加政府交出军队，则我有受严重约束和损失的危险。[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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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抗议的同时，逐步进行地方政权的构建。随着各边区控制面积和职能的扩张，民政机构也进一步细化，开始成立铁路管理局、公路管理局、河务管理局和邮务管理局，形成各自独立的经济行政实体。同时各级政府都实施军管，提出了“一切服务于战争需要”的口号。[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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