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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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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迈将军自1946年春返美之后，因中共反对而未能继赫尔利之后如愿出任驻华大使，作战部重新任命其为第二军军长，驻守马里兰州的米德堡。直到1947年夏，马歇尔鉴于中国状况持续恶化，才又想起了这个天津时代的老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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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夏天，华盛顿的国会山气氛炽烈。以共和党参议员范登堡（Arthur H.Vandenberg）、布里吉斯（Styles Bridges）和众议员周以德（Walter H.Judd）、佛瑞思（John Vorys）为代表的著名“援华集团”向民主党政府的对华政策发出强大攻势。为了顶住这一压力，国务卿马歇尔不得不将把持远东事务长达三年的范宣德调去瑞士，由巴特沃斯（Walter Butterworth）接任，并考虑派遣身为陆军将领的魏德迈为总统特使赴华“调查情况并尽快返回报告”。他的理由非常充分：“他总体上熟悉中国事务，尤与重要官员相熟稔，亦甚为委员长所尊重”。[123]随后，魏德迈于7月9日获得总统签发的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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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立即前往中国对其现实及可能的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情况做一评估。在你调查的过程中，保持与当地美国外交和军事人员的联系。当与负责的中国官员及领导人讨论时，你要表明此为一事实调查团，美国政府唯有在中国政府能够就中国复兴实施有效举措提供令人满意的证据时，才会考虑提供援助，而且任何援助必须接受美国政府代表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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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作评估的时候，最好不要预先怀有某种支持义务的情愫或者赞助那些与美国健全之对华政策不符的中国政府计划。在报告使团调查结果时，你应尽量简洁声明你估计所拟援助之性质、程度及可能的后果，以及不援助的后果。当使华结束后，你再去韩国短暂访问，尤其就韩国经济援助计划及该国总体政治经济状况作一评估……[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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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魏德迈使团飞抵南京。很快，蒋中正敏感的民族主义神经就为该使团缺乏礼数而触动。23日，蒋接见魏德迈，发现他竟“未带有杜鲁门信件”，暗地责备美国要么不守外交规则，要么不拿中国当国家看待。24日，蒋又说美国“直视中国非国，并视为劣等民族”，“不仅以中国与已亡之韩国并视”，而且远不如对待仇敌日本，甚至感慨道“美诚视余奴隶之不若矣，焉能使我有志国民不反美、仇美！”[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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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三周内，魏德迈先后访问上海、北平、天津、汉口、沈阳、抚顺、青岛、济南、台北、广州，其中以东北和台北观感最差，军队的腐败及“以征服者自居”让魏德迈触目惊心。8月19日，魏德迈返回南京，与蒋中正长谈6个半小时。结果双方彼此失望。蒋再次强调“美国对华政策与行动之矛盾及其不守信约之事实”，表示“此实为美国之耻也”。[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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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魏德迈于8月22日应蒋中正邀请发表演讲，他当着国民政府60余位高官及蒋本人的面，直言其军政官员的贪污、腐败和无能。总体来说，魏德迈的讲话是中肯而坦诚的，并未发现有任何偏激或歧视的成分。整个讲话内容可以说是使团调查结果的浓缩，主要表达了对政府、军队与人民三者之间关系的意见。对于中共，魏德迈明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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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的第一年中，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除尽或至少减至最低限度是可能的……我相信中国共产党的运动不能用武力击败。今日中国正遭受一种外来思想的侵略，而非强大军事力量的侵略。我以为唯一可以战胜这种思想的方法是以另一种更符合人民意志、获得人民支持的思想与之斗争。这就是说中央政府在政治上及经济上要肃清贪污无能，以求得平等公正，并保障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个人自由。简而言之，中央政府不能以武力击败中国共产党，而只有通过立即改进政治及经济的状况以争取人民群众忠心的、热烈的、至诚的拥护。在我看来，这些改革的时效将决定中央政府在共产党猛攻之下是屹立还是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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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迈最后表示：“我知道我所讲的许多意见不合于中国的传统。但我细心地研究了孔子的哲学，我深信所有这些意见与孔子所讲述的品行的要义完全一致。我对大部分中国人民的贤明的判断和合礼的言行怀有信心。我诚恳地希望诸位能以我适才批评的同样精神来接受我的评论。”[127]据说，就连蒋中正的义弟戴季陶，听完之后，竟至泣下。别人问他，魏德迈说了什么坏话让你难受成这样。戴回答说：“问题就在于他说的完全不是坏话而是纯粹的事实。吾从政国民党26年，从未感到如此之羞辱”。[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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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蒋却不以为然，反以为忤。他此后半个月都耿耿于怀，几乎天天都在日记中雪耻：“实为外人公开侮蔑我政府之最难忍辱者”；“我政府决不能再向美国求借外债，即使吾人饿死，亦不可再向人乞怜”；“依赖则成为奴隶，成为附庸矣”。[129]蒋中正并不是那种可以虚心纳谏的人。他自我辩解说魏德迈是受了“共党及其外围分子宣传之影响”；[130]或者是马歇尔为报复史迪威事件而“以其国内责备马不援华，恐其侮华政策失败，乃特派亲华之魏来华视察后，令魏作反华之丑态，以掩其罪行”。[131]蒋对美国的怨恨随之达到顶峰：“［美国］企图毁灭我本人，以达其统制中国之目的，其加我之诬陷，更甚于共匪与已往之日俄，是乃万料不及者……其恣睢灭裂犹如此也。”[132]但就国民党军腐败问题而言，熊式辉也曾于1943年私下里对蒋说：“军风纪之败坏，类皆由于官兵生活之受压迫，食不能饱”。蒋当时就有些不高兴：“师团长好者，士兵痛苦较少，并非食不能饱”。[133]但是说到熊式辉，在魏德迈使华的过程中，蒋任命陈诚取代熊为东北行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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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魏德迈上述的善意批评还算中肯有效的话，那么，他的成果很快被接下来严重的技术性错误一笔勾销。8月24日飞南朝鲜之前，这位美国总统特使不理其媒体关系顾问的劝告，执意公开发表了一个措辞严厉的离华声明。声明直指“身居要职之无能及腐败官员（不特在国民政府机构中，在省及市机构中尤甚）”及“大部［分］官员行为不检，声名狼藉，贪污或无能，或贪污与无能两者兼而有之”。[134]尽管声明和演讲内容本身俱是事实，但却体现出美国人自始至终对自己切实干预中国事务的举动全无深思熟虑的觉悟。对于这种低级的外交失误，连魏德迈本人事后也承认：“不但未能促进我心中的事业，我却为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恶毒攻击火上浇油。不但未能达成建设性的愿望，我却协助动摇了委员长的地位并且无意间诋毁其执政能力”。[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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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魏德迈的报告及时换来了美国中断一年之久的援华物资，那还另当别论，可惜并未如此，反而在舆论上助长了国内阻止援华的声浪。原先为数不少的美国记者评论已对国民政府“政治军事经济颇多不利表示失望”，使得“多有疑我［国民党］因军事不利，故为危言耸听，欲牵美陷入漩涡，不无转引、反感”。[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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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魏德迈在访南朝鲜后返回华盛顿，向杜鲁门提交了厚厚的报告书。这本较为公正的报告书在总论的第五段即对美国1945年以来的对华政策提出了含蓄的批评：“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中同意俄国重入满洲，其后又对国民政府停止援助，间接便利了苏联在远东的计划”。[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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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迈迅即建议将东北战事乃至整个中国局势由中国政府提议而置于联合国监管的制度以内，否则“满洲将被卷入苏联的范围之内，并且或将永久脱离中国”，而美国的“任何援助必归无效”。随后，报告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各方面做了评估，明确指出恶性通货膨胀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核心问题，内战而引起的军费开支对于收支严重失衡的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迫使其依靠滥印纸币来暂时弥补预算的亏空，但只能造成物价上涨的恶性循环，并推测政府的外汇资产只能维持到1949年初。在军事上，“国民党必须保卫许多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交通联络线。显而易见，大量国民党军队从事这种防守任务不能移动，而共军的战术则使其军队有几乎完全的行动自由”，这种状况造成了中共军队在东北、山东和河北等地的主导性地位。但与此同时，他也明确做出预警：“美国对国民政府扩大军事援助可能引起苏联公开或暗地里对中共给予类似的援助——后一途径似更有可能。正如1935年的西班牙，可能产生又一个意识形态冲突的战场。该地区的此类发展，将如同欧洲和中东一样，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魏德迈不无同情地写道：“对国民政府努力改革所得成效的批评应有所缓和，须考虑到八年抗战带给中国的艰难困苦以及反抗共产主义的负担和它为盟国事业所做出的牺牲”。因此，对中国政府尤其是弹药和汽车零部件的迫切要求要立即予以协助，同时扩大美军顾问团的任务范围，但避免以任何方式卷入与中共的实际战斗当中。总结来说，国民政府在经济、军事、政治上所面临的危机都非常严重，这主要是由于国民党的不作为和苏联的积极作为而造成的；鉴于中国重要的战略价值，美国政府应提供及时有效的援助，但这种援助又必须是有限的，必须以国民政府的切实改革为依据。[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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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朝鲜半岛，魏德迈报告书指出它与中国一样，“政治、经济和心理上的问题互相交织，全都复杂而且日益难于解决”。由于苏联抵制履行1945年12月由三国外长达成的莫斯科协定，美苏联合委员会陷于僵局。斯大林的企图已经昭然若揭，即“确保在朝鲜［建立］一个共产党主导的政府”，并且，“苏联极有可能会撤退其占领军，并因此诱使我们也行撤退，因此，北朝鲜人民军构成对南韩的潜在军事威胁。一旦苏联确信北朝鲜傀儡政府及为其组建之武装，在没有苏联军队实际参与的情况下，足够强大并且经过充分灌输以至能够依赖来实施苏联目标的时候，上述情况，就很可能发生。”[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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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报告如果当时能引起美国高层的重视，历史可能就不会如后来发展的那样。遗憾的是，国务卿马歇尔在未读之前，即已建议杜鲁门将报告列为最高机密而禁止任何人泄露；[140]读过报告之后，则表示“此一［国际托管］建议，当时若予公布，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意指国民政府无力统治其领土，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141]马歇尔曾要求魏德迈删除有关建议，然而对于魏德迈来说，这简直就是他报告的核心部分，因而拒绝。国务卿遂一直将报告列为“最高机密”，直至1949年白皮书的发表才予公开。魏德迈本人的反应自然是不满与无奈，他表示“事实上所有的意见都曾事先与蒋介石委员长在极其友好的气氛中商讨过。因此今天［仍］确信发表我的报告不会给我的政府或者中国、韩国人造成难堪。如果我是错的，那么随后在1949年的白皮书中公布我的报告则为严重的外交失误”。[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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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正如马歇尔所预计的，蒋中正不可能同意将东北乃至全中国交付国际托管的建议。他曾因与胡适午餐时听闻魏德迈有关中国交由美国托管的建议，而“不禁心寒胆惊”，谓“美国陆军之狂妄荒唐竟至于此耶”。[143]1947年1月6日下午，马歇尔在离华前夕，曾与蒋随意提及美国参议员最近提出“由一个美英苏三国做出努力来为中国的事务提供稳定性影响的方案”。据马歇尔的报告，当时委员长的反应非常激烈，随即发表了带有抗议性质的长篇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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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尔塔会议就满洲问题——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做出决定而没有提到中国政府的消息传来令人大感震惊，这是中国人民根本无法谅解的。我［蒋］本人由于了解到当时的某些情况而接受了这项决定，但是仍然感到这一行动和美国政府的传统立场不相吻合，这样的决议在中国将长时期地激起深刻的不满。而且，1945年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就中国问题所采取的行动是对中华民族尊严和主权的侵犯。在宣布这一行动的后一日苏联大使曾拜会我并对我说，虽然苏联政府默认了所采取的行动，但认为此乃不智之举，而这样的行动是由美国政府建议的。请转告总统，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我还是中国政府的首脑，就不会接受涉及苏联政府或英国政府插手中国内政的行动。如果一定要采取这样的行动并强加于中国，我将辞去政府主席的职务，因为这对中国政府和人民都是不能容忍的，而且是一种侮辱。[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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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蒋对魏德迈一行的观感，他不太可能理性考虑魏氏建议的实质。蒋的民族主义情怀既不喜将中国与朝鲜相提并论，也反感魏德迈临行前所有的批评言论。他在日记中写道：“魏德迈使团所加于我国者为骄横，为侮辱……对我民族之贱视，几乎以我为其殖民地犹不如也，不堪再忍矣”。[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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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马歇尔所谓尊重中国主权的借口也过于牵强，正如蒋中正在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时所抱怨的那样，马歇尔、罗斯福、杜鲁门在决策的时候似乎很少会将中国的主权问题作为优先考虑的因素，否则也就不会有雅尔塔密约，苏联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就不会那么理直气壮，甚至斯大林还会按照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建议不出兵东北。那么，美国也不会就中国东北问题与苏联发生如此激烈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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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魏德迈报告有侵犯中国主权之嫌，但其中诸如保证国民党军迫切需要的弹药供应以及提供经济援助等技术性建议，亦被同时搁置，而未及时付诸实施。不独是魏德迈，连司徒雷登也曾报告过中国弹药严重缺乏的问题。[146]究其原因，到底还是马歇尔的内心深处有着对于国民党难以磨灭的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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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10月初，调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宋子文来到香港拜会反蒋领袖李济深，据宋透露，“担任广东省省长并不是蒋介石的主意，而是美国政府的授意。美国政府对蒋很不满意，想让宋子文、孙科、张群等取代蒋介石，领导政府与共产党进行和谈”，希望李参与，并说服老部下陈诚、张发奎、余汉谋、薛岳等和桂系共同反蒋。[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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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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